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金成： “大蒙古国”国号创建时间再检讨
作者：曹金成，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本文原载于《文史》2020年第2辑及中外关系史研究和资讯。
一、问题的缘起
元初文臣王恽在其为创建国号所陈之文中曾说：
由此可见，国号的创立是彰显古代王朝肇基的头等大事。不过，王恽在后面又指出：
哈萨克斯坦影视中的蒙古帝国版图
二、“大蒙古国”1211年建号说之史料考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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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 |
地域 |
官守 |
政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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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辛未）二月，大风。七月，太白昼见。九月，雷。十一月己酉朔，日食。○大朝建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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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六日，度除宝谟阁直学士，十二月六日，磨勘转朝议大夫。 |
度于城南、北增养济二院，屋百间，院各度一僧掌之。所养贫民，以五百人为额，春夏则稍汰去。每岁用米一千五百斛、钱二千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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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 |
《至正金陵新志》之记载 |
《大金国志》之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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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熙五年/明昌五年（1194） |
大元兵助金爱王大辨攻金。 |
爱王大辨据五国城以叛……掌书记何大雅说爱王曰：“……不若求援于大朝为讨之。”爱王许诺，遣大雅往聘，约以其子雄为质……许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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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六年/承安五年（1200） |
大元兵破上都，围和龙。 |
自爱王叛后，北兵连年深入……十二月丁酉，陷大都城，围和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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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四年/大安三年（1211） |
大朝建号。 |
大朝乃自号大蒙古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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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五年/崇庆元年（1212） |
大元兵围燕京。 |
大军自蒲（兴）〔与〕路取三韩，哨骑二百先至顺州，举朝相顾，不知为计……大军至城下，一屯仁皇寺，一屯大安门……攻顺阳门、南顺门、四会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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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七年/贞祐二年（1214） |
金宣宗迁都汴。 |
大名守余崇义奏乞迁都，有旨集议于明阳殿……都于汴，众犹以宫孝迪之言为然……（十月）二十四日，驾入汴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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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八年/贞祐三年（1215） |
大元破燕京。 |
大军至居庸关……纵兵攻燕，不逾月陷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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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十五年/兴定六年（1222） |
大元兵自回鹘灭西夏。 |
大军自回鹘往攻西夏，西夏国亡。 |
《大金国志》则记载：
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1211年建号说的最早史源
李心传书“鞑靼款塞蒙国本末”条云：
对比上引李心传书史文可知，除了详略不同外，黄震与李心传的叙述模式完全一致。因此，黄书的内容也来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约成书于南宋末年的《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一书[34]，在嘉定四年“余嵘使虏，不至而复”条下云：
