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马舍雷：混合的文学与哲学 | 西东合集

张璐、张新木 译

　　要做哲学，只能以诗歌的形式进行。这句话，海德格尔可能曾经这么写过，也许他就是这么写的。在维特根斯坦编写的一本零散笔记集里就有这句话，从批评的视角看，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是第二层次上的讽刺性共鸣。在这些笔记的另一条里，维特根斯坦戏谑地说起帕斯卡尔的例子，说他是个“欣赏数理之美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个欣赏自然之美的人”。真实，这多美！尤其是被认可为真实时，这多美！从表面看，出于同样的用意，维特根斯坦也指出“哲学研究（或许尤其是在数学中）与美学研究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大概是为了与幼稚的赞同态度保持距离，他认为帕斯卡尔就是这种态度，便补充说：“打个比方，不适合某件衣服的东西，倒正好成了合身的东西，如此云云。”这样，以诗歌形式来表达哲学，便是将它纳入一种调整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且在“美学上”从属于一些审美评价。
　　按照这种步骤作进一步推论，可以说哲学只能是文学：好像哲学最终必须在文学中觅得它的真谛。无声的真理，被扔在文本的页边空白处；这是德里达所支持的论点：“形而上学在自己身上抹去了产生它的神奇场景，不过这个神奇场景依然非常活跃，变化多端，如白色墨水作成的看不见的图画，被覆盖在隐迹纸本中。”还可以说哲学的哲学性，也就是说对哲学自身话语的批评式思考，最终又回到了文学上，可以说文学描绘出哲学的边界，而哲学则以一种秘密源泉的形式向这些边界回归，一种纯粹与绝对思想的思辨意图将在这里碰壁。
　　将文学变为哲学的压抑物，这是在颠覆阐释学的传统地位。阐释学将文学展示为一种主要的揭露场所，认为哲学是文学的非思之物，或是未思之物。这等于又驱除了充满涵义的文学神话，同时强调了神话所拥有的神奇本质，文学只要求被重新重视，被揭开面纱，以便在第一真理的朗朗早晨茁壮成长。同时，这也承认了文学文本中只是偶尔才会渗透出暗示性思想，这种思想有时似乎根本不在场，甚至不见踪影。这样的思想要到怎样的程度，才会像突发事件那样出现在文学话语中，同时又能无碍大局地停留在事件中而不被人发现？抑或这种思想必定有益于编织文学的网结？文学文本中包含的又是怎样的思想形式？这种思想可以从文本中提取出来吗？因为如果说人们承认在文学中有哲学的真理，那么在文学作品中也必须能找到些许真理，即哲学意义上的真理。
　　“文学与哲学的对立问题，并非要求我们非解决不可：相反，无论它被评价为持久的对立或新出现的对立，这反倒让我们放心，文字的僵化不会像冰盖那样在我们头上合拢。”文学与哲学的对抗似乎被封闭在一个古老的圈子里。在第欧根尼·拉艾克斯看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徒指责诗人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édocle）泄露了他们学派的秘密，方法是借鉴荷马的诗歌形式将这些秘密公布于众。但是他在写柏拉图传记时，又转述了阿尔基莫斯（Alkimos）的话：“柏拉图大量使用了喜剧诗人艾彼沙尔穆（Epicharme）的作品”，第欧根尼·拉艾克斯引用了这位艾彼沙尔穆的一段话：“有人取走了我的诗句，取走了诗句的韵律／给诗句披上紫色的外衣，让它更美／它变得不可抗拒，最倔强的人也能被它说服。”在选择公开还是秘传、表露还是隐藏的激烈争论中，哲学与文学绑在同一台纺车上，就好像受到永久的推动，这个推动那个，那个又推动这个，最初的推力让其永动：在勾勒出“音乐家的苏格拉底”形象之后，柏拉图自己也将秘索思（muthos）和逻各斯（logos）重新放入到相同的本源中。
