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时下专家由讥讽变为尊号 进而畸变为调侃对象

评估同时代的学问,除了眼光向外的横向比较,应该更多地纵向关注与前贤对话的能力。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高明,历经时间的检验,而一般所要接轨的国际或面向世界的前沿,就中国研究而言其实大都处于边缘的位置。治中国学问,应当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既具有统系,又不涉傅会,真正有所创获,才能居最高之地位,不至于时过境迁,即归于歇绝。如此,则一时代的学术标高可以得到有效提升,进而摆脱低谷洼地的尴尬。

学问之事,理应先因而后创。总结七十年学术发展的进程,需要各种视角的参照,否则很难得其实。一时代的学问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地位,除了面向国际前沿之类的横向比较,更为重要的参照,应该是与古往今来的前贤进行学术对话的能力。如果说历史人物须盖棺才能论定,学术最好也留待后人评说。同时代人评价同时代学问,一则缺少时间检验,二则有些问题未必看得出,或是看出了未必可以讲,三则见仁见智,不易定论。

当然,同时代并非不可以评价同时代的学问,如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与童书业、方诗铭合作),就将同时期史学各方面的学人分门别类排了座次,只不过当否另当别论。若是安放贴切,固然成为后人称引仿效的模本,或是反复检讨的依据,若是不在道上,则很可能贻笑大方,变成众矢之的。就此而论,学问本来就是危险的事业,评价同时代的学问,更是险之又险的险中求之事,应该慎之又慎。不妨以今人与前贤对话的能力为视角,测试一下学术水准的高低。

一、代际兴替与学问高下

七十年风雨变幻,虽然几番大起大落,学术的变化发展还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从前在海峡两岸不少学人看来不成其为学问。1949年以后,大陆方面特别重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延续或批判以往国共双方的革命史观念(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中,就有革命史一项),建构起一套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枢纽的被称为革命史的叙述架构,并辅以体系化的资料,一方面与之前的以现代化为主要视角的近代史相对立(后来在台湾被进一步系统化,在大陆也有不少呼应者),一方面大幅度扩展充实了近现代史的资料来源。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许多参与者,其实已经是古代史各方面的成名学人,功力较深,取材的宽广精当,在当时的条件下显得难能可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长足猛进,尽管普遍而言,还处于以新材料发现新历史的垦荒阶段,刀耕火种,显得有些粗放,不过在问题的选择、研究的取法、材料的处理等方面,前锋已经逐渐接近古代史的水准,甚至因缘史料的极大丰富,在深入复杂的材料史事方面,还有驾古代史而上之的潜在可能。应该承认,达到学术根基很深的历史学应有的水准,而不再被列于另册,是七十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显著变化。

尽管就既定学科的发展前后比较立论,七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已经在很多方面突过前人,但是跳出分科的范围,则变化的有限性就清晰地显露出来。虽然人们对于社会发展仍然相信进化论观念,学术变迁史上的新陈代谢,未必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古往今来,历朝历代的学术当然是层累叠加,可是学问却不一定后来居上。能够代表一代学术标高的,往往是不世出的高人。一时代有无这样的天纵奇才,决定着这一时代学术的峰值。因此,每一时代的学术高度,并非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逐渐攀升,也不一定(甚至很可能不)与成果的数量成正比。先秦、两汉、两宋、明清,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的高峰期,而两宋尤其奇峰突起,具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