不过，细绎李心传的行文，不难看出，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此条标题为“鞑靼款塞蒙国本末”，说明叙述的对象应以鞑靼为主，间及蒙国，而从正文具体内容来看，这一条目应是他在杂糅组合有关漠北部族的不同材料后编订而成的。因此，在介绍“黑鞑靼”成吉思汗侵金并置燕云行省后，插入了其他材料中“又有蒙国者”的史文（见下划波浪线文）[37]，但马上又将叙事主线回归到鞑靼身上：“至是鞑靼乃自号大蒙古国，边吏因以蒙鞑称之。”并进而自己产生疑问：“然二国居东西两方，相望凡数千里，不知何以合为一名也。”殊不知成吉思汗本身就是蒙古部人。故而可以肯定，在李心传当时接触到的某一份材料中，“大蒙古国”国号创建的时间应是设立燕云行省之年。
《羌胡出猎图》[局部]（南宋）陈居中
女真人形象
据学者研究，燕云行省建立于1217年[38]。显然，以上诸书对李心传所记“大蒙古国”国号产生的时间理解有误。那么，1217年说又是否可信呢？当然，李心传本人严谨的治史态度，以及其书对于宋史研究之重要性，已为学界共睹。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撰修史书时，能接触到大量的本朝源文件与私家著述[39]。不过，若仔细深究的话，其实“鞑靼款塞”条的史源并不明朗，虽然现在已无法逐句考知，但仅就蒙古置燕云行省一句来说，恐怕得诸道听途说者为多。其中最大的纰缪是将太师国王木华黎误为“撒没喝”。其下文行间注又云：
“摩㬋罗”即木华黎之异译，“合谋理”为木华黎前二音节之倒误。可见，“山东人”的说法与史事更为接近，可惜李心传在正文中并未采纳。既然李心传对蒙古军在华北地区最高军事首脑的名字都不甚了了，那么其所述“大蒙古国”国号创建于置燕云行省之年的说法，也就很难让人接受了[41]。另一方面，燕云行省在当时实际上具有临时战区的性质，对于草原上游牧的蒙古人来说，此项建制并没有独特的政治意义，很难将其作为国号创建的标志性事件[42]。因此，关于“大蒙古国”国号创建的具体年代，仍需要进一步梳理史料重新加以研究。
四、悬而未决的国号创建之谜
既然“大蒙古国”国号产生于1211年和1217年的说法，都无法成立。那么，对于这一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1221年出使蒙古的宋人赵珙在其《蒙鞑备录》中记载[43]：
从这段材料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条信息。
其一，蒙古人当时并没有汉式单字“国号”、“年号”的观念[44]。
其二，漠北政权曾一度行用“兔儿年”、“龙儿年”之类独具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生肖纪年法[45]，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草原国家也有其自己的名称，即“大蒙古国”，这二者分别被赵珙视作“年号”与“国号”。
其三，作为国号的“大蒙古国”，应产生于赵珙出使蒙古的辛巳年（1221）之前。至于具体的年代，如上所述，1211年说与1217年说皆不可信。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陈文已经注意到，在文献记载中关于大蒙古国建号的时间，还有其他三种早于辛巳年的说法：1189年说、1209年说和1206年说。1189年说，详见于清代蒙古史家萨囊彻辰所撰《蒙古源流》：己酉年（1189），成吉思汗在斡难河源头树起九脚白旄纛即可汗位，建立“阔客蒙古国”（Köke Mongγol Ulus）。“阔客蒙古国”的国号，是藏传佛教影响蒙古社会后在草原文化中的一大产物，其实与元代蒙古的历史文化大相径庭[46]。周清澍先生已经指出，关于1202年前成吉思汗所从事的军政活动的具体年代，在文献记载中并不清楚[47]， 故成吉思汗于1189年建立国号，根本没有元代史料作为坚实的依据。1209年说，出自元代文臣欧阳玄之笔。他在大约撰于元代中后期的《高昌偰氏家传》中，追述偰氏远祖仳俚伽为高昌王相时，曾劝高昌王归附成吉思汗，有“挈吾众归大蒙古国”之言。众所周知，高昌回鹘于1209年降附蒙古，故《高昌偰氏家传》的记载被一些学者视作“大蒙古国”建号于1209年的有力证据。实际上，正如陈文所说，这不过是以后来“大蒙古国”的国号追称彼时漠北的统一政权而已，并不能作为大蒙古国建号时间的史料依据[48]。1206年说，备载于明末僧人幻轮所撰释家典籍《释鉴稽古略续集》：
在这一简短的记载中，问题颇多：“法天启运”实为成吉思汗死后所加謚号的一部分，建立“圣武”的年号更是子虚乌有，定都和林的时间有误，“上都”之称也与和林无涉。因此，幻轮说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大蒙古国号”，亦不足为凭[49]。除了陈文所驳斥的诸说外，还需提及的是《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所记：
此传所据史源已难以考知，其中留哥口中的“大蒙古国”一称，可能是后来史家追记的产物；否则，“向者”云云，则说明“大蒙古国”国号应产生于“乙亥”年（1215）以前，但具体何年亦不得而知。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还不难发现：作为成吉思汗家族后裔的清代蒙古史家萨囊彻辰，无疑相信成吉思汗曾创建过蒙古国家的国号，其显著标志就是在斡难河即大汗位并树立九脚白旄纛，虽然被他毫无根据地误记为1189年，但众所周知，这显然是1206年之事。萧启庆先生曾指出，“在蒙古人看来，蒙古一贯的国号是Yeke Mongghol Ulus，……'大蒙古国’是蒙文国号的直译，也是早期的正式汉文国号”，蒙古文国号最有可能采用于1206年漠北草原统一之时。[50] 这是站在蒙古人的角度，立足于蒙古历史的发展所作出的推测。遗憾的是，对此我们目前并未找到确凿的证据。《元朝秘史》最早记载了成吉思汗称汗一事，其中曾提到忙豁勒兀鲁思（Mongqol Ulus）一词，但也无法指称国号。为了便于考辨，今征引如下[51]：此句明初译员节译为：
上引史文中明初译员对1206年出现的“忙豁勒兀鲁思”（Mongqol Ulus）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汉字旁译为“蒙古（达达）百姓”；节译中“开国”一词则体现出“蒙古国”的训释。究竟孰是孰非？很明显，这一问题是由对ulus本身词义理解的分歧所导致的。苏联著名的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指出，ulus最初往往是以“百姓”的含义为人熟知的，后来又衍生出“国家”之义[52]。通检《元朝秘史》，不难发现，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前，ulus即具有“国家”之义。既可指称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还可具体指代乃蛮、克烈这种在漠北称雄一时的草原大国[53]。不过，相关例证极其罕见，这本身就足以表明，在草原上诸部分立、相互角逐的混乱时期，蒙古人更重视的是游牧社会中时聚时散的百姓或部民。直到1206年建国时，这种观念在成吉思汗的统治模式中仍然根深蒂固[54]。因此，上引文中的“忙豁勒兀鲁思”被译为“蒙古百姓”而非“蒙古国”，应与具体语境以及当时的历史实情更为契合。
