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
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
——丝绸之路（新疆段）
广义上的西域，指的是西汉时期，今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即今新疆以及更远的地方；狭义的西域仅指今新疆天山南北，即玉门关、阳关以西，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以东，准噶尔沙漠以南，西藏高原以北的地区；总而言之，今新疆是西域的核心区域，一直都是丝绸之路上最为神秘的明珠。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新疆就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汉书·西域传》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新疆地处丝绸之路的中枢地带，各国使者、商贩富贾、传道取经者东来西往、不绝于途。
（来源：中国国家地理，我不知道怎么去掉公众号的标记，见谅）
从唐代之后，丝绸之路自敦煌处分出3条路线，其中北道，亦称中道，是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沿而行，经高昌、交河，迤逦西去。2014年6月22日，新疆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克孜尔尕哈烽燧、克孜尔尕哈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北庭故城遗址等6处文化遗址与陕西、河南、甘肃等地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文化遗产一同并入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并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3项世界文化遗产。
丝绸之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东西方文明交流对话之路”，季羡林先生也曾指出，西域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惟一的交汇之处，中原文化不断消化西域传来的文化的同时，也以强大的辐射力对西域文化产生影响。沿着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从天山南北到河西走廊，再到关陇地区，星罗棋布着城池重地、佛教建筑、军事要塞，都一一展现了丰富的丝绸之路文化内涵，同时也为我们揭开“古西域三十六国”那尘封的神秘。西域古国最著名的无疑是因楼兰美女而闻名的“鄯善”，即楼兰古国，楼兰故城遗址在2012年便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丝绸之路新疆段的遗址又涉及到三个居于交通要塞的古国：高昌国、车师国、龟兹国，这三个国度也都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上，曾经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都给后世留下宝贵而丰厚的文化财产。
（高昌故城，对，就是火焰山下的那个）
高昌国是西域独立的汉族王国，位于吐鲁番核心地带。《北史·西域传》记载：“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在维吾尔语称“都护城”，即“王城”之意，曾是高昌王国的都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火焰山南麓的木头沟河三角洲、吐鲁番市东面的三堡乡，总面积200万平方米，是西汉至元明时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4世纪）吐鲁番盆地中心城镇，历经西汉高昌壁、高昌郡、高昌国、唐代西州和高昌回鹘等时期，时间跨度长达1400年左右。高昌故城奠基于西汉时期（公元前1世纪），是西汉王朝在车师前国境内的屯田部队所建，是以汉人为主的小国，后世的汉、魏、晋历代也均派有戊己校尉此城，管理屯田，故又被称为“戊己校尉城”，也正因如此，史称高昌人“本汉魏遗黎”，意指由屯田士卒肇端。