放眼历史长河蜿蜒曲折的流逝,当下的学术发展究竟达到什么高度,是一个值得每一位怀有学术抱负者认真思考的大问题。如果分门别类地考察各个学科的现况,几乎毫无疑问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让各路专家自信满满,以为已经前无古人。可是这样的看法从评价的主体与客体两方面讲都显得有匠气而无匠心,若是放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之中,不要说已经是宋以后的又一高峰,甚至很难说超越了前辈学人。那些以为民国大师多如鲫的说法当然是坊间流行的外行话,可是质疑现在的大学不出大师,却是社会普遍的观感。大师与否,实为笑谈,所要传达的意思,正是对缺少学术权威大家的失望与不满。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照远不照近的高明,显然不会代代辈出。那些超凡的智者贤人,代表或是体现了所处时代的学术标高,成为无数来者敬仰的对象。真正懂得他们的思想学术,已经谈何容易,遑论超越。要具有与前贤对话的能力,首先应该能够承接已有的学术。学术对话的前提是平等。所谓平等,并非一般而言的人格及社会地位的平等,首要就是学识的平等,一味高山仰止固然平庸,随意抹杀更加愚妄。学识不能处于同一层级,对话就难以正常进行。高明的好用其短,也不乏不屑与谈之意。后来者虽然不断试图与前贤对话,但是能否对话,关键要看有无相应的对话能力。那些一厢情愿的努力,无论如何花样翻新,热闹一时,其实大都是入不了前贤法眼的旁门左道。

能否超越前贤的问题,从来为学术界热议。早在1988年广州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汪荣祖教授就有针对性地谈到:“陈先生可以超越,又不可能超越,可以超越,因陈先生之后必定还会有伟大的中国史家出现。但陈先生不可能超越,因陈先生的特殊成就不可能超越,就像没有人可能再写一部超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季羡林教授致闭幕词时,对此回应道:“超越陈先生并不简单。整个社会是在发展,是在前进,这是一般的状况。但是中间应该有一些例外,一般来讲,后人要超越前人,但有那些高峰、巨人在某些方面是超越不了的。主要原因是环境不允许再出那样的人。马克思讲希腊神话有永久的魅力,理由在此。陈先生是学术巨人,在他的范围之内,无法超越,原因就是我们今后不可能再有他那样的条件。总的倾向是可以超越的,但又不可以超越。我同意汪先生的观点,又可以超越,又不可以超越。”

这些绝非谀词的推崇,可以说是各位讲者心向往之实不能至的夫子自道。须知季羡林已经是陈寅恪之后唯一可以在西人之东方学领域继续跟进前沿之人,考虑到陈寅恪后来苦于无法及时掌握新资料,又不甘为牛后,迫于生计,将相关书籍出售,已经放弃了在东方学方面进一步努力的尝试,也就是说,在这一领域,季羡林其实已经跟着欧洲东方学的进展走到陈寅恪的前面。尽管如此,连季羡林也觉得很难超越陈寅恪,可见学术上要想超越前辈大家,的确有些可望而不可即。以此为衡鉴,中国近现代史乃至历史学整体都有反省的必要。

在学术日益细分化的趋势下,学人势必越来越专门化,由此造成人称的侏儒化现象。小圈子学问的自娱自乐,形同坐井观天。一些所谓研究,说是匠气十足,还算抬举,实则俗气逼人。受分门别类的分科日益细化的制约,同一学科之内,学术的评判也会失去权威性,流于所谓见仁见智的无所适从,不得不交由民主表决来决定。可是学问之事,越是高深,懂的人越少,多数取决的结果,往往导致逆向筛选。诸如此类的情形,时下已经屡见不鲜,名校亦不能例外。而身在其中的学人,包括担任各级评委的成名学人,对此浑然不觉,或是虽然不断抱怨,却回天无力,无可奈何。依据各种指标计算分数权重,还想当然地以为追求公平公正,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只能以枷锁为规则。连学术的鉴别评判力也不具备,守成尚且力有不逮,侈谈超越岂非天方夜谭。

学术评价的失当,无疑会导致学术失范的乱象。一些贴着各种头衔标签的所谓杰出人才,尚未达到前人已经走过的半程,却无知无畏,以不知为无有,敢于自称领先,而且有一众国内外并非专门的同行名家为之背书。判断力与鉴赏力如此严重缺失,可谓学界莫大的悲哀。踮着脚也够不着却妄言超越,前人起于九泉,不知作何感想。

