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简介

晚清四大名臣

  “大清无昏君,大清无奸臣”,这句话是几乎是史学界对大清的一致公论,虽然“同治中兴”最终没有让中国走向富强,光绪的“戊戌变法”也没能成功,我们也不能抹杀了晚清几位皇帝和几位名臣的努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几位,关于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可谓汗牛充栋,功过毁誉皆不计其数。但是他们仍然是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们虽已去世一百余年,但是每当提起他们,人们仍然津津乐道。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汉族,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武汉大学)、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湖北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湖北武昌幼稚园(中国首个幼儿园)、湖北工艺学堂(武汉科技大学)、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等。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张之洞(1837年~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别号壶公、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生于贵筑县(今贵阳市),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授翰林院编修。1867~1873年任湖北学政。1874年起任四川学政、山西巡抚。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1889年7月调任湖广总督,并多次署理两江总督。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在督鄂17年间,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

  张之洞平生所为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其在中国教育由封建传统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其弟子张继熙曾说:“公常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故以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美国学者威廉·艾尔斯在其《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一书中对张之洞对中国教育改革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称赞“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台湾学者苏云峰更是高度评价张之洞对中国教育改革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湖北教育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张之洞的领导,而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贡献,并不限于湖北一地,而是具有全国性意义。正是由于张之洞的贡献,而使中国教育始走向近代化道路。”在督鄂期间,张之洞致力于改造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在张之洞的领导下,湖北教育通过由低等向高等、由普通向专业、由省城向州县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现代教育体系,其教育规模和质量在当时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在张之洞本人的具体策划和亲自指导下,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湖北工艺学堂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在张之洞的策划和指导下诞生的。不仅是湖北地区,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在南京创立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

  1863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

  1880年授翰林院侍读。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1889年8月,调署湖广总督。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军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着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1898年,张之洞作《劝学篇》反对变法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张之洞参与'东南互保',镇压两湖群众斗争,并镇压唐才常自立军起义。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有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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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简介: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一生著述颇多,但以《曾国藩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光绪五年(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曾国藩生平简介:

  1833年(道光十三年)23岁 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24岁 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径长沙,始与刘蓉交往。

  1835年(道光十五年)25岁 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 (道光十六年)26岁 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蓉、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

  1838年(道光十八年)28岁 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十九年)29岁 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起程赴京。本年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

  1840年(道光二十年)30岁 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31岁 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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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场达人张之洞:张之洞成功样板的不倒秘笈!40年前,鸦片战争爆发,帝国内忧外患,道光皇帝慧眼识珠,重用曾国藩。曾国藩不负厚望,他竟然光着屁股,走进国库,清查库银,立了大功。后来,他在一夜之间由四品官升为二品大员,连升四级,一时舆论哗然。

  ● 窥透慈禧,迎合上意

  从正五品的左春坊左庶子,升为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其实是正常升迁,并不是破格提拔,没有体现慈禧对张之洞有多么倚重,张之洞似乎有些失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慈禧觉得张之洞是一介书生,他没有做大官和做大事的经历。

  张之洞确实是一介书生,从政之后,他一直做翰林和学政,做了翰林和学政后,他又做了言官。在慈禧看来,言官都是一些言过其实的人,他们纸上谈兵行,上书言事行,但要是赋予他们执政大权,肯定不行,因为他们没有独当一面的事实证明,破格提拔和过分倚重他,肯定有风险。因此,慈禧一直没有提拔重用张之洞,但她考虑过这事,只是犹豫不决。

  慈禧还在犹豫之间,年仅45岁的慈安太后暴病而死!慈安死于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她从发病到死亡,只经历了24个小时,她死得太突然了。

  慈安死前没有任何征兆,三月初九,她只是身体不适,结果在第二天晚上就死了。她死得过于突然和蹊跷,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纷纷怀疑是慈禧谋杀了她。但清史专家通过对大量史料进行分析和论证,为慈禧洗脱了罪名。专家认为,慈安死于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当时人们对这种疾病认识不足,所以才会怀疑慈禧。

  慈禧虽然不是导致慈安暴死的真凶,但有关慈安暴死的种种疑团却弥漫了整个宫廷,慈禧很郁闷,也很无语。在这种情况下,她很难顾及张之洞的升迁问题。

  慈安去世不久,慈禧决定广开言路,推行仁政。张之洞认为这是一个良机,于是又以加强东南海防和西北边防力量为由,给慈禧上了一道有关朝廷大员任免的奏折:“东南海防重在两江,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年老体弱,不能胜任两江防务。而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1816—1890,湖南衡阳人)却能征善战、屡立战功且精力充沛,堪当此任。”