高昌故城有“唐长安的西域翻版”之称，其建制深受唐长安的影响，内外建筑类似于唐代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它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4世纪时期西域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中心。经过考古人员5次的发掘，故城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遗迹、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古代西域城市文化、建筑技术、多种宗教和多民族文化在吐鲁番盆地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高昌故城的平面呈长方形，周长5.4千米，由外城、内城和宫城（可汗堡）三重城组成。城址内分布有大量宗教建筑遗址和宫殿遗址，在最北面的宫城中保留较好的外城西南和东南角保存2处寺院遗址，寺院建筑内还有大量的摩尼教壁画和佛教壁画、塑像等。城内的文物遗存十分丰富，特别是出土了大量的汉文、古突厥文、古波斯文、回鹘文、粟特文和蒙古文等各种语言的文书、碑刻及经卷，由此可知，高昌故城不仅是连接中原和中亚、欧洲的枢纽，各种文化在此荟萃交融，这里还是世界宗教文化荟萃的宝地之一。
在高昌故城内城北部正中有一座不规则的方形宫城，俗称“可汗堡”；堡内北面的高台上有一高达15米的夯筑方形塔状建筑物；稍西有一座地上地下双层建筑物，现仅存地下部分，南、西、北三面有宽大的阶梯式门道供出入，规模虽不大，但与交河故城现存唐代官署衙门建筑形式相同，可能是一宫殿遗址或官署。外城内西南角有一座约在公元六世纪的佛寺遗址，占地1万平方米，由大门、庭院、讲经堂、藏经楼、大殿、僧房等组成，院内正中有残存着菩萨像和壁龛。佛教在高昌古国十分流行，从国王到百姓笃信佛教，有文献载“全城人口三万，僧侣三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曾记载，玄奘曾西行取经到此，被笃信佛教的高昌王鞠文泰强行留在这里一个月，高昌国麴文泰举全国之力倾囊资助玄奘法师取经，条件是玄奘归国时能够在高昌停留两年，弘扬佛法，遗憾的是，玄奘归来时，麴文泰却已去世。到了13世纪末14世纪初，高昌故城因战乱而被废弃，大部分建筑物消失无存，如今所存的遗迹是以回鹘时期的为主。
（交河故城，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
唐玄奘继续西行，相传高昌国国王送行因不舍竟一路相随，亲自将法师送到了交河故城，交河故城是新疆的一座没有城墙、没有树木的城池。说起交河故城可能有些人比较陌生，但说到安西都护府就令人耳熟能详，交河故城是唐西域最高军政机构最早的所在地，它最早是西域36国之一“车师前国”的都城。车师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原名“姑师”，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中。交河故城，当地人称“雅尔和图”，意为“崖儿城”，因其位于吐鲁番市以西的岛形台地上，它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得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也是我国保存两千多年最完整的都市遗迹。交河故城是公元前2世纪至5世纪建造的，在南北朝和唐朝时期达到鼎盛，因连年战火，公元9至14世纪期间交河城逐渐衰落。《汉书·西域传》载：“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从空中俯瞰，高地上的交河故城像一片大柳叶，河水分流绕城下，为此故城名为“交河”。交河故城遗址中大部分为唐代的建筑，形制布局也与唐代长安城相仿。由于吐鲁番干旱少雨，故城遗址保存相当完好，城内的市井、官署、佛寺、佛塔、街巷，以及手工业作坊、民居、演兵场、藏兵壕、寺院佛龛中的泥菩萨等遗址和文物遗迹，虽历近千年都还可以找到。除了没有城墙外，交河故城还有一个最具特色的地方，就是它的建筑工艺，可以说这座城市是一个庞大的古代雕塑，整座城市的大部分建筑物基本上是用“减地留墙”的方法，所有建筑物就是从高耸的台地表面向下挖出来的，寺院、官署、城门、民舍的墙体基本为生土墙，这种建筑方式全世界仅此一处，为此交城故城还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由于历史上这一地区存在着激烈的民族和社会矛盾，交河故城在唐代重新营建时，无不把军事防御作为其建筑时的指导思想，除了只有南门、东门两个城门外，全城象一个巨大且层层设防的军事堡垒，如城中大道两旁皆是高厚的街墙，临街不设门窗，只有绕进小巷才能进屋。到了元朝末年的察合台时期，吐鲁番一带连年战火，尽管扎根于河州之心，交河城依然毁损严重，加上东察合台汗国第三任可汗黑的儿火者强迫吐鲁番剩余回鹘人信奉伊斯兰教，各种因素作用下，交河城被彻底废弃。
