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敦儒的饮酒与词心
【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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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敦儒（1081—1159），字希真，洛阳人。绍圣谏官朱勃之孙。他在唐宋词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汪莘把他与苏轼、辛弃疾相提并论，认为是词中三变之一，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
唐宋以来，词人多矣。……余于词，所爱喜者三人焉：盖至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也。[1]（P270）
朱敦儒承上启下，继承了苏轼的旷达风神，也开启了稼轩豪迈之风。有趣的是，不仅辛稼轩“尤好称渊明”，苏东坡、朱希真也好称渊明。可以说，朱敦儒词在继承发展东坡词风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用歌词来表现自己不同时期的生活经历、命运遭遇、心理变化等，明显具有抒情自我化的特点，开启和影响到了后来辛稼轩、蒋竹山词的创作风貌。
“以隐逸命官”[2]（P662）的朱敦儒在秦桧专权的时候，受到秦桧的关注，被援引到他府上给自己的孙子当家庭教师，一失足成千古恨，从此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3]（P41）的陶渊明保持自我独立人格、不为五斗米折腰精神境界的可贵。他感叹道：
而今心服陶元亮，作得人间第一流。[4]（P8453）
朱敦儒说得很明确，在他心目中，陶渊明不仅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是“人间第一流”的诗人。刘克庄认为，朱敦儒是在“岂非深悔晚出之误欤” [4]（P8453）的情况下道出此语的。无独有偶，叶嘉莹先生在谈到陶渊明时也联想到朱敦儒附和秦桧时的不得已，她说：“陶渊明作了归隐躬耕的决定，以致他的妻子儿女都得跟他受苦，这使我想起了南宋词人朱敦儒。朱敦儒晚节不终，附和秦桧，不是他自己愿意那样做……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朱敦儒晚年的不得已，那我们就会知道陶渊明现在的决定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5]（P117-118）可以说，叶嘉莹先生不但高度赞扬了陶渊明的人格个性与人生态度，也对朱敦儒抱有深切的理解之同情。“而今心服陶元亮，作得人间第一流”，正是“晚节不终，附和秦桧，不是他自己愿意那样做”的老年朱敦儒在历经人世沧桑、世态炎凉后对陶渊明所做的最终评价，也是朱敦儒对陶渊明人格个性与人生态度的最高礼赞。
其实，“心服”陶渊明的朱敦儒在某种意义上继承和发展了陶渊明的人生思考、文化性格与创作风貌，以至胡适先生谈到朱敦儒时指出“词中之有《樵歌》，很像诗中之有《击壤集》（邵雍的诗集）。但以文学的价值而论，朱敦儒远胜邵雍了。将他比陶潜，或更确切罢？”[6]（P168）确实如此，朱敦儒在描写山水、抒写性情、阐发人生哲理方面颇多自然天真之处。其不假修饰而天然自成的歌词，很能体现陶诗的思想内涵与审美风貌。
一
朱敦儒一生祸福无常，命途多舛。宋人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朱希真出处”条对朱敦儒的生平进行了简单扼要的介绍：
朱敦儒字希真，洛阳人，绍圣谏官勃之孙。靖康乱离，避地自江西走二广。绍兴二年，诏广西宣谕明橐访求山林不仕贤者，橐荐希真深达治体，有经世之才，静退无竞，安于贱贫，尝三召不起，特补迪功郎，后赐出身。历官职郎官，出为浙东提刑，致仕居嘉禾，诗词独步一世。秦丞相晚用其子某为删定官，欲令希真教秦伯阳作诗，遂落致仕，除鸿胪寺少卿，盖久废之官也。或作诗云：“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长安。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王侯着眼看。”盖希真旧尝有《鹧鸪天》云：“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露支风敕，累奏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醉千场。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殿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最脍炙人口，故以此讥之。淳熙间，沅州教授汤严起刊《诗海遗珠》，所书甚略，而云：“蜀人武横诗也。”未几，秦丞相薨，希真亦遭台评，高宗曰：“此人朕用橐荐以隐逸命官，置在馆阁，岂有始恬退而晚奔竞耶？”其实希真老爱其子，而畏避窜逐，不敢不起，识者怜之。[2]（P662）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当时波诡云谲的政治形势下朱敦儒跌宕起伏、悲喜交集、欣慨交心的人生概貌。