  “西北边塞重在防守,左宗棠一直督办新疆军务,他忠勇可嘉,可陕甘总督曾国荃(1824—1890,湖南双峰人)迟迟不到任,加上他最近连丧一子一侄,所以他更无心西北防务。浙江巡抚谭钟麟曾担任过陕西巡抚,他对西北的情况很熟悉,可擢升他为陕甘总督。另外,左宗棠的部将张曜也很忠勇,可令他帮办西北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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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左两人都以“刚强”闻名。左宗棠的刚是竣烈严厉、锋芒毕露之刚,他曾自谓:“丈夫事业,非刚莫济”。而曾国藩的刚虽然是外柔内刚,但强度丝毫也不逊于左氏。他说自己:“素有忿很不顾气习,偏于刚恶。”两刚相遇,必有一伤。在长沙他对左宗棠虽然表面上一直笑脸相迎,但是越谦虚的人其实自尊心往往越强,在和左宗棠相处的过程中,他已经忍足了一肚子恶气,现在左宗棠如此不礼貌,他再也不想忍气吞声、虚与委蛇了。

  一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墨绖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

  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张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划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此次会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他在致胡林翼中写道:

  (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 《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第111页。]

  其实,何止曾国藩一见倾心。在会见曾国藩之前,这个小小的乡下举人早已经名满湖湘,令好几位大人物“一见即惊”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1830),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见到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青年左宗棠,即为其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他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二十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途中,也因为闻听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第29、34页,岳麓书社,1999年。]。

  令这些阅人无数的官场大僚不约而同地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华横溢可想而知。太平军起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把他请出了山,通省要务,概以任之。虽然身份仅为一名师爷,却实际负担起全省军政要务,在湖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张亮基反倒成了一块牌位:

  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票,皆我一手批答。[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转引自沈传经:《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现官不如现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寸步难行。因此,对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他相信,有这位明敏强毅的师爷帮忙,他在湖南办理团练,一定会相当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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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重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官场楷模”。他力挽狂澜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在“同光中兴”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氏家族更是历史上数得着的侯门望族,一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败家子”,曾国藩继承发扬儒家教育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

  《清史稿·曾国藩传》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大师”,事业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说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曾国藩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搀扶下散步,他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忽然,他连呼“脚麻”,倒在儿子身上,瞬时已不能说话了。临危之际,他抬手指了指桌子上早已写好的遗嘱,大意如下:

  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十分惶恐惭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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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电视里边很多选秀节目有个特征,就是往往光鲜亮丽的人不大容易脱颖而出,倒是一些“草根”容易逆袭成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有这种心理,不太喜欢那些走得太顺的人,觉得他们身带光环,离我们很远。而那些草根,一看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再加上演得又好,和我们心理距离就会比较近,所以草根选手往往在比赛当中容易完成逆袭。这节我们要讲的这个人算是草根逆袭的祖师爷,他从很平常、甚至很低的位置一路坎坷走来,才成为了当时的一名重臣。这个人就是晚清的名臣左宗棠

  左宗棠1812 年出生于湖南,1885 年逝世,活了73 岁。左宗棠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他一直到50 岁前后才算掌握重权,出任浙江巡抚,任职到了省一级干部,后来官至东阁大学士,入主内阁。大清朝是不设宰相的,大学士就等于是宰相了,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国务院副总理”或者“总理”。左宗棠61 岁的时候才出任“总理”,69 岁的时候出任军机大臣掌管兵部,这才算是连兵权带日常事务一起都管了。到后来慈禧太后还让左宗棠跟各国的使臣打交道,掌管外交事宜。那时候也是他的巅峰时期,可以说是总揽内政、外交大权。

  左宗棠是汉人,而清朝立国的根基是满人立国,在这个满汉之间有很大鸿沟的朝代,一个汉人如果想要得到慈禧太后任,不外乎两点:第一个就是他必须得对慈禧太后忠心耿耿;第二个就是他能做别人做不了的事,立别人不能立的功。清朝注重军事武功,从康熙时开始,大清朝军功的奖赏一直都是最高的。左宗棠这一辈子之所以这么成功,是因为他办好了一件非常著名的大事,就是在19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时候,左宗棠带领自己的部队,加上当时满八旗的部队,远赴新疆与沙俄支持的分裂势力阿古柏展开激战,最后维护了国家统一,赶跑了沙俄侵略者。

  这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儿呢?让我一一道来。1865 年,中亚地区的浩罕汗国一个叫做阿古柏的军官,带着自己的部队入侵了中国新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并宣布在这里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哲德沙尔汗国。6 年以后,俄国出兵侵占了西北的重镇伊犁。1875 年5 月,这时已经65 岁的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而西征新疆的主力军就是他当年裁撤湘军的时候留下来的队伍。左宗棠带领他的军队按照先北后南的路线展开进攻,他们先是攻占了乌鲁木齐等地,迅速结束了在北疆的战斗,接着又在将近1 年的时间里陆续收复了南疆的各个城市,最后逼迫在新疆统治了13 年的阿古柏自杀身亡。1881年,俄国把伊犁还给了中国,至此,新疆160 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全部被收复。如果按面积算,左宗棠收复的这些失地等于8 个湖南省那么大,等于现在全国1/6 的国土。所以说,左宗棠是中国历史上通过一场战争收复领土最多的将领,可谓是创纪录了。左宗棠的盖世功勋还被人写成诗句传颂至今: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这首诗就是夸赞左宗棠的。左宗棠的功勋不只是收复失地,他在西北工作的时候,兴修水利、修路、造桥、农垦、开荒,把一些军事工业也引到当地,做了很多好事。此外,左宗棠还是洋务运动中非常出名的一个领袖,在当时和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