不同学科之间当然存在差异,用一视同仁的貌似公平裁量一切,势必造成偏颇。如时下好将横向比较具体化,确定适合自己定位及发展目标的若干国内外学术机构作为参照坐标,制定各种指标性量化标准。毋庸讳言,在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由于中外学术的基础程度差距显著,一定时期内目光向外理所应当,但是也不可无差别地一概而论,因为还有因地制宜、为我所用等因素的考量。至于人文学科,外国的部分与此类似,中字头的部分,恐怕就要另当别论,起码应该有所分别,有所讲究,至少应该直接主流,不必通过掮客转手负贩。技不如人,当然只能知耻而后勇,却没有必要非得陪绑其他方面一同灰头土脸,自惭形秽,弄得毫无自信,更不能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反失其本。明治时期以来,日本力图建构自己在东亚思想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在吸取西学与中学的同时,强化其主体性。战后日本的日本研究一度出现追随模仿欧美的偏向,日本研究大家丸山真男出而提倡日本人应当用日本的办法研究日本,结果成效显著,如今欧美已有学人觉得可以不必自行研究,只要将日本人的日本研究翻译过来即可。这样的取径做法,很值得中国研究者借鉴。

以中国史为例,中国的中国史如果对标外国的中国史研究,能否取法乎上,显然未经论证。须知中国史研究在不同国家学术系统中的地位并不一致。日本的历史学原来大体是三分天下,即日本、东洋、西洋,东洋以中国为中心,甚至主要就是中国史,但也有偏重所谓四裔的取向,尤其是满蒙回藏鲜,意在分解中国的一体。如今日本的中国史地位显然较以前下降,但还不至于成为日本史或外国史的附庸。欧洲的汉学研究,主要是从东方学衍生出来,因而民国时被一些中国学者戏称为虏学,可是毕竟曾经引领时趋,成为国际汉学的中心,伯希和、高本汉等少数大家,也得到中国学人的首肯。二战结束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美国的中国研究,尽管在本国处于边缘位置,却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连欧洲也只能将汉学研究的中心位置拱手相让。而承接的各国往往不知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出现挟洋自重、格义附会的偏向。如果一味对标美国的中国史,则中国的中国史研究非但永远无法摆脱依附地位,很可能还会乱象横生,以至不可收拾。

清季以来,历经夷夏大防到中体西用最后不得不基本外化的国人,目光向外可谓大势所趋,中国历来吸收内化的文化传统全然改观,章太炎虽然未能免俗,却是较早幡然醒悟的先知先觉。早在1910年,他就主张“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这时的他已经清醒地自觉到:

现在北京开经科大学,许欧洲人来游学,使中国的学说,外国人也知道一点儿,固然是好;但因此就觉得增许多声价,却是错了见解了。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像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就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弃己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

不看外国人的脸色随风而转,才有可能坚守中国学问固有的价值。即使西化已成时趋,近代中国学人对外国的汉学家或中国研究者的看法,心中自有一本明账,章太炎以称赞小儿路边放牛比况推许汉学家的贡献,欲将汉学中心争回中国的陈垣以及要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傅斯年,入其法眼的各国治中国学者不过寥寥数人而已。他们固然不能改变整体外化的趋势(仅仅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视角看,将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历经周折才被认定,显示片面绝对外化一定程度上形成阻力而非动力),却不能接受以外国的中国研究为标准尺度。傅斯年说必须留学生才能治中国史,所指显然不是生搬硬套的食洋不化之流。

二、读懂前贤谈何易

近年来有两位有名于时的教授的说法,可以提供参考视角。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他坦承没有超过自己的老师。此说可以多角度解读,如其故作谦辞,老师的学问曲高和寡,弟子水准的确有限等等。如果著名如彼,尚且不能超越老师,况且现代文学不算太过艰涩高深的领域,可见大国手的确不世出。清华国学院出身的姜亮夫,后来的学术见识和地位已经很高,可是直到晚年还坦言,始终没有弄懂陈寅恪当年在清华国学院所讲授课程的内容。当然,这不能解释为姜亮夫的学问到老还不如陈寅恪早年讲课的水准,其专门领域,未必为陈寅恪所长。可是完全摸不着头脑,则至少说明在东方学方面没有足够的根基,承接不了,这样做起学问来自然少些参考比较的材料和取径。