朱敦儒本是“曾为梅花醉不归，佳人挽袖乞新词”（《鹧鸪天》）的放浪词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南宋迁岭文人，他同样是秦桧高压政治下的牺牲品，因与秦桧的政治对手李光过从甚密而被罢官。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五：绍兴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辛卯载：
朝散郎两浙东路提点刑狱朱敦儒罢。右谏议大夫汪勃论敦儒专立异论，与李光交通，望特赐处分。上曰：“爵禄所以励世，如其可与，则文臣便至于侍从，武臣便至于建节；如其不可，虽一命亦不容轻授。”于是敦儒遂罢。[7]（P2520）
又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别集类载：“（朱敦儒）初以遗逸召用，尝为馆职。既挂冠，秦桧之孙壎欲学为诗，起希真为鸿胪少卿，将使教之，惧祸不敢辞。不久秦亡，物论少之。”[8]（P535）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陷入人事纠纷而无法自拔是人生的常态。在风雨飘摇、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朱敦儒这个“清都山水郎”也不能幸免，他被卷进宦海风波中沉浮迭宕，饱受折磨，正所谓是：“有奇才，无用处。壮节飘零，受尽人间苦。欲指虚无问征路，回首风云，未忍辞明主。”（朱敦儒《苏幕遮》）他的作品在南宋迁岭文人中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下南宋迁岭文人复杂变幻的生存状态与人生命运。
因靖康乱离，朱敦儒写下 “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水龙吟》）的名句，他感叹“秦嶂雁，越溪砧，西风北客两飘零”（《鹧鸪天》）。这位“北客”也因靖康之乱，来到西江流域，与西江流域结下了不解之缘。高宗建炎初，朱敦儒为了避难，南奔由江西越南岭入两广，客居南雄州（今属广东）。张浚奏赴军前计议，辞。其后又南奔，活动于西江流域的肇庆、德庆（今属广东）、南海（今广州）和藤州、梧州（今属广西）一带，朱敦儒在西江流域生活了大概三年多的时间，他在这里用诗词来纪行抒怀。
对于一位诗人来说，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是需要发现美的眼睛。在南渡漂泊中，迁岭文人朱敦儒用他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描绘出了西江流域的自然风景之美与他生活在其中的欣慨交集之情。由于朱敦儒善于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能够调节自己的心情，他在充满坎坷的生活中活下来，活到了七十九岁（卒于1159年），得享高寿。朱敦儒活过了与他纠缠不清的权臣秦桧（卒于1155年），终于能够在秦桧死后，重返宁静闲适的生活，用自己的一枝如椽妙笔揭示出人生的真谛，也给世人提供了大量具有特别重要的警世效果的浮生悟语，像一副清凉剂，警醒和滋润着世人浮躁干涸的心灵，让世人通过阅读他的词作从而能够获得片刻的解脱与安宁。
在宋室南渡这样特殊的社会背景与创作环境下，南宋迁岭文人的创作，既有时代的特点，也有地域的特点。试看朱敦儒所作的《浪淘沙·康州泊船》：
风约雨横江。秋满篷窗。个中物色尽凄凉。更是行人行未得，独系归艎。拥被换残香。黄卷堆床。开愁展恨翦思量。伊是浮云侬是梦，休问家乡。[9]（P204）
词中“风约雨横江”的“江”就是西江，邓子勉校注《樵歌》谓此词作于绍兴初年秋，时在康州（今广东德庆）。这首词是朱敦儒在西江流域所作，反映了他当时的生活环境与情感意绪。卓人月《古今词统》评此词道：“真伤心人，作假旷达语。”[9]（P205）“旷达语”，只有在“真伤心”时才能体现出来。人在快乐开心、春风得意之时，无所谓旷达。而“旷达语”如何分辨真假？为何说朱敦儒的旷达语是假的呢？我们认为,他词中的“假旷达语”展示了一种消极却又达观的情感意绪，是唐宋词史上情感内容的一大转变，表现了词人面对人生苦难而又无可奈何的困境时所采取的一种达观超脱的人生态度，虽然可能是消极的，却是生命幽深处的真情实感，具有精微迷人的审美特质。