综上所述，文献中所记成吉思汗所建蒙古政权正式采用国号的时间，皆有若干漏洞，即使是《元朝秘史》1206年出现的“忙豁勒兀鲁思”，亦与“蒙古国”相去甚远，更谈不上将其理解为“也可蒙古兀鲁思”（Yeke Mongqol Ulus）的简称了。总之，关于大蒙古国国号创建时间这一问题，目前仍悬而未决，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附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教授、党宝海教授和苗润博博士，以及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白玉冬教授、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额尔敦巴特尔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陈晓伟研究员，对本文指正良多，匿名审稿专家亦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 王恽《建国号事状》，见杨亮、锺彦飞点校《王恽全集汇校》，卷八六，中华书局，2013年，第3524页。
[2] 按，元文宗朝所修《经世大典·序录》有云：“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号而为大元。”（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四部丛刊缩印元末西湖书院刊本，卷四〇，“帝号”条）说明元人早有此意。其实，细绎王恽所说，他并未否定此前所行用的“大蒙古国”的国号，只是强调既然有了汉式的纪元，也应该采用与其更为契合的汉地国号。另外，本文所用“蒙古”一词的拉丁转写，系元代文献中所见其蒙古文写形MONKQOL的音写，与一些学者的转写（如Mongγol、Mongghol）稍有不同，特此说明。
[3] 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兼论蒙元国号的演变》，《汉学研究》1985年第3卷第1期，后收入《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62—78页。
[4] 胡阿祥《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于采芑《蒙古汗国国号“大朝”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此外，陈得芝先生对此也略有提及，他认为汉文“大朝”之号的提升即为“大元”，见其所撰《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1页。
[5] 贾敬颜《称“大朝”》，《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63页。参看姚大力《论蒙元王朝的皇权》，《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49页；陈晓伟《蒙元“大朝国师印”之商兑》，《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3期，第104页。
[6] 陈晓伟《蒙元“大朝国师印”之商兑》，第104页。
[7] 野上俊静《〈元史·释老传〉笺注》，余大钧译，见《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72页。
[8] 按，关于这一国师的身份，学界还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即那摩（于采芑《大朝国师印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另一种则认为应是八思巴（黄明《八思巴遗宝“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考》，《西藏研究》2013年第3期）。不论如何，此二说皆承认“大朝”为大蒙古国曾行用的汉文国号。其实，印玺本身所刻文字是考证此国师具体之所指的最重要信息，从这方面来看，史料中并无八思巴曾被敕令“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的直接记载，倒是《元史·铁哥传》“宪宗尊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的史文，说明那摩与此身份更为契合。
[9] 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兼论蒙元国号的演变》，第64—71页；于采芑《“大朝”文物考略》，《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4期。按，蔡美彪先生曾指出，大蒙古国的蒙古语为也可蒙古兀鲁思，或简称为“也可兀鲁思”（yeke ulus），见贵由汗致教皇书，故“大朝”系蒙古文也可兀鲁思之意译。（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辽金元史考索》，中华书局，2012年，第340页；参看陈高华、张帆、刘晓《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绪论》，第3页）笔者赞同此说。检贵由汗致教皇书，虽然其中只是出现了突厥语ulugh ulus一词（伯希和着，冯承钧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4年，第25页），但可以想见，当时必定也有其对应的蒙古语形式yeke ulus。
