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流传的书法名迹中，皇帝们的手迹永远是藏家追捧的对象。而留下墨迹的皇帝，在宋代以前，只有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685－762），先天元年（712年）于长安太极宫登基称帝，所开辟的开元盛世是唐朝和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和经济的极盛。李隆基本人仪表雄伟俊丽，雄才伟略而外又知晓音律，擅长书法，多才多艺。他与杨贵妃的婉丽而悲凉的爱情，因李白对杨妃“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赞美和白居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渲染，更成为家喻户晓的传说。李隆基另一件为后世赞颂的事迹，是其与同胞兄弟的友情和对几位兄弟无微不至的关爱。历史上通常的情况下，皇族的同胞兄弟为了争夺皇位而刀戈相向，如唐初就有血腥的玄武门事变。而李隆基登基前后与兄弟间的亲情，在《新唐书·卷八十一》中记载如下：“初，帝五子列第东都积善坊，号「五王子宅」。及赐第上都隆庆坊，亦号「五王宅」。玄宗为太子，尝制大衾长枕，将与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后，尽以隆庆旧邸为兴庆宫，而赐宪及薛王第于胜业坊，申、岐二王居安兴坊，环列宫侧。天子于宫西、南置楼，其西署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帝时时登之，闻诸王作乐，必亟召升楼，与同榻坐，或就幸第，赋诗燕嬉，赐金帛侑欢。诸王日朝侧门，既归，即具乐纵饮，击球、斗鸡、驰鹰犬为乐，如是岁月不绝，所至辄中使劳赐相踵，世谓天子友悌，古无有者。帝于敦睦盖天性然，虽谗邪乱其间，而卒无以摇。时有鹡鸰千数集麟德殿廷树，翔栖浃日。左清道率府长史魏光乘作颂，以为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为作颂。”这里所指的颂，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鹡鸰颂》。鹡鸰，又称脊令，鸟名。《诗·小雅·常棣》有“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故后世每以鹡鸰喻兄弟之情。
图一：《鹡鸰颂》纸本，纵26、横192厘米。行书，40行，计337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鹡鸰颂》书迹，宋代就有著录，流传有序，现有墨迹本一种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一）。至于该墨迹本的源流，历史上一直认为是玄宗亲笔或是下真迹一等的双钩廓填。更因其内容，历代备受保重。近来启功之《论书诗》中，又提出了“翰林代笔”之说。判断的依据，只在其《论书百绝句·四七》及其注释中说明：“翰林供奉拨灯手，素帛黄麻次第开。
千载鹡鸰留胜迹，有姿无媚见新裁。此颂因为唐明皇御撰，后有敕字，遂号为御书。然明皇书有《裴耀卿奏记批答》及《石台孝经批字》，笔势与此并不相类，因启后人之疑。疑者有二类，其一疑为米临，此已不足多辨。其一谓为硬黄摹本，其说谓米元章记其所见者为绢素本，米氏鉴定，不能有讹，此非绢本，必属不真。且硬黄摹书，已成常谈，此本既为硬黄，苟非摹书，又将何属？余昔年曾见原迹，墨痕轻重，迥异钩填，然则此桩公案，究竟如何剖决？一日阅宋代诏敕、告身，皆出御书院、制诰案书手所写者。文属王言，后有敕字，然无一本出宋帝亲笔。又见乾嘉时南斋翰林奉敕以精笺录御制诗文，或高头巨卷，制逾寻常;或寸余小册，仅盈掌握。而同一诗文，累见复本。盖词臣精写，以代印刷，清代尚尔，遑论李唐。米氏所见绢本与此纸本，可谓同真同伪。