唐宋词中表达的思想感情有消极悲观的，也有积极乐观的，还有消极达观的。北宋秦观、晏几道等词人是“真伤心人”，他们所作之语也都是“真伤心语”，不作“假旷达语”，他们在词作中尽情地宣泄自己的苦闷伤心，悲观失望，不求解脱。读他们的词作，就像是读一颗被泪水浸泡的心灵。东坡词的风格特征明显与他们不一样，他的“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等，表达了积极乐观的情感意绪；但在北宋党争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的险恶政治环境下，东坡词中表现更多的是“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西江月》）、“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八声甘州》）、“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笑劳生一梦”（《醉蓬莱》）、“十五年间真梦里”（《定风波》）、“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的情感意绪，虽然显得消极，却也反映了他在面对人生苦难而又无可奈何时旷达超脱的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1]（P270）。朱敦儒的词作继承与发展了苏轼词中的这种人生思考，表达了相似的情感意绪。“真伤心人”的朱敦儒与苏轼一样，无论他的词是“真旷达语”，还是“假旷达语”，都能够给人以一种解脱与安慰，能让人从充满苦难又无可奈何的生活困境中超越出来。
这种“旷达语”在朱敦儒词中表现得比较普遍。如：
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看透虚空，将恨海愁山，一时挼碎。免被花迷，不为酒困，到处惺惺地。饱来觅睡，睡起逢场作戏。休说古往今来！乃翁心里，没许多般事。也不修仙不佞佛，不学栖栖孔子。懒共贤争，从教他笑，如此只如此。杂剧打了，戏衫脱与呆底。[9]（P45）
（《念奴娇》）
生活越是困难重重，词人越是热爱生命的清静可喜，越是看淡人间的浮名浮利，越是珍爱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在朱敦儒的看破、放下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如他在绝笔之作《西江月》所说：
元是西都散汉，江南今日衰翁。从来颠怪更心风，做尽百般无用。屈指八旬将到，回头万事皆空。云间鸿雁草间虫。共我一般做梦。[9]（P260）
朱敦儒通过这首词，表现出他对人生虚幻无常、短暂易逝的深切感慨，似乎又让读者回到了庄周梦蝶的美妙意境中。在当时高压政治下文丐奔竞、世态炎凉的社会环境里，朱敦儒通过自己的如椽妙笔抒写了他对人生、社会、自然的理性思考与看法。他的遭际命运、喜怒哀乐之情及他的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都在《樵歌》中生动活泼地体现出来了。他的作品确实如胡适先生所说，“是一剂药” [9]（P469），可以医治人世间那些心中充满忧愁苦闷的人。在他的《樵歌》中，表达旷达思想、浮生悟语、尘外之想的作品数量众多，十分引人注目，我们试图选择饮酒这一题材的作品来对朱敦儒乐观旷达的文化性格与面对人生苦短而应及时行乐的人生思考做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二
朱敦儒词中有许多饮酒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颇能展示他的真性情，传达出他对人生、宇宙、社会的哲理思考。酒能消愁，亦能激发诗人豪放旷达的情感，诗人在豪饮后往往能够吐露出浮生悟语甚至是豪言壮语，在酒醉后更加能够展现自己旷达解脱的形象。陶渊明说“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酌》）；苏轼说“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满庭芳》），“君看今古悠悠，浮宦人间世。这些百岁光阴几日，三万六千而已。醉乡路稳不妨行，但人生、要适情耳”（《哨遍》），“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这些都反映了文人们在喝酒时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与生活方式。杜甫在《赠李白》中也将李白饮酒时的豪迈旷达的心灵解脱模式揭示出来了：“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10]（P1415）李白在“痛饮狂歌”之时能够“飞扬跋扈”，杜甫为他这位不羁的好友勾画了一幅传神的肖像，同时也透露出了豪饮与旷达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南宋迁岭文人朱敦儒在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方面受苏轼的影响，与陶渊明、李白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他们都喜欢喝酒，也都热爱自由。“敦儒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师，将处以学官，敦儒辞曰：'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固辞还山。”