（北庭故城）
交河故城是车师国前部的都城，而北庭故城是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时期车师后部王庭所在地的“金满城”。北庭故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城正北12千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其雄踞天山以北，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必经之地，曾是“挟千里以超里海，筑伟业以壮三军”西域重镇，是唐代以来天山以北广大地区的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庭故城现存主要为唐代至回鹘时期(公元7-13世纪)的遗存，遗产区面积约385.15公顷，主要包括北庭故城遗址、城址西部的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北庭西寺)两部分，为此当地人称之为“破城子”，也称其为“唐朝城”。北庭故城曾是突厥人的可汗浮图城，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设立庭州府，辖金满、蒲类、轮台三县，后又增西海县。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改庭州府为北庭都护府，后来成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在，公元706年升北庭都护府为北庭大都护府，从此以天山为界，北庭与安西都护府分疆而治，大唐也正是从此时走向盛世。宋代此城为高昌王的行宫，元代为别失八里帅府驻以重兵，1251年设别失八里都行尚书省，统辖天山南北地区的军政事务，由此开创了西域与中原统一建制的先河。明永乐年间此城池毁于战火，自此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与记忆。清嘉庆二十四年，即1830年，史地学家徐松来此考察时，发现“金满”残碑，才证实金满城就是今天吉木萨尔县北庭镇的后堡子破城，即北庭故城。然而，其实清大学士纪晓岚才是发现北庭的第一人。公元1771年，被流放到新疆的大学士纪晓岚对乌鲁木齐周边的各县进行勘察时，意外地在吉木萨尔的城郊发现了一座已经度弃的古城，他根据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烟灰，推测这座古城可能毁于战火。根据所查边境史料及在古城中发现的遗迹，纪晓炭认为，这座古城就是史料记载中早已湮没的北庭都护府。他在《阅微草堂笔记》第十一、十二巻《槐西杂志》中记载：“城中皆无牒，掘一二尺乃见。”这是北庭都护府于明代废弃后首次见于文字的记载。
（北庭西大寺壁画）
北庭故城平面呈不规整的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约1公里。城池布局受唐长安城影响，分为内外两城，像个巨大的“回”字，内外城均有护城河、马面、敌台、角楼和城门，内城为官署区，外城分为生活区和商业区。北庭故城是我国历代中央政府行使国家领土主权的实物见证，是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与多元经济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依据。自唐兴盛，北庭故城创造了空前灿烂的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多元西域文化，其中位于北庭故城西边2公里处的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北庭西大寺)正是体现多元文化的一处文化遗址。它是新疆天山北麓仅存的一座早期佛教遗址，出土器物可知该寺庙跨越唐、宋、元三个时期佛教文化艺术宝库。寺院整体呈前殿后塔的形式，北部为塔形正殿，东西北三面残存二层环筑的洞窟式大龛。西大寺塑像是研究回鹘雕塑重要的实物资料，遗址壁画中存有“亦都护（高昌国王）”“长史”“公主”之像，推断该寺在高昌回鹘时期应是高昌回鹘的皇家寺院。壁画有千佛、菩萨、供养比丘像，护法和经变故事等，画中有回鹘文和汉文题记，是研究新疆古代宗教、艺术、语言文字的珍贵资料。