另一位是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他严厉批评时下的学术界大量制造学术垃圾,虽然从趋势上看已经有所改善,但是总量和基本态势并未根本改观。学术垃圾的泛滥,一方面说明学术的评价机制未能起到有效的防弊作用,另一方面显示整体的学术环境在促进学术的良性发展方面亟待改进。除了风气不正等背景因素,掌握学术评判权者缺乏应有的判断力,恐怕至关重要。目前各方面对于整治学风所侧重的主要是他律,如行政司法媒体介入等,轻视或根本不相信自律,结果非但成效不彰,甚至适得其反。要想根本改变,必须回到学术的轨道之上。既然愈是高明的学问愈难懂,学术就只能主要依靠自律。如果说他律旨在防小人,则唯有自律才能保君子。戒律定出来是为守法者遵守,存心找空子违法,则再严密的律法也是漏洞百出。若是假定学术界充满小人,自然是防不胜防,而且无论如何也防不住的。

其实诸如此类的问题民国时期同样存在,1942年12月20日,金毓黻撰写了《大学教育本位论》的初稿,对于抗战时期各个大学里教授滥竽充数的情形深恶痛绝。由于大后方大学林立,“可膺经师、人师之选者,今世宁复有几;甲校已约,乙校争聘,捷者先得,拙者落后;往往停骖于待发,迴车于中途,以忽东忽西为故常,视应聘为儿戏。若乃降格以求,滥竽充数,文义未通俨为教授,版业初毕谬号专家,写讲义数十翻已侈称为著述,有门生十余辈便自命为大师”。诸如此类挂羊头卖马脯的大学教授,不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专务,“而专以政治权谋,利用学生厚植势力,所教成之学生,亦必为权谋功利之徒,将为社会造成多数之游士,亦为国家酿成无量之乱源”。如此,则大学教育非破产不可,“亦何贵有此教授与此大学也哉!”这样活灵活现的学界掌故,只要改文言为白话,仿佛《儒林外史》一直在不间断地续写之中。

近代中国学界的乱象与知识系统的混淆不无关联。晚清以来,国人始终纠结于中学西学两套知识的关系,直到戊戌时期,开始融合成西体中用的新学。不过,新学未能如韩愈、朱熹等人找到取珠还椟以免用夷变夏的凭借,实际上导致全盘外化。不中不西的新学在中西两面都是半桶水,实际上中学不信,西学不懂,所谓学贯中西,大概是中西学更加等而下之的来者的盲信。近代学人,少壮时往往趋新,如王国维的文学哲学美学,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后来都一笑置之,章太炎的佛学未必升堂入室,他与梁启超相约,欲以社会学观念重写中国史,也没有下文。可是今日不少学人还将这些当事人自悔的少作当成顶礼膜拜的经典,认认真真地研究总结,作为超越前人的可观成就。反之,章太炎较早觉悟到教育学问当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不再一味以西为新,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视为复旧的起始,拉车向后的开端。

与越是高明懂的人越少相反,学问越是横逸斜出,越容易引起广泛(尤其在少年新进当中)共鸣。清季康有为的读书法,民初胡适的学问范式,就是两大显例。康有为敢于在西学东学大举入侵之际提倡读书速成,与其基本袭用1893年编辑出版的《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而成《日本书目志》一炮打响关系匪浅。尽管康有为有所加工,所据毕竟只是岛国书商的出版目录,但在混淆视听的包装之下,居然能够掩人耳目,构成中国趋新人士心目中时髦的东学系统。康有为的东学知识其实相当有限,不动声色地照搬拿来,抢占了先机高地,所做的一些加工改造,望文生义的成分居多,却并不妨碍其俨然成为借由东学引入西学的先知先觉者。而梁启超的宣传推介进一步放大坐实了康有为新学祭酒的地位,他说,中国要想自强,以译书为第一要义。为此康有为“早睊睊忧之,大收日本之书,作书目志以待天下之译者”。虽然这份书目主要是为译书准备的,而译书的目的,还是为了便于阅读。

