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首先要明法

人君的过错，就在于已经委任大臣了，反而又总是和未被任用的人去一起防范他，这样未被任用者的意见必定跟所任用者相对立，而君主反为未被任用者所控制。现在和君主一道防备人的人，就是君主过去所要防范的人。人君不能明定法治去抑制大臣的威风，就没有办法得到百姓的信赖。君主放弃法治而用臣防臣，相互爱护的就互相勾结而吹捧，不睦的就各自结党互相攻击。诽谤和吹捧相争，君主就迷惑昏乱了。做人臣的，不是互相吹捧、托人说情就没有办法得到高官厚禄，不是违法专权就没有办法树立威风，不假借忠信的名义就没有办法逃避禁令。这三项就是迷惑君主败坏法治的手段。君主要使有智慧和才能的臣子，不得违背法治而专权；有贤能行为的，不能无功受赏；有忠信的品德的，不能放弃法治而无视禁令。这就叫做明法。

人君有的被事业所诱惑，有的被巧言所蒙蔽，这两种情况是不能不考察的。人臣中有的把事情说得很轻易能做好，用的费用少，却用事情来欺骗君主。君主被引诱而不加考察，因而赞扬他，那么大臣反而用事情来控制君主。这种情况就叫诱，被事业引诱的人就会被祸患所困。他对君主进言时要求的费用少，下去办事花费多，尽管办事有功，但他说话不诚实。不诚实是有罪的，即使办事有功也不奖赏，群臣也就不敢再用花言巧语来迷惑君主了。做人君的办法是，如果人臣先前说的和后来的情况不符，或者后来说的和先前的情况不一致，办事虽有功，也一定要使他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是任用臣下的法则。

人臣为君主筹办事情又怕别人反对，就先作出假设说：“谁议论这事，谁就是嫉妒。”君主把这话藏在心里，不再接受群臣的意见；群臣害怕他说嫉妒，就不敢议论这事了。这两种威势得以发挥，忠臣的话就听不进去而只相信被人们吹捧的奸臣了。像这种情形就是被巧言所蒙蔽，被巧言所蒙蔽就是被奸臣控制了。做君主的办法，就是使人臣一定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又要负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责任。说话没有头尾，辩解没有应验的，这就是说话不当的责任；用不说话来逃避责任，以维持其重要职位，这就是该说而不说的责任。君主对臣下的建议，一定要考察他建议的原因，从而责成实效；对不说话的也一定要问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从而明确他的责任，于是臣下就不敢胡说了，又不敢沉默不语，说与不说都是有责任的。

君主想做一件事，对那事的原委还不清楚，但已经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如果办了，不但得不到利益，反而一定会有害。懂得这个道理，就要顺应事理而放弃主观欲望。办事要有根据，估计收益多而花费少，就可以办。昏暗的君主则不然了，算计收益，却不考虑花费，花费尽管超出一倍，却不知道利害，这样就只有名而无实了。这就是功小而害大。大凡称之为功的，收入多而花费少，才可称为功。如今浪费多大都没有罪，而收益少也是功，那么臣下就以大量的花费而成就小功，而小功对君主却有害。

不了解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不要改变古法，不要更改常规。”变与不变，圣人不理睬，只要能正确治理国家行了。既然如此，古法的变与不变，常规的改与不改，就在于古法常规的可行不可行。如果伊尹不革新殷朝的法令制度，姜太公不改变周朝的法令制度，那么商汤王、周武王就不能统一天下。管仲不改变齐国的法令制度，郭偃不革新晋国的法令制度，那么齐桓公、晋文公就不能称霸诸侯了。大凡人们很难改变古法的原因，就是害怕改变百姓安于旧传统旧习惯。所谓不改变古法，就是重蹈乱国的覆辙；所谓顺应民心，也就是放任奸邪的行为。百姓愚昧而不明治乱，君上懦弱而不能革新，这就是治国的大错。做人君的，英明而清楚了解治国之要，一定厉行，虽然违背百姓的意愿，也一定要确定治国之法。这说法的证明是，商鞅无论在家或外出都有人手持长矛、盾牌来戒备。所以郭偃治国一开始，晋文公身旁就有卫士；管仲治国一开始，齐桓公就有武装的战车，这些就是防范百姓的措施。这说法的证明是愚昧鲁莽懒散怠惰的百姓，总是只顾个人微小的损失而不顾国家的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