同真者，同出开元翰林供奉也；同伪者，同非明皇手书也。至于硬黄必用以摹书之说，则痴人前不必说梦也。”[1]总结起来，启功提出来几个理由，一是米芾所记为绢素本，因此必与现存纸本来源不同。二是墨本《鹡鸰颂》与玄宗其他行书在笔势上大有区别，固非玄宗手笔。三则是文献中宋代和清代翰林为皇帝代笔的现像或是普遍现象，所以现存的《鹡鸰颂》墨本和当年米芾所见的本子，都是“词臣精写，以代印刷”的结果。第一条自不必论，绢、纸都可以用作双钩廓填，所以米芾所见可能是或不是与纸本同一底本，没有直接的图像比较，并不说明任何问题。我们来分析第二条。启功所依据的图像资料，只有玄宗的《裴耀卿奏记批答》及《石台孝经批字》。《石台孝经》现存西安碑林，玄宗隶书，唐天宝四年（西元745年）立，高620厘米。批字部分行书，字径约20厘米（图二，下左）。《裴耀卿奏记批答》今尚见于刻本（图二，上），字径亦在20厘米左右，笔势与《石台孝经批字》也字形基本一致，细节的差异或是刻手精粗所致。而《鹡鸰颂》字的大小不过3厘米而已！启功认为《鹡鸰颂》“笔势与此并不相类”，却完全忽略了《鹡鸰颂》字形大小的差别。在考虑到大字小字的区别后，这两件刻石，包括《裴光庭碑敇》（图二，下右），与《鹡鸰颂》，在行笔、结字上，并无轩轾（见图三中的单字比较）。
图二、唐玄宗行书举例之一。上：《裴耀卿奏记批答》，出处未详，字径直8厘米。左下：《石台孝经批字》，字径约20厘米，现存西安碑林。右下：《裴光庭碑敇》，高120厘米，宽130厘米，字径约10厘米，唐开元24年（736年）11月立，现存闻喜县的礼元镇裴公祠。
图三、《鹡鸰颂》与《裴光庭碑敇》（第一排）、《石台孝经批字》（第二排职至教字）和《裴耀卿奏记批答》(第二排最后三字）单字的用笔和结构的比较。
启功没有提到的，玄宗的行书碑刻流传至今者，还有一件《常道观敇》（图四），又称《赐益州长史张敬忠敕》，是玄宗即位后亲自处理武后期间崇佛抑道而造成的山外和尚侵占青城山常道观一事，敇令“观还道家，寺依山外旧所，使道佛两所，各有区分”。《常道观敇》碑高一米，行26字，平均字径约4厘米，与《鹡鸰颂》大小非常接近，而其笔势结字，则完全一致了（图五）。当然，玄宗碑刻还有行书《金仙长公主神道碑》（图六），石残泐甚。又有《内侍省功德碑》（李隆基撰并行书，立于开元年间（西元713-741年），现在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碑亦漫漶殊甚，惜未出版精印，不能详细较勘。总结起来，就是《鹡鸰颂》与玄宗行书碑书迹是一致的，正符合欧阳修的观察：“《谒玄元庙诗》，唐玄宗撰并书。余尝见世有玄宗所书《鹡鸰颂》，与此字法正同。”[2]
图四：唐玄宗行书举例之二，《常道观敇》，立于开元十二年(724年)，高110厘米，宽60厘米，字径约4厘米，现在青城山天师洞轩辕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拓本。
图五：《鹡鸰颂》与《常道观敇》的单字比较。
图六：《金仙长公主神道碑》拓片，中国国家图书馆。徐峤之撰，唐玄宗行书，字径约3厘米，立于开元年间（713-741年），现在陕西省蒲城县，石残泐甚。
而关于启功提出的第三条推想，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现存的墨本，包括米芾所见的绢素本是否都是词臣所为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先从文献记载来看与诸兄弟有关的玄宗御书情境的记载。《旧唐书》中多次记载记载玄宗与兄弟亲情有关的书写行为和书迹。如下面的记载玄宗得到一个仙方而分享给诸位兄弟：“尝与宪及岐王范等书曰：'昔魏文帝诗云：“西山一何高，高处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赐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身轻生羽翼。”