西大寺在佛寺形制、塑像和壁画方面具有独一无二的回鹘特点，尤其是佛寺的平面配置形制，尚未发现有与之完全相同的例证，为研究古代西域，尤其北庭地区的宗教、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其中“八王分舍利图”等壁画代表了回鹘佛教艺术的最高水平，壁画色彩以红蓝绿为主，白色和褐色为辅，作画风格主要采用了铁线描、游丝描和兰叶描等线描的手法，人物面容和服饰着装都显现出典型的民族特征。在壁画的下半部有两个栩栩如生的大型人物画像，画像的左边用北宋高昌回鹘时期的回鹘文字记录着供养人的身份：回鹘王阿斯兰汗的依鼎公主及驸马。位于203、204、205号洞龛的交脚菩萨像也是北庭西大寺必看的宝物。交脚菩萨像最早是起源于印度，西大寺的交脚菩萨两腿交叉，脚尖相对，与后世盘腿而坐的佛像造型完全不一样，既有中原审美特色又有西域舞蹈特点。虽然头部已经损毁，但从残存的木胎泥塑的衣褶仍依稀可见昔日的影子。北庭西大寺无论在题材、构图和人物形象上都很有个性，自成一体。
（克孜尔石窟全景）
在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中，宗教的东传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特别是佛教的东传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文化遗迹遗物。丝绸之路开辟后的西域与中原、内陆连成一体，东西方的经济、文化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愈加密切，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丝绸西去和佛法东来。龟兹国便是西域国中非常重要的佛教重地，《晋书·西戎》记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人以田种畜牧为业，男女皆翦发垂项。王宫壮丽，焕若神居。”据考，佛教很可能是最初由龟兹国传入中国的，法国汉学家列维在《所谓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一文中指出据中国最早的2世纪佛经译本中的佛教用语如“沙门”、“沙弥”不能对比梵文的sramana、sramenera，但与龟兹语的samane、sanmir很近，由此断定2世纪时期的中国佛经必定是从原始的龟兹语翻译而来。库车古称“龟兹国”，是我国古代西域大国之一，我们熟知的楼兰美女便是龟兹人，龟兹国曾经是西域国人数最为众多的国家之一。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龟兹国便与汉人开始了千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
（克孜尔第171窟《度乐神善爱犍达婆王(局部)》）
克孜尔石窟是龟兹国六个主要佛教石窟之一，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西北，是中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克孜尔尕哈石窟是距古龟兹国都城最近的一处石窟寺，属于国家寺院。克孜尔是维吾尔语的译音，是“红色”的意思，克孜尔石窟又称克孜尔千佛洞或赫色尔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在公元8—9世纪逐渐停建。洞窟开凿在木札提河北岸明屋达格山的峭壁之间，南面是木扎特河河谷。克孜尔石窟是龟兹古国石窟的典型代表，有4个石窟区，现存有236个洞窟有编号的石窟，漫长的岁月和战火中许多塑像都遭到破坏，庆幸的是目前洞窟形制还较为完整、壁画遗存较多还仍占总体的三分之一，其中有81窟还有精美的壁画。根据洞窟的形制特点、壁画的题材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原因分析，以及放射性碳素断定时代，克孜尔石窟主要是四至八世纪的遗存，大致分为早、中、晚三期。石窟分为东西两大组群，开凿在东西宽170米，南北长300米范围内的崖壁上。按功能，石窟可分有支提窟、僧房窟、讲经堂、禅窟等；按窟顶形状分有、平顶、券顶、穹庐顶、套斗顶、覆斗顶等。现存较完整的39个窟可划分为5组，每组都具有礼拜、讲经、禅修和居住等各种功能。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本生故事数量多，画面丰，分布广，在世界佛教石窟中都是罕见的，壁画均是典型的龟兹风格，佛本生故事40余种，因缘故事20余种，还有佛传故事画及龟兹文题记。菱形格画是克孜尔石窟别具一格的绘画形式，有多少个菱形格，就有多少个壁画故事，全盛期的石窟壁画还展示了“曲铁盘丝”画法，色彩鲜明华丽，人物姿态自然，服饰华美多样，其中第30窟的八身飞天最为著名。另外，讲经窟在众多龟兹石窟中也是别具一格，其浓郁的龟兹画风及珍稀的龟兹文题记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价值和独特的艺术价值。石窟融汇了三种文化特色，古龟兹画师笔下的绘画包容了汉文化的特色，也对外来的文化艺术进行巧妙地选择接受。除了绘画雕塑艺术，龟兹国有着高度发达的音乐歌舞艺术，它的佛教乐曲对中国的影响极大，龟兹音乐传入中国，在唐代演变成为唐代佛曲，隋唐宫制的10部乐曲中就有《龟兹》乐部。
