亚洲象的“奇幻漂流”：哪里宜栖居？国家公园能否成为新家？
进入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亚洲象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供图
最近一段时间，“大象旅行团”几乎“住”在了热搜上。两群大象从老家——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子保护区出发。一群北上500多公里，大摇大摆一度逛到了昆明境内；一群南下滞留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威胁着科学家60余年来收集的1300多种珍稀濒危植物。
网上的声音渐渐从惊奇、调侃变得趋于理性。前段时间还笑言“昆明欢迎你”的网友们，也开始担忧“接下来该怎么办？”“它们还能回家吗？”
“野生动物对人类、人类对野生动物，都有心理上和事实上的安全距离。”亚洲象研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对《中国科学报》说，他最担心的是，这种安全距离正在一次又一次被打破。
“一方面，中国的生态保护工作初见成效，亚洲象等野生动物的种群有所恢复；另一方面，栖息地的破坏和碎片化，却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张立说，“这是问题的根源。”
繁衍生息、“人丁”渐旺，却发现已经找不到家了——这绝不是亚洲象一种动物面临的烦恼。
大象和人，都想有个家
研究亚洲象20多年来，张立见证过太多人象冲突的悲剧，给他的研究生做饭的一位野象谷老板娘，就是死在了大象的脚下。
“中国的农夫和大象无法共处。”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这本著作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史教授伊懋可得出了如此结论。
早在数千年前，大象还游荡在今天的河北地界，即便后来环境变化，它们也能适应大半个中国的气候。河南修水电站时，曾经挖掘出亚洲象的遗骸。河南的简称“豫”，字形里就藏着一头“象”。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步步进逼，大象在中国大地上一路退却，最后只剩下云南省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零星栖息地，种群数量一度跌至150头，可以说是“退无可退”。
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加强，国内亚洲象的数量缓慢回升到300头左右，但依然处于濒危状态。但就是这么少得可怜的亚洲象，依然能引发激烈的人象冲突。2010年，保险公司估算了西双版纳100多头大象给当地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是437万；2017年又涨了近两倍——1253万元。与此同时，大象伤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仅2019年，就有14人因云南野象肇事而死亡。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状是，一方面，来自人类的干扰从未止息，新的耕地还在继续嵌入亚洲象本已所剩无几的栖息地；另一方面，大象苦于现有环境满足不了它们的生存和种群发展需求，也在持续向外扩散。这些因素都会让人和象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进一步加剧人与大象的冲突。”张立说。
最近张立接受了很多采访。每一次，他都会强调一个数据：近20年间，中国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面积缩小了40%以上。“不管你分析大象迁移有哪些原因，都不能忽略这个最残酷的事实！”
橡胶、茶叶等产业，是大象栖息地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但棘手的是，这些产业对当地人来讲，无疑就是命根子。
当越来越多的原始森林被开发为橡胶园和茶园，饿着肚子的大象就不得不走出家门，奔向农民的果园和庄稼地。
而这一次，它们走得更远了：一路“象”北500多公里，行程震惊全国。
国家公园能不能成为大象新家？
日前，在人们的围堵和食诱下，象群开始向西南方向掉头。
在此之前的5月31日，专家组第一次成功摸索出了引导象群的经验。他们选择了青玉米、菠萝、香蕉这些香气浓郁的食物，布置在预设道路上，同时对通向市区和乡镇的道路进行封堵，终于让大象“走上正途”。
理想的前景是，随着一线工作组的经验积累，这样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象群能在人们的引导下，通过较为安全的道路，走到适宜栖居的地方。
但这又回到了老问题：适宜栖居的地方在哪里？苍茫大地，何处是家？
在近期的媒体报道中，多位专家都提到，应当专门为亚洲象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
近年来，国内先后在12个省份开展了三江源、祁连山、神农架、武夷山、钱江源、南山、普达措、海南热带雨林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张立告诉《中国科学报》，早在2016年左右，云南省林业部门就已经在规划亚洲象国家公园，他本人担任该国家公园的规划评审专家组组长。但他能明显感到，人们担心，建设这样一个国家公园会给地方经济民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亚洲象生存的地方，人口非常密集。相比之下，祁连山、三江源等国家公园试点，人口要稀少很多，这是最大的区别。”在曾研究亚洲象种群遗传的《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看来，要想实现亚洲象国家公园这个理想，还是横亘着不少阻碍。“建设国家公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人迁走。这可不是件轻飘飘的事儿。”