朕每思服药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陈思有超代之才，堪佐经纶之务，绝其朝谒，卒令忧死。魏祚未终，遭司马宣王之夺，岂神丸之效也！虞舜至圣，拾象傲之愆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为帝王之轨则，于今数千岁，天下归善焉。朕未尝不废寝忘食钦叹者也，顷因余暇，妙选仙经，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验”。今分此药，愿与兄弟等同保长龄，永无限极。'”重要的是，玄宗还陈述了兄弟们对他个人的帝业的重要性。虽然这里没有记录是否玄宗手书，以其内容推断，不应是出自翰林之手。开元十四年，岐王范卒，玄宗“哭之甚恸，辍朝三日，为之追福，手写《老子经》”。开元二十九年，宪王病逝，玄宗下旨痛悼并封之为“让皇帝”，虽未知圣旨是否御书，但在宪王之子上表恳辞之后，《旧唐书》明文记玄宗“手制不许”，且及册敛之日，“令右监门大将军高力士赍手书置于灵座之前”并记其书全文。可见玄宗与兄弟有关的手书文件，不在少数。有关《鹡鸰颂》的文字、写本及刻本的流传情况的材料并不稀见。其中早于并包括宋代的相关记载，都列在表一。表一没有特别指出的，是颂的序文：“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为方伯，岁一朝见。虽载崇藩屏，而有睽谈笑，是以辍牧人而各守京职。……秋九月辛酉，有鹡鸰千数，栖集于麟德殿之庭树，竟旬焉，飞鸣行摇，得在原之趣，昆季相乐，纵目而观者久之……左清道率府长史魏光乘，才雄白凤，辩壮碧鸡，以其宏达博识，召至轩楹，预观其事，以献其颂。……美其彬蔚，俯同颂云。”这里“秋九月”后之“辛酉”，若为记年，则为开元八年（720）。若“辛酉”为记日，则以五兄弟中最早去世者为李成义，时在开元十二年（724年），是为下限。而上限，不早于开元八年（720）李成义辍绛州刺史入朝守京职。而720-724年间，九月有辛酉日只有开元九年（721）九月十七和十二年（724）九月初五。其缘起，是一位长史魏光乘，从鹡鸰聚集麟德殿这一现象中，找出了“脊令在原，兄弟急难”的典事，献了一篇颂，而玄宗也自作一颂。魏光乘，旧唐书载其“请用魏征《类礼》列于经”，玄宗称其为良史，惜其所作颂原文不见记载。表一中第一条，是诗人张说《奉和圣制同玉真公主游大哥山池题石壁》。张说为开元间名相，玉真公主为玄宗同母胞妹，而此处的大哥，应当就是李宪。玄宗原诗为“澄潭皎镜石崔巍，万壑千岩暗绿苔。林亭自有幽贞趣，况复秋深爽气来”。而张说在诗中点出了“神藻飞为鹡鸰赋”，应该就是我们所讨论的《鹡鸰颂》，不仅应题中的“大哥山池”，还强调《鹡鸰颂》所表露的兄弟之情而或亦推及兄妹之情。同时，“题石壁”也是玄宗与诸兄弟有关的书写行为的又一次记载。表一宋代的记载中《新唐书》显系从《鹡鸰颂》移植，不赘。我们先讨论欧阳修《集古录》中的两条记录（表一）。一条是他既见过《鹡鸰颂》墨本，也见过《鹡鸰颂》刻本：“当皇佑至和之间，余在广陵有敕使黄元吉者以唐明皇自书《鹡鸰颂》本示余，把玩久之。后二十年获此石本于国子博士杨裒。又三年来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熈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书。”[3]“右《谒玄元庙诗》，唐玄宗撰并书。余尝见世有玄宗所书《鹡鸰颂》，与此字法正同。”这里说明《鹡鸰颂》在宋初已经有刻本、墨本同时流行，且有墨本与刻本相同的情况。而玄宗尝亲自书行书碑，包括《谒玄元庙诗》这样的诗碑。更点出《鹡鸰颂》书法与玄宗行书所书碑《谒玄元庙诗》字体正同。这些，与我们现在的所掌握图像资料（图一至图六），是完全符合的。另外一条重要记载记载，赵明诚《金石录》中的第一千三百四十七条“唐《鹡鸰颂》，明皇撰并行书”[4]。此条说明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就是《鹡鸰颂》原本就是玄宗所书并曾立为碑碣。我们还注意到，《金石录》中还记载了玄宗其他的一些行书碑记，如第一千三百七条“《唐明皇赐道士蔡守冲诗》，天宝十一年，行书”；第一千三百八条“《唐明皇赐上党故吏敇书》，天宝十一年”；第一千三百四十九条“《唐明皇赐上党宫宴群臣故老诗》”，及上述的《谒玄元庙诗》，再次肯定了玄宗亲自书写行书碑的事实[5]。这些碑题，和图二、五中碑题也可对应。此后，陈思、郑樵也分别记载了《鹡鸰颂》碑刻在西京长安。