[11]（P13141）这样的志行和经历也导致朱敦儒在文学创作时自然而然地学习模仿并继承发展了他的诗人前辈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心理解脱模式：喝酒—醉眼看世界—看破、放下的自然转化，也时常在喝酒乃至豪饮之际展示出了自己乐观旷达的心胸。正如胡适所说：“词中之有《樵歌》，很像诗中之有《击壤集》（邵雍的诗集）。但以文学的价值而论，朱敦儒远胜邵雍了。将他比陶潜，或更确切罢。”[6]（P168）一语中的。我们知道，陶潜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伟大诗人并驾齐驱，是少有的具有大胸襟、大气魄、大人格的诗人。而胡适先生将朱敦儒与陶潜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两人作品的文学价值相似，这是非常高的评价，反映了胡适独特的眼光与见解。
具有“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的朱敦儒在情感的丰富与醇厚上近似陶渊明，也接近李白，他像个真正追求自由与快乐的“清都山水郎”，享受着优游自然山水的乐趣。试看其名作《鹧鸪天·西都作》：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露支风敕，累奏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醉千场，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9]（P133）
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太白形象。正是在“醉千场”“醉洛阳”的情况下，朱敦儒表现出“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的无畏豁达与“天资旷远”的“神仙风致”[12]（P163），从而具有了“多尘外之想”的“清气”[1]（P270）。
酒醉能够让人暂时摆脱对功名利禄的追逐，在官场热闹繁华生活的诱惑下，在一片干谒奔竞的风气中，在充满挫折与困苦的漂泊流离生活里超越出来，保持心灵的安宁与清净，在纷纷扰扰的尘世中寻求自救与解脱，坦然自若，以看破、放下眼前的一切烦恼作自我调节，自我排遣。如朱敦儒的这两首《西江月》道尽了人生的虚空无奈及词人欲从中寻求解脱的心理模式：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幸遇三杯酒美，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9]（P262）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9]（P264）
俗话说“万般皆天命，半点不由人”“人生由命不由他”“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些浮生悟语与朱敦儒的小词醉歌一样生动具体地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与文化心理。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评价道：“天资旷远，有神仙风致。其《西江月》二曲，辞浅意深，可以警世之役役于非望之福者。”[13]（P700）吴从先《草堂诗余隽》评道：“上有居易俟命之识见，下无行险侥幸之心情。”“此乐天知命之言，可为昏夜乞哀以求富贵利达者戒。”[9]（P263）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评道：“二词一意，是病热中清凉散，毋忽其浅率。”[9]（P263）这些词评家都从心理调节与精神抚慰功能的角度给予了这两首词以极高的评价。
朱敦儒“而今心服陶元亮，作得人间第一流”，他十分崇拜陶渊明，自然会时常想到渊明的人格精神与人生境界，在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方面与陶渊明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这就导致他的《西江月》中所表现的思想意蕴、艺术构思与陶渊明的《饮酒》诗有一脉相承之处。试看陶渊明的《饮酒》：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
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14]（P239）
（《饮酒》其一）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
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
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