[10] 伯希和着，冯承钧译《蒙古与教廷》，第25页；A. Mostaert and F.W. Cleaves， “Trois documents mongols des Archives secrètes vatican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5， 1952， p.485; 道布《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蒙古文），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5页。
[11] 陈晓伟《再论“大蒙古国”国号的创建年代问题》，《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1期，第242页。按，关于1211建号说，前人虽未明确标举，但亦隐约言及。萧启庆先生在推测成吉思汗于1206年“以Yeke Monggol Ulus称其国家，最为适宜”的同时，还补充说：“Yeke Monggol Ulus一名之采用至迟亦不得晚于1211年伐金之时。”（《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兼论蒙元国号的演变》，第72页）澳大利亚学者罗伊果也认为，“大蒙古国”国号很可能是对金朝国号“大金国”的仿造（calque），故蒙古人采用此称应在1210年之后（Igor de Rachewiltz，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Leiden; Boston: Brill， 2004， p.761.）。对于这两种看法，陈文似未留意。
[12] 《金史》卷一三《卫绍王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94页），大安三年（1211）九月，蒙古“前军至中都，中都戒严”，即指此。
[13] 《元史》卷一《太祖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15—16页。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见《王国维全集》（11），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
[14] 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条，中华书局，2000年，第844—845页。
[15] 元末陶宗仪就明确记载：“贞祐乙亥（1215），太祖平燕城。”见《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卷一〇“丘真人”条，第120页。另外，元末文人迺贤有诗云：“金源昔在贞祐间，边尘四起民凋残。燕京既失汴京破，区区恃此为河山。”即是对蒙古于贞祐年间破燕的回忆，见叶爱欣《迺贤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三峰山歌》，第6页。
[16] 邵循正《成吉思汗生年问题》，《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5—126页。参看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元蒙史札》，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25页。
[17] 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77）影印元至正七年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14、415页。
[18] 张铉撰，田崇校点《至正金陵新志》卷三，南京出版社，1991年，第167页。
[19]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四，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866页上。
[20] 陈晓伟《再论“大蒙古国”国号的创建年代问题》，第242页。按，陈文认为，《至正金陵新志》卷首所列修志时引用书目与成吉思汗时相关者，仅有《国朝名臣事略》一书，显然有误。
[21] 阿鲁图《进〈金史〉表》，见《金史》，“附录”，第2901页。参看权衡着，任崇岳笺证《〈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3页；《元史》卷一九〇《伯颜宗道传》，第4350页。
[22] 张铉撰，田崇校点《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第5页。
[23] 按，据刘浦江先生研究，《大金国志》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之前，迄至元代中叶以后，就已相当流行并广为人知了。详见刘浦江《〈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1—372页。
[24] 下表内《至正金陵新志》史文，分别见张铉撰，田崇校点《至正金陵新志》，第165、166、168、169页；《大金国志》史文，分别见旧题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中华书局，1986年，第260—261、276—277、298、310—311、325—333、343、350页。按，《大金国志》承安五年条：“陷大都城。”此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指出金代无大都，故将“大都”径改为“上都”。
[25] 陈晓伟《再论“大蒙古国”国号的创建年代问题》，第241页。
[26] 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〇，第399页。
[27] 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第414页。
[28] 旧题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卷二二，第296—297页。
[29] 刘浦江《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兼评〈大金国志校证〉》，《辽金史论》，第348页。
[30] 旧题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卷二二，第297—298页。
[31] 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第847—849页。