康有为声称,后发者可以赶超先进,泰西变法五百年而成治艺,日本只要三十年就能成就。中国取法日本,三年可成。况且日本文字与中国大同小异,泰西诸学的好书,日本大概已经翻译完备,“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使明敏士人,习其文字,数月而通矣。於是尽译其书,译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内。以数年之期,数万之金,而泰西数百年数万万人士新得之学举在是,吾数百万之吏士识字之人,皆可以讲求之,然后致之学校以教之,或崇之科举以励之,天下响风,文学辐凑,而才不可胜用矣。于是言矿学而矿无不开,言农工商而业无不新,言化光电重天文地理而无不入微也。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士,四万万之农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驾于英美而逾越于俄日,可立待也。日本变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与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国家如此,何况个人?这样的时代大潮,不愿落伍者当然会趋之若鹜。

康有为偷梁换柱得以迅速登顶新学教主之位,而且能够欺瞒天下百余年,以至于民国时期以来不少学问大家尊奉康有为为新学开山,当真是得逞不止于一时。多年来,尽管中外学者始终心存疑惑,并且多方求证,认为如此系统的东学书籍分类及学问分科知识,即使在同时期的日本也几乎无人能及,可惜苦于不得确证。如此这般的速成经验,令康有为敢于据以登高疾呼,号召士林。天下士子苦中西学两套知识难以兼容并获久矣,猛然间听说有此读书捷径,自然趋之若鹜,连严复的质疑也挡不住人们的满腔热忱。虽然在中学、西学、东学的夹击之下,一般学子不堪重负情有可原,可是循此途径追求中外学问的正途大道,无异于南辕北辙。开此恶例,居心叵测之徒难免有样学样。

胡适的学术典范同样被认为开启了广大青年通往学术之道,不过所用方法貌似清人治学与科学方法相类似的部分,其实主要是以西学系统作为比附。稍有西学知识者,对其质疑颇多,连什么是科学方法也很成问题。而近代学术大家,经由胡适的示范获得成功的例证并不多见。同样由清华国学院出身的陈守实,因为受过几位高明的亲炙,于“无聊中阅胡适《读书》一篇”,轻易就看出“此君小有才,然绽论甚多,可以教小夫下士,而不可间执通方之士也”。后来者以从者如潮为据,论其影响大小,实则但凡专门面向青年后进的所谓方法,顶多就是偏门窥视的孔隙,而非升堂入室的台阶,不能领略前贤不必经由却轻易跨越的高明所在。学术史研究中,诸如此类的评议所在多有,对于前贤的学问及其座次,不能增减分毫。

不过,近代学人在中国文史领域,仍有少数真正的高明或真正高明的方面,令后人无论怎样努力用功,也难以超越。只是中国文人好用其短,不会轻易以看家本领治学法门示人,如章太炎好谈岐黄之术,其实并不擅长,只是纸上谈兵,其医术非但不能治人,还可能治死人。可是蒙文通来谈,知其有备且懂行,立即正襟危坐,所论极深。人品方面口碑有亏的黄侃,论学也令来访的仓石五四郎大为佩服。只是各位学术大家随便说的很多人附和或争议,认真做的却很少人能够领悟,更无从接续。高手之间的争议,如孔老先后的儒家以及中古一大要事因缘的新儒家,后来者大都不得要领,避而不谈。七十年聚讼纷纭的议题,除了政治导向的作用以外,多是一般人可以置喙的问题。诸如此类的争鸣,看似参与者众,相当热闹,能够起到吸睛作用,整体而言,对于学术的推进意义有限。而其中一些有意义的题目,反而争议不大,难以持久。如五朵金花中的汉民族形成问题,就因为与基本架构存在内在冲突,刚有渐入佳境之意,就不得不戛然而止。

不仅中国固有的学问如此,关于外国学问的部分更是如此,越是主流,响应附和者越少。如果按照原来必须以拉丁文为治学基础为判(懂拉丁文还未必会治学),近代以来能治所谓“西学”(西学其实是东亚人的观念,所以只存在于东亚人的心中)者尚有几人?