关于《鹡鸰颂》墨迹本的记载，米芾有对一绢本的详细记录（表一），又有有黄庭坚所见本，在《宣和书谱》中也有一本。此外，《宣和书谱》还记载了二十余件玄宗行书，据题，这些书迹在批答敇文之外，也有文学作品如《送虚已赴蜀川诗》和《春台望杂言》等（表一）。说明了书法形态上，《鹡鸰颂》与当时还能见到的其他玄宗的书迹并无本质不同。表一中的这些材料虽然疏漏难免，但多少可以窥见一个重要消息来，即玄宗自己是参与“以代印刷”书写自己的诗文的工作的！这就否定了“皆出御书院、制诰案书手所写者”现象的普遍性，即使这并不排除有翰林为玄宗代笔的情况。显然，由宋、清代的“词臣精写，以代印刷”的记载而得出“清代尚尔，遑论李唐”的结论，在逻辑上是错误的，也缺乏史料和图像证据的支持。总结上面的材料来看，在宋初，《鹡鸰颂》已经存在很多不同的本子了，有石碑本，墨迹本，刻石本，加上米芾所见的绢本，等等。那么这些本子之间可能会有些什么不同的源流关系呢？所幸的是，宋刻本的《汝帖》[6]和《兰亭续帖》中的《鹡鸰颂》[7]尚存（图七），使具体比较《鹡鸰颂》不同本子间书法、文字的异同成为可能。《汝帖》由汝州知州王采刻于北宋大观三年（1109）。《兰亭续帖》则刻于政和年间（1111年-1118年），一般认为《兰亭续帖》大部分是翻刻《汝帖》。而《汝帖》初出，便为人所诟病，黄伯思以为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为伪帖，并以一帖省其文别为帖语，及强名者甚”。图七：左：《汝帖》中的《鹡鸰颂》，转自《中国法帖全集》。中：《兰亭续帖》中的《鹡鸰颂》，转自《中国法帖全集》。右：《鹡鸰颂》墨迹本。两个刻本中的五字都有残损而非石泐，而墨迹本中唯一的一个“五”字完好。比较《汝》、《兰》中《鹡鸰颂》，明显的区别是文字顺序和现存的墨迹本完全不同（详下表二）。而书法虽精粗有别，笔势和结字，则是完全一致的（图八），必然有一个相同的祖本。再仔细考察《汝贴》和《兰亭续帖》刻本，与现存墨本最大的不同，是第二行“兄弟五人”的“五”字损（图七），但其泐痕的形态，在《汝帖》和《兰亭续帖》中完全一样，显非因刻石残泐而成。最可能是原字泐损，刻帖者如实刻出。《兰亭续帖》无论是否翻刻《汝帖》，也是照样刻出。然而，现存的墨本中，唯一的“五”字却是完好的（图一），这就排除了王采从现存的墨本或相同系列中集字的可能性。因此，《汝帖》和《兰亭续帖》所展示的残损的“五”字及其与墨本一致的书法形态特点，都指向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存墨本的另一个底本，而非王采集字向壁虚造。这一结论也为文献中记录的《鹡鸰颂》的文字内容的流变所支持（见表二）。我们现在所见的墨迹本内容收入成书于清代的《全唐诗》[8]和《全唐文》，有序，显系从墨本录出。《汝帖》和《兰亭续帖》中的版本，文字则收于成书于南宋的王应麟（1223－1296年）所编的类书《玉海》[9]。这两本之间的差异，已经是远远超出编书者所能作的编辑改动。以王应麟的博学，或不至于无视流传有序的墨迹本，而偏取为人所诟病的《汝帖》中的本子。这一事实，证明了王采据以刻帖的另一个底本在宋代也是流传有序的（文字上还有第三个版本收录于成书于清代《御定渊鉴类函》，更近于墨本却有所节略，应是编书者据墨本所为）。
图八：《汝帖》、《兰亭续贴》中的《鹡鸰颂》的书法特色，与现存墨迹本《鹡鸰颂》的比较。