在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生活着一群特殊的老百姓。他们是20年前从千里之外的昭通市大山包乡搬迁来的，搬家的原因是那里建立了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从2011年起，野生亚洲象开始进驻江城县，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巨大损失，还曾出现人员伤亡。
“如果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类似这样的村镇可能还面临着搬迁。”何长欢说，“要避免'生态移民，一移再移’的情况，从一开始就要非常严谨地开展有预见性的长期规划。”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洲象研究中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发表的论文《亚洲象国家公园探索与思考》中，理想中的亚洲象国家公园被描述为：各类自然保护地有机整合，片区之间的连通性得以增强；亚洲象栖息环境和社区居民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人象空间的重叠度逐步降低，通过资源合理利用反哺亚洲象保护；高效、协调的跨行政区域管理体制基本建立，跨境合作得到强化……
不管亚洲象国家公园的愿景是否遥远，有些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
张立建议，由于近年来橡胶价格持续走低，已经不再是当地群众的首要致富路径，可以考虑通过林权流转等途径，实现一定程度的“退胶还象”，同时为老百姓找到更好的替代生计。此外，一些区域虽然没有大象居住，但却是它们重要的迁徙廊道，接下来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生态修复，恢复保护地之间的连通，改变栖息地高度破碎化的现状。
张立曾做过一个研究——生活在勐养子保护区里的村民，希望在保护区里的采伐集体林种上更有经济价值的橡胶和茶叶。虽然这部分保护区的面积只占9.67%，但经他们测算，如果改种经济作物，整个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就会下降大约40%。
“这40%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村民的角度来说，可能是采集大红菌、竹笋等优质林下农产品获得的收入。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热带雨林提供的巨大碳汇。如果未来全国的碳交易市场成型，就可以将这些保护区的生态价值变现，通过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反哺当地经济。”张立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大象！不只是大象
据中国科学家在《生物保护》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国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显示，2004~2014年，109种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受威胁哺乳动物的状况有所改善。
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6万~7万只恢复到2015年的20万只，受威胁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大熊猫、中华斑羚和海南新毛猬等均从濒危变成易危。
而包括亚洲象在内的一些物种，虽然受威胁等级没有变化，但也初步扭转了持续下降的态势，种群规模稳中有升。
当我们为这些数字感到欣慰的同时，另一些新闻也频频触动我们的神经。
雪豹袭击家养牲畜；棕熊袭人并破坏房屋；野猪局部泛滥，糟蹋庄稼、反攻人类……
而从闯村咬人的东北虎“完达山1号”，到浩浩荡荡“逛吃逛吃”的大象旅行团，今年一连串的野生动物事件显然更加重磅，影响也更为深远。
“今年的动物们是怎么了？”不少人在网上发问。
“时间上或许是巧合，但我想这也折射了某种趋势。”何长欢说，“根源还在栖息地上。”
“对许多物种来说，只要繁殖能力不是特别低下，数量也没有跌破功能性灭绝的红线，只要把盗猎等行为管住，数量就会慢慢多起来。”中山大学博士后黄程对《中国科学报》说，他曾在普洱地区研究过5年亚洲象，“但栖息地的改变很多时候是不可逆的。人与动物的这种关系变化也是不可逆的。以大象为例，它们习惯了农田那样大量集中、唾手可得的食物，要转回去吃传统的自然食物，也很难”。
黄程认为，从近期这些事件来看，国内依然缺乏野生动物管理的专业技术型人才，更缺乏应对野生动物突发事件的行业规范。什么情况下可以麻醉动物、转运动物，什么情况下最好引导动物回到原栖息地，什么情况下必须启动异地安置方案……都没有明确规定——“动物已经'兵临城下’了，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
2019年，美国媒体报道，一度野外灭绝的墨西哥狼经过圈养繁殖和重新野放，回到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恢复区。但由于这些狼不断杀死农场主的牲畜，在野生动物管理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村民之间引发了剧烈的冲突。
“这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黄程说。
而对那些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撤退，终于稍有喘息的动物们来说，“回家”之路也许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