时下对于近代学术大家,作为掌故的坊间传闻不少,真正能够了解同情其人其学的却少之又少。那些自以为是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总是令人不由得想起李杜文章在的诗句。究其原因,学问不在同一水平线上,无法平等对话,恐怕是根本。盲目推崇与随意抹杀,所反映的都是来者的局限,既不能增减前贤的学行,也无助于解读前贤的学行。

学术史上,后来者总想突过前人,按照学术应该先因而后创的原则,必须守成有余力,才有可能超越,这对于一般人而言多少有些力所不及,于是只好横逸斜出,想方设法绕过前人,而自诩能言前人所未能言。通常的取径,或是凿空蹈隙,而美其名曰填补空白,或是婢作夫人,而号称附庸蔚为大国,或是借资域外,以天宝旧妆为元和新样。今日治学,分门别类,未经放眼读书,或仅仅读过教科书,就直接进入专题研究,习惯与时限使之最多只读相关书,甚至只是从书中搜捡相关材料,研究自己关心的问题,无从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整体之下研究具体。

治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人大都少看或不看古代史的书,治中国史的学人不大看世界史的书,反之更甚。世界史研究者懂中国史的人数和能力,较前人明显降低,而对世界史研究的自律,则不如原来严谨,以译述为创作者甚至还有增长的趋势。治史学的人虽然看其他各科的书,多数是在其中寻找架构系统,以便敷衍成文时照搬套用。如此,充其量只能发些横通之论。有时人已进到习相远,自己还在人之初盘旋,甚至无知无畏,以不知为知,不能藏拙,适以露丑。

民国时期,因为高抬考据,轻视义理,提倡窄而深的研究,重视专门,与提倡通学者形成通才与专家之争。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学界的时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

时至今日,专家在学界也已经由讥讽变为尊号,进而畸变为坊间调侃的对象,影响学者的形象何止是大而已。专家之学通行,不仅形成一定之规,而且有一定之人,一定之法。专家之学起于分科,本来是为了深入,后来因为无力驾驭众多,只能缩小范围。一方面,要将所有学问包括所谓国学,都变成分科之学,以符合近代国人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另一方面,又不甘居人后,细分化之余,再竭力使附庸蔚为大国,使得创建分支无形中似成学术创新的时趋捷径。

小圈子的专家之学,大都不免断章取义,支离破碎,破绽百出,甚至开口便错,可是当局者迷,不嫌固陋,披着破渔网,却以为华服加身,窃喜于婢作夫人,可以自成一统。一些分支奉为开山宗师者,在同辈学人当中未必算得上是出类拔萃,因而当时大都不能入高明者的法眼,后来也的确有显而易见的局限。如书院学的盛朗西,抗战期间曾经申请中英庚款的资助,担任评审的傅斯年致函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暂系年于1940年7月),给出的结论是:“盛朗西。送来著作中,其《小学课程沿革》一书,属于教育,有关史学者甚微。其《中国书院制度》一书,于抄撮常见书外,亦无所表见也。”其余如报刊史、方志学、俗文学、民俗学等,亦有类似情形。

所谓附庸蔚为大国者,大都是在细分化的时趋下将原来的技上升为学,以分科的眼光看,开创者固然不无筚路蓝缕之功,用通人的尺度衡量,过度细分化的专科专家之学,未免有唾余之嫌,充其量只能等而下之。尊奉追仿的后学者,或天分不足不过印版而已,或轻松突过而不免踌躇自得,都会贻笑方家。在努力超越之前,不妨先了解一下所属分支之外的标杆准绳,不要先验地以学科界域画地为牢。有些学人对所属学科发自内心的维护,或许是捍卫生存的权利,多少已经逸出学术的考量范围。

更有甚者,专家之学局限显然,往往不能满足抱有学术野心者的学问欲,因而总想超越专门,发表通论,以炫其博通。可惜训练不足,在专门领域内已经破绽百出,依据专门的知识做通贯的推论,更加望文生义,将看似彼此关联实则截然不同并无内在联系的物事生拉硬拽地扯在一起,好发横通之论,外行看来以为广博,内行眼中却句句绽论,貌似纵横捭阖,其实不通之至。以专家之眼解通人之意,无非盲人摸象,以专家之学求通儒之道,形同缘木求鱼。