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14]（P261）
（《饮酒》其十）
梁启超先生在评价其中的“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时指出：“这两句名句，可以抵七千卷的《大藏经》了。”[15]（P280）《大藏经》是佛经，其中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可以帮世人淡化消解生活中遇到的苦闷挫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陶渊明的《饮酒》诗表现了他在饮酒之际对人生、宇宙、社会等一系列问题的哲理思考，体现出他乐观旷达的胸襟气度，给人以启迪和超脱。朱敦儒饮酒题材的词作充分继承与发展了陶渊明诗的这些特点。
除此之外，朱敦儒的这两首《西江月》与杜甫的《曲江》二首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是在发现人生的短暂无常后采取了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这些伟大的诗人们都能够站在通观历史的高度上来探究人生的真谛，从而形成了一种精微深刻的人生思考与旷达乐观的文化性格。为了便于读者比较，现将杜甫的《曲江》二首全引如下。其一曰：“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其二曰：“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传，暂时相赏莫相违。”毫无疑问，这两首杜诗也是写豪饮旷达心胸的抒情佳作。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对这两首诗有很精彩的点评，认为：“前一首，着意在花，带出'酒’字。后一首，着意在酒，带出'花’字。……小堂翡翠，不过小鸟，而今日现存，即金碧可喜；高冢麒麟，虽是大官，而今日不在，即黄土沉冥。'巢’字妙，写出加一倍生意。'卧’字妙，写出透一步荒凉。'江上’者，又于生趣边写得逝波不停，便宜及时寻乐。'苑边’者，又于死人傍写出后人行乐，便悟更不能强起追陪也。如此二句十四字中间，凡寓无数悲痛感悟。因结之云：物理既一定如此，细推又深悟其然，然则浮名之与行乐，我将何去何从，孰得孰失也哉？……承前一首，遂力疾行乐也。八句，通首是痛饮，诗却劈头强安'朝回’二字，妙！便是浮名绊身四字一气说下语。而后首'懒朝’二字，亦全伏于此矣。'酒债’说是'寻常’，妙甚！须知穷人酒债，最不寻常：一日醉，一日债；一日无债，一日不醉。然则'日日典春衣’，一年那有三百六十春衣？'每日尽醉归’，三百六十日，又那可一日不醉而归？如是而又毕竟以酒债为寻常者，细思人望七十，大不寻常，然则酒债乃真是'寻常’。真惊心骇魄之论也！'日日’'每日’，接口成文。”[16]（P76-78）金圣叹从老杜饮酒时的人生思考与生活态度来分析解读《曲江》二首的妙处，十分深刻精辟，真是目光如炬。我们认为，杜甫在“莫厌伤多酒入唇”的基础上“细推物理”，从而得到“须行乐”的结论。这明显深刻地影响到朱敦儒在“日日深杯酒满”时思考人生，感悟到“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从而采取“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的生活态度与行为方式。他们的心灵解脱之道与陶渊明在“饮酒”时体会到“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的心理模式若合符契，都是在人生困顿失意而又无可奈何之际饮酒消遣、排忧解闷、思考人生，从而扬弃苦闷悲哀，获得了精神上的宁静安详。
由此可见，朱敦儒的《西江月》二首，虽然是写自己饮酒时的醉态，却吸收了前人的精神养料，正像陶渊明、杜甫、苏轼的诗歌一样，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普遍认同的旷达闲适的人生态度与文化性格，在无可奈何的饮酒之词中表现了对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思考，这样的哲理思考非常深刻却也易于被中国人所广泛接受。可以说，我们许多中国人身上都有朱敦儒的影子，朱敦儒仿佛不是古人，他似乎就活在我们身边。他的饮酒词作唱出了我们许多中国人面对人生苦难而又无可奈何时的正常心理反应。因此，我们也可称这样的词为“哲理化之词”。
三
这种“哲理化之词”在朱敦儒的《樵歌》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正如王鹏运指出：
希真词于名理禅机均有悟入，而忧时念乱，忠愤之致，触感而生。拟之于诗，前似白乐天，后似陆务观。至晚节依违，史家亦与务观同慨。[9]（P467）
邓子勉先生也指出，朱敦儒的这类词，“无不说明随缘任运、自在自得、认识自我本来面目、以求圆满的禅机名理” [9]（P9）。值得注意的是：朱敦儒词中很多表现人生哲理、“名理禅机、均有悟入”的词是他在喝酒时所作，是表现其醉酒后的人格个性与人生态度的。试看：