　　文学和哲学错综复杂地混合在一起。这种状况至少一直持续到历史在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正式分割的时刻为止。这个时刻大概是在18世纪末，即“文学”这个词开始被用于现代意义的时候。狄德罗经历了文学与哲学分离的这一转折，并且作了较为伤感的见证，好像是他自己被孤独地放在了这一断裂面的悬崖边：“一位智者在过去不仅是哲学家，也是诗人和音乐家。这些才华在分离过程中逐步退化；哲学的领域被收缩得很小，诗歌中缺乏思想，歌声中缺乏力量和能量，而失去这些代言人的智慧再也不能以同样的魅力让人们听到。”康德则处在同一个断裂的另一边，他将断裂所建立的分割合理化，在一场根本的思想革命的时代背景中，革命排斥了任何向先前状态的回归：“美好的科学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美术……一门必须像艺术一样美丽的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作为科学，如果人们试问它有什么原则和证明，得到的只会是一些充斥着情趣的言语（漂亮话）”。真实最好是丑陋的：在否认真实和美丽的古老混淆时，康德在两者之间建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他指出，将思辨的话语交给情趣去判断，这就降低了理性的含量。“……艺术会在某处停下，因为人们给它强加了一个界限，让它无法超越，其实它很久以前就到达了界限面前，而且这条界线不能再往后推移。”黑格尔关于艺术之死的想法在这里似乎初见端倪：在艺术到达强加于其主张的界限时，它只能自行消失，以便将自由领域让给精神生产的其他形式，让位于具有特有标准和不可缩减的形式。最终，这种思想导致一种唯美主义，即克罗齐（Croce）所倡导的那种唯美主义。在克罗齐看来，艺术行为由于其先理性特质，体现出一种即时的直觉，摆脱了对任何意识形态立场和理论因素的依赖：创造行为直接表达在作品的纯粹整体中，直觉与情感是绝对的主导，并不存在形式与内容的区分。这样，艺术便从任何理性的担忧中解放出来，确定了它相对于伦理、政治、哲学的独立性，而这些学科只能过度地开发利用这门艺术。
　　勾勒这种分离性简图的条件表明了这一点：文学与哲学的公开辩论，使它们成为两种独立的本质，被封闭在它们相互定义的领域中，为它们确定了各自的边界，这是一种历史的生产。这种生产对应于哲学与文学工作进程的某一特殊时刻，在这个时刻，哲学与文学工作恰恰臣服于一些独立与对立的规则。于是文学的统治与哲学最终的思辨同时建立：两个典型的“现代”范例。
　　这种分割的时代是否已经过时？这正是一句禁语，除非是作为一种预言；这仍然是一种保持其现代性的方法。但还是可以回到它所确立的区别上来，从这种区别中找出其主要的确定特性，正像近两个世纪中它所主导的那样。那么，“梳理”文本中什么是哲学的，什么是文学的，这就需要明晰文本的表达和结构，解开哲学与文学之线相互缠绕的复杂线团。这些网线互相交织，互相缠绕，欲理还乱，互相混合，织成一体，形成一个分化的网络。在网络内部，网线聚集在一起，却不混杂，勾画出具有特殊、难懂、混合含义的轮廓。从某种角度说，我们将在这里提倡保卫文学的思辨使命，坚持说文学确实具有思想经验的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方能谈论“文学哲学”。但是，我们同时要避免再次落入一种双重交替的陷阱，即一种空洞的或充满“哲学”的“文学”，和空洞的或充满“文学”的“哲学”。因为正像上文所暗示的那样，如果说这样的文学只能以哲学概念的名义而存在，那么这个概念并不能涵盖文学文本的复杂现实。
　　从哲学的角度重读几本被归类为文学的作品，这无论如何不是让这些作品承认其中有隐含的意义，并总结为作品的思辨目的；而是揭示出作品的多重构成，还有这种构成中可能具有的不同的研究方式。因为如果说纯粹的文学话语并不比纯粹的哲学话语要多，而只存在两者混合的话语，而且在这种混合话语中，在多个层面上，各种独立的言语游戏在其参照系和规则中互相影响，这就是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确定诗学或叙事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即以其可变性形象普遍表现的关系。如此看来，哲学性从几个层面上介入文学文本，必须根据其采用的方法与其所承担的功能来细心区分这些层面。
　　从最基本的层面看，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严格来说是文献性的：哲学以文化参照为名义，与文学作品表层处在同一平面，这种文化参照多少经过一定的研究，比如一段简单的引文，而由于读者与评论者的疏忽，常常会被人忽略。在另一层面上，哲学论据为文学文本承担着一个真正的形式操作员的角色：描述一个人物形象，组织一个叙事的普通步骤，甚至设置背景，或者组织叙事方式都是如此。最后，文学文本也可以变成思辨信息的载体，其哲学内涵常常被引向意识形态交流的层面。回答“文学在思考什么”这个问题，就是要考虑到这些考察范畴，并且在开始时至少不偏向任一方面：这就是从文学文本的阅读中能够最终获得哲学教诲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