  前面我们讲过,左宗棠是草根的祖师爷,因为他早年落魄不得志,将近50 岁的时候才掌握重权。而和他并称的晚清名臣李鸿章、曾国藩等基本上是30 岁上下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都不像左宗棠这样大器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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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洋务派”地方势力“四巨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若按其所办洋务实业计,成就最大的无疑是张之洞、李鸿章,故有“南张北李”之说。但“南张北李”这两个洋务大臣的洋务实业均离不开另一个关键人物——盛宣怀。

  盛宣怀自同治九年(1870年)被李鸿章招入幕府后,便深受李的赏识,第二年就官至知府级。之后,在李鸿章的栽培下,历任天津海关道、招商局督办、直隶津海关道兼监督等。期间,盛宣怀创办轮船航运、煤铁矿务、电报、纺织、银行等洋务实业,是李鸿章的“经济总管”。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位李鸿章的心腹铁杆,后来却成了张之洞兴办洋务实业的得力“督办”,襄助张之洞的洋务事业后来居上。

  究其根源,大致有两条。一则,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李鸿章的失势,很多人把矛头对准了盛宣怀,遭到弹劾的盛宣怀处境艰难,想着再傍一个“靠山”继续自己的洋务实业。再则,张之洞当时在武汉铺的洋务摊子太大,创办的汉阳铁厂等一批厂子大都亏损,亟需用像盛宣怀这样懂洋务经营的人才去扭亏为盈。据传,张之洞为从李鸿章手上挖来这个“财神爷”,甚至不惜施出“美人计”。

  当年,深知盛宣怀处境的张之洞,经过一番周密安排后,便给盛宣怀发了一份邀请其赴武昌商议“官督商办”的电报,言辞颇为诚恳。盛宣怀即以回家给老父祝寿为名向李鸿章告假,获准后便登上天津开往上海的海轮。

盛宣怀

  盛宣怀生平不苟言笑,却喜欢歌舞音乐、美酒女色。此刻,住在头等舱的他正懊悔未带自己的宠妾同行。晚间酒至半酣,即闲逛于船舱,却见一个二十来岁的绝色美妇朝自己嫣然一笑,让他禁不住心动。经过一番寒暄,方知美妇是一戏班的艺人,艺名白玉兰,是准备转道上海去汉口探望艺姐妹的。这白玉兰望着盛宣怀递上的名片,惊诧不已,便诚邀“盛道台”去自己卧舱小坐片刻。之后,一个是久仰“盛道台”大名,一个是赞许姑娘美若天仙,很快便上演了一出“凤求凰”的好戏。

  在后几天的航行中,盛宣怀与白玉兰如同沉浸于蜜月之中。海轮抵达上海时,迎接盛宣怀的是湖北藩台,而且是专门派一艘兵舰来接盛宣怀。盛宣怀虽有些受宠若惊,但还是镇定自若地携白玉兰登上兵舰,住进了经过精心布置的豪华卧舱。兵舰在武昌码头靠岸时,封疆大吏张之洞屈尊亲自迎接这位四品道台,弄得盛宣怀惶恐不安。

  盛宣怀在武昌一住就是十来天,除张之洞隔日邀其入督府聊聊“官督商办”事宜外,几乎是日日宴请,夜夜笙歌。督府还专门安排一班人马侍候盛宣怀与白玉兰的起居、游乐。不久,盛宣怀便帮张之洞拟出一个“汉治萍公司”的宏伟设想,并产生想回天津的念头。这白玉兰闻言盛宣怀欲走,便百般劝阻,又将自己的艺妹白玉菊从汉口接来陪伴盛宣怀。这白玉菊比白玉兰更年轻漂亮,能歌善舞,弹得一手好曲,还带有一种让男人丢魂的独特妩媚,盛宣怀见之大有魂不守舍的感觉。次日,那白玉兰便借故去汉口演出几日,将艺妹丢给了“准姐夫”照料。这白玉菊更能吹“枕边风”,不时撒娇让盛宣怀“留在湖北”。直到此时,盛宣怀才如梦方醒,知道这一路的艳遇都是事先设下的圈套。在清朝,官员狎妓即可弹劾罢免之。

  盛宣怀终于留了下来。1896年,盛宣怀帮张之洞接下汉阳铁厂的烂摊子,开始筹办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汉治萍公司。张之洞则出面帮他化解弹劾一事,并保荐他任担任芦汉铁路督办大臣。1902年,张之洞又保荐盛宣怀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芦汉铁路督办大臣在当时是个大肥缺,它不但救活了汉阳铁厂,还帮盛宣怀赚到更多的银子。从1896年到1906年的十年间,盛宣怀以芦汉铁路督办大臣的名义共修铁路两千一百多公里,所用铁轨全部出自汉阳铁厂。通过与张之洞间的交易,盛宣怀还完成了对全国路矿行业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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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为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还有种说法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四位,有收复失土的,有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而且这四位都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要不是日本的入侵导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说不定洋务运动就成功了。如果没有这四位,估计清朝早就被改朝换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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