即便在成熟领域,后来者的学识也备受质疑。中国古史方面,地上地下的新发现层出不穷,可是综合训练不足,行世的文献不熟,以至于解读能力不够,对此庞朴早已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忽视基本典籍已经严重影响了出土文献的判别与利用。一带一路重现中西交通,但语言训练滞后,不能分段深入,也不能从两端向中间,展现并解释如货币形象所体现的东西双方文化影响的强弱走向,只好一厢情愿地一路向西。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进展显著,总体上努力与古代史并驾齐驱,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陆近现代史研究的传统与海峡对岸有所不同,中国科学院创院第一所以近代史为中心,开始虽然不免政治需求高于学术取向,却使得近代史的地位在整个史学界至关重要,而彼岸晚到的近代史则一度遭到质疑和排拒。

然而,近代史另有其尴尬,一般人误以为门槛低,容易做,甚至觉得古文不好不能治古代史,外语不好无法治世界史,却能够胜任既要古文好也要外语好的近现代史。待到入得门来,受不良示范的负作用,缺乏必要的门槛,也无法遵守基本的规则,又误解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而预流的本意(实则此说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基本是无的放矢,不能套用),觉得材料易得,问题好找,训练欠缺而著述随意,忽略常见史料,不注意新旧材料的比勘互证,更谈不上用常见材料说别人不常说的话。

另一方面,受一些别有用心的翻译西书的误导,整个中国史研究崇洋太甚,后学新进尤其喜欢盲目附会外国框架,全然无视这些架构生成于不同的文化社会,相关学人在本国不过处于边缘位置,为了迎合主流,刻意套用移植,以显示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适用,又挟其文化话语权而凌驾于对象地,以时趋为先进。这样的情形近代以来日益显著,只是如此这般的貌似国际化,不过欧洲中心笼罩的变形。久而久之,势必邯郸学步,反失其本。

中国学问历来以经史为大道,用史学的方法研究经学,与懂经学者研究历史相辅相成。分科治学之下,经学失位,学人大都不懂经学,一方面,不知治学以经史为本,治宋史也很少谈宋学,另一方面,治一书也号称治经学,分不清经、经学与经学史究竟有什么联系及分别。专家之学,不知学问之事本来具有无限联系,人为割裂,不能把握问题的边际,不知相关研究的进展,老子与“格老子”的情况自然所在多有。

在各种量化指标的评估压力且与实际利益挂钩的时趋下,不要说像章太炎、陈寅恪那样自觉为文化托命之身,神州正朔所在的立意高远之士,就连以学问为志业而非手段、对学术真正怀有敬畏之心者,也如凤毛麟角,有心向学者不得不随波逐流,以免灭顶之灾。为稻粱谋式的学问想方设法落实为各项指标,目的在于即时变现各种利益。至于这些指标与所做学问有何关联,完全不在考虑之列,更不要说学问背后关乎社会发展与人类命运的大节。所做学问不要说高深,能够不说外行话已经难能可贵。而这些指标看似严格,对于挖空心思投机取巧之人,却如同漏勺筛子,有无数的缝隙可以钻营。各式各样的执法评判者既无判别力,亦无经验谈,几乎束手无策。由于专家式的评价大都只能根据纸面内容做出心证,越是自洽的论著越容易好评如潮,使得投机钻营的取巧之徒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一路畅通,如入无人之境。长此以往,不要说超越前贤,矗立高峰,连维系起码的学术准则和道德良知也难上加难。学风不正的现象屡禁不止,与其说是“犯罪成本”太低,毋宁说是因为获利太高,所以不惜犯险。

中国历史悠久,且一直延续,又特重人伦关系,因而史学发展甚早,程度较高。晚清以来,中外文化乾坤颠倒,取珠还椟变为全盘外化,用西式有色眼镜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百不如人,唯有史学,多少还留有一份敬意(梁启超的“中国无史论”附和者少而异议者多),甚至还怀抱与人争胜之心。正因为此,驾前人而上之,谈何容易。当务之急,是获取与前贤平等对话的能力。就此而论,七十年风雨过去,要想再创辉煌,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 桑兵，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华中师大学报》2020年第6期

主编：李国平 | 责任编辑：李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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