这些文献记载和书法图像证据，表明《鹡鸰颂》在北宋初期，就有多个内容不同的本子流传，不仅有墨本，还有碑刻和刻石本，但书法完全一致。《汝帖》和《兰亭续帖》的底本，或来源于不同于现存墨本的一个更老的祖本。如果现存的墨迹本并非手写（从点画的形态上，和序文中记年的缺失，我倾向于判断其为双钩本，这只需对其进行高分辨率光学成像分析即可找到答案），则亦来源于一个更老的底本。但无论如何，最原始的《鹡鸰颂》只能是玄宗的手书，这样才会出现各个本子书法的同源性。现存墨迹本所存字数更多，且有些字并不见于刻本，所以应当更加接近最原始的祖本。这一推断，也符合史书中所记载的玄宗好书法及与兄弟经常书疏往来的情境的。
据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鹡鸰颂》的大致源流。《鹡鸰颂》为玄宗亲笔行书，估计在诸位兄弟间传阅，后立为碑碣。到了宋代，已经有了刻本，且墨本底本也至少有二种（“五”字残本和“五”字不残本），虽然其文字内容有所不同，而书法却都来自玄宗手书的底本。这些多种本子出现的原因，在响拓摹写之外，也有可能是后人的文字游戏如集字为乐，而产生了如《汝帖》和《兰亭续帖》的底本。应该指出，这种集古人书而做新帖，不仅在《汝帖》中有，在《阁帖》中也是有的。如王羲之《阁帖·七》中的《劳弊帖》是集《十七帖》中《虞安吉帖》、《朱处仁帖》、《谯周帖》、《七儿一女帖》、《往在都帖》、《天鼠膏帖》、《知彼清晏帖》中字，再横加敷衍而成。造成这些现象，也不一定都是刻帖者所为，而来自于已经存在的“集字帖”中。古人无影印技术，这样对名帖的双钩摹写，是书法学习流传的主要途径之一。
总结起来，现存的《鹡鸰颂》墨迹，与多种流传的玄宗书法材料的书风是一致的，御书亲笔也是符合史书中所谈及的玄宗对兄弟亲情的关注的细节的。其书风，或出于王羲之《兰亭序》和《集书圣教序》。《鹡鸰颂》在北宋曾经有多个墨迹本，而现存的《鹡鸰颂》墨迹本，无论是写本还是响拓，都真实可靠地反映了唐玄宗的书法面目，见证了风流皇帝的多才多艺。[1] 启功，《论书绝句》，三联书店，北京，2002，页94。[2] 欧阳修，《集古录·卷六》，页十七，见《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十四》，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244&by_title=% E9%9B%86%E5%8F%A4%E5%BD%95[4] 赵明诚，《金石录·卷六》，页十七，见《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十四》，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2018&by_title=%E9 %87%91%E7%9F%B3%E5%BD%95&page=68[6] 启功，王靖宪主编，《中国法帖全集·四：汝贴、雁塔题名、鼎帖》，湖北美术出版社，武汉，2002.[7] 启功，王靖宪主编，《中国法帖全集·四：兰亭续帖、绍兴米帖》，湖北美术出版社，武汉，2002.[8] 曹寅编，《全唐诗·卷三：李隆基鹡鸰颂》，HTTP://cls.hs.yzu.edu.tw/tang/database/index.html。[9] 王应麟，《玉海·卷六十：唐鹡鸰颂》，文章在《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一》中有记，但无全文，HTTP://ctext.org/library.pl ?if=gb&res=798。《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十一》中则录有全文。[10] 欧阳修，《集古录·卷六》，页十七，见《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十四》，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244&by_title=% E9%9B%86%E5%8F%A4%E5%BD%95
文| 李跃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