[32] 关于《大金国志》在抄录史文时改省、错误等方面的情况，参看刘浦江《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兼评〈大金国志校证〉》，《辽金史论》，第97—101页；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重印弁言”，第4页。
[33] 黄震《古今纪要逸编》，知不足斋丛书本，叶5A。
[34] 汝企和《〈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初探》，《中华传统文化探幽》，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3页。
[35] 佚名编，汝企和点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华书局，1995年，第230页。
[36] 关于是年非同寻常的意义，陈文已经作了详细阐释，见《再论“大蒙古国”国号的创建年代问题》，第244—245页。上文第二节亦曾指出，直到元末，江南人对此年蒙古侵金仍记忆犹新。
[37] 按，李心传的另一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曾摘抄了王大观《行程录》内的部分文字，其中有云：“蒙古者，在女真之东北，在唐为蒙兀部。其人劲悍善战，夜中能视，以鲛鱼皮为甲，可捍流矢。”（见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740页）显然，上引波浪线处史文，当亦来自《行程录》一书。
[38] 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页。
[39] 徐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点校说明》，《仰素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46—1047页。
[40] 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第852页。
[41] 按，傅斯年先生就曾以“李易安之改嫁，辛稼轩之献谀”为例，对李心传著述中愈传愈失真的情况略作感慨：“作者（李心传）远在西蜀，虽曾一度参史局，究未曾亲身经验临安的政情文物，于是有文书可凭者尚有办法，其但凭口传者乃一塌糊涂了。”（《史学方法导论》，中华书局，2016年，第43页）此论也大致适合李氏对蒙古史事的相关记载。
[42] 关于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的时间，诸史略有歧义：《元朝秘史》记于1206年，《圣武亲征录》与《史集》载于1218年，《元史·太祖纪》与《东平王世家》书于1217年。但可以肯定的是，木华黎受封此称的当年，即设立了燕云行省，不过，这些文献中只有《东平王世家》提到这点，似乎暗示蒙古人对这一建制并不十分重视。而李心传很可能是从中原典制出发，对其作了另一番解读，认为蒙古人于地方上置行省的同时，在中央必然会有像建国号之类的举措。正如此前给宋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契丹以幽州为燕京的同时建号大辽那样。（关于契丹的情况，见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第31—32页）但这种解读是很难成立的。
[43] 赵珙撰，王国维笺证《〈蒙鞑备录〉笺证》，见《王国维全集》（11），第339—340页。
[44] 韩儒林先生即据此认为，成吉思汗时的蒙古人没有“国号”的观念，见其所撰《蒙古的名称》，《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7页。
[45] 关于对北方游牧民族历法的专门研究，可参看路易·巴赞着，耿升译《突厥历法研究》，中华书局，1997年。
[46] 陈晓伟《再论“大蒙古国”国号的创建年代问题》，第236页。
[47] 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第418页。
[48] 陈晓伟《再论“大蒙古国”国号的创建年代问题》，第238页。
[49] 陈晓伟《再论“大蒙古国”国号的创建年代问题》，第237页。
[50] 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兼论蒙元国号的演变》，第72、77页。
[51] 以下拉丁字母转写据鲍·包力高、齐木德道尔吉、巴图赛恒编《〈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再复原及其拉丁转写》，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765、767页。按，是书转写时根据的是亦邻真先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一书（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然亦邻真先生所复原的hoi-yin被转写为hoi-in，本文暂不从。
[52] 符拉基米尔佐夫着，刘荣焌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55页。最近乌兰先生在其大作《蒙古文历史文献中涉及“国”及其相关概念的一些表述方法》（《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中亦提到，ulus在蒙元时期具有“百姓”和“国家”的双重含义。
[53] 乌兰校勘《元朝秘史》，中华书局，2012年，第22、224、266页，§64、§190、§208。
[54] 蒙古国著名学者比拉（Bira）即认为，在成吉思汗眼中更重要的是按照ulus的形式统领部民，而非统治被征服地区的疆域，见Bira， “The Mongol Empir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East-West Relations”， in The Silk Road: Highways of Culture and Commerce， ed. by Vadime Elisseeff，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0， p.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