生长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莫笑衰容双鬓改，自家风味依然。碧潭明月水中天。谁闲如老子，不肯作神仙。[9]（P122） （《临江仙》）
我不是神仙，不会炼丹烧药。只是爱闲耽酒，畏浮名拘缚。种成桃李一园花，真处怕人觉。受用现前活计，且行歌行乐。[9]（P251） （《好事近》）
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9]（P242） （《好事近》）
渔父长身来，只共钓竿相识。随意转船回棹，似飞空无迹。芦花开落任浮生，长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9]（P244） （《好事近》）
一个小园儿，两三亩地。花竹随宜旋装缀。槿篱茅舍，便有山家风味。等闲池上饮、林间醉。都为自家，胸中无事。风景争来趁游戏。称心如意，剩活人间几岁。洞天谁道在，尘寰外。[9]（P189） （《感皇恩》）
可见，朱敦儒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了人生的闲情逸致，在“爱闲耽酒”“池上饮、林间醉”“花间相过酒家眠”中获取了精神上的宁静与闲适，而宁静才可以致远，闲适才可以“慢慢走，欣赏啊”，才可以领略到山林云水的优美动人，从而在诗酒风流、自然大化中寻找到精神的避难所、心灵的栖居地，创作出感人肺腑而又启人深思的名篇佳作。
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指出：
中国人也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由于孔子注重世俗的思想影响，中国人一直讲究实际。“乐天知命”就是幸福生活的普遍的座右铭。这等于说：“要知足，不要责怪命运，这样就能活得幸福。”如果愿意的话，你尽可以把这叫“宿命论”，然而它却毫无疑问是乐观的。[17](P212—213)
朱敦儒的小词可以说为朱光潜先生的这一观点提供了绝佳注脚，生动具体地反映了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与文化性格。通过对朱敦儒作品的阅读与研究，我们确实也能够像朱光潜先生那样“更重要的是我从此较清楚地认识到我本来的思想面貌，不仅在美学方面，尤其在整个人生观方面”[17](P4)。孔子“五十知天命”，他不但“知天命”，而且“乐”天命，中国人的人生观大多数是这样“乐天知命故不忧”的。朱敦儒文学创作的妙处也正在于他能通过小词艳歌，把喝酒时体验到的这种人生哲理阐发得淋漓尽致，将他的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进行了诗语表达。我们在仔细咀嚼朱敦儒饮酒词中的浮生悟语、旷达情思后，既能深刻地感受到迁岭文人在酒醉之际的乐观知足，也能更进一步地理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的具体表现，从而“不仅在美学方面，尤其是在整个人生观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有更加深刻具体的领悟。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有奇才，无用处”（《苏幕遮·酒台空》）的朱敦儒为何如此喜欢饮酒，并在饮酒词中频繁展示自己的浮生悟语、旷达心胸，原来他只有真诚地相信命运并且“乐天知命”，才能过上“幸福生活”。而“幸福生活”，岂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希望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人生目标？词学大师龙榆生先生在评价朱敦儒的《樵歌》时指出：
由于作者胸襟的开展，以及奔竞名利心比较淡泊，因而对自然界的感受，也就有了一种潇洒清新的气象，摄收到笔端来，洗尽尘埃，自然超妙。[18]（P355）
此评价十分精辟，先得我心。这种淡泊名利的开阔胸襟来自忧愤之后的无奈，是无可奈何的旷达，“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的人生态度与人格个性，正是词人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明日阴晴未定”后的自然选择，是经历苦涩伤痛后的洒脱，是苦难给人生的最好礼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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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楹（1976— ），男，江西于都人，文学博士，肇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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