（克孜尔尕哈烽燧）
克孜尔尕哈石窟西南1公里处有克孜尔尕哈烽燧，亦于2014年6月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烽燧也就是烽火，是古代军情报警的一种措施，夜间举火称“烽”，白天放烟称“燧”，古人为了使烟直而不弯，常以狼粪代替薪草，因而“燧”又别称为“狼烟”。克孜尔尕哈烽燧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克孜尔尕哈土塔”，始建于汉宣帝年间，它是丝绸之路上最古老、目前保存最完好的烽燧遗址，为单体烽燧，是汉帝国大型交通保障体系中的烽燧制度及其对丝绸之路长距离交通和交流保障的见证。克孜尔尕哈烽燧高约13米，基底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6米，南北宽约4米，基地往上逐渐缩收成梯形。烽燧主体系夯土所筑，夯土层厚约12—15厘米，上部夯层中夹有木骨层为骨架，每层间距约1米，顶系土坯垒砌，并建有望楼，现仅存木栅残留物，由于地处风口受到长期风化，烽体受到严重的侵蚀，南侧中上部已呈凹槽状，烽燧北侧尚地坍塌的废墟。据推测，在唐显庆三年（658年）时，安西都护府被移到龟兹，为了有效抵御突厥侵扰，在汉代修建的烽燧的基础上，唐王朝对克孜尔尕哈等部分的烽燧进行了修建，这也许就是克孜尔尕哈烽燧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原因。
（苏巴什佛寺）
苏巴什佛寺又称“昭怙厘大寺”，位于新疆库车县城东北却勒塔格山南麓，是新疆现存的最大的佛教文化遗址，该佛寺遗址在历史上曾先后被称作雀离大寺、雀梨大寺、昭怙厘大寺等，现称苏巴什佛寺遗址，俗称苏巴什古城。苏巴什佛寺始建于魏晋时期，中国古代三大佛经翻译家的两位：唐玄奘和龟兹高僧鸠摩罗什都曾在此开坛讲经，从魏晋起到唐时期一直是龟兹乃至西域的佛教文化中心。有水的地方，就有人的聚集。苏巴什是维吾尔语，是“水头”或“龙口”的意思，意味着这里曾经应该是有十分丰富的水资源。隋唐时期，苏巴什佛寺最为繁盛，僧侣曾多达万人，香火鼎盛，玄奘途经此地也大为惊叹，在《大唐西域记》中，唐玄奘对苏巴什佛寺描述：“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而东西随称，佛像装饰，殆越人工。”如此恢宏的佛门之地，玄奘也被吸引，他驻留两个多月，一年讲经。苏巴什佛寺遗址分东、西两寺，分布于铜厂河东西两岸，河道横贯其间，互相对望，据说这条河便是《西游记》中的子母河。整个遗址以佛塔为中心，四周建有庙宇、洞窟、殿堂、僧房等寺庙建筑物。也许正是因为玄奘所说的：“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如今这种繁华已全然不见，近二千年风雨剥蚀及外国探险队的破坏性挖掘，现已面目全非，东寺几同全毁，仅存庙塔、僧舍遗迹，主要建筑集中在西寺。
（西寺佛塔）
西寺的建筑亦是由土坯建造，尚存僧舍残垣和数处高塔，西寺中部佛塔应该算是苏巴什佛寺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建筑，佛塔坐北朝南，塔身方形，土坯垒砌，造型与印度金字塔有几分相似。这个佛塔的建筑风格属于汉地佛塔，与西安的大小雁塔的密檐式建筑相似，是佛教从西域龟兹传到中原，然后再从中原返回，影响到龟兹地区佛教的一个重要见证。在西寺北面一排还存有十多个禅窟，形制有单龛和多龛，在佛龛的壁上刻有佛像和古龟兹文的题刻，这些禅窟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据考为印度禅窟支流。苏巴什佛寺在历史上曾经沿用近千年，曾出土过汉、南北朝、唐代等时代的钱币钱币，以及铜、铁、陶、木器，壁画、泥塑等材质的佛像和绘有乐舞形象的舍利盒等，同时还有书写古民族文字的木简、残纸。作为西域重要文化中心之一，苏巴什佛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该佛寺遗址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它的建造技法基本上涵盖了土遗址的不同建造形式，是我国西北干旱区，乃至中亚地区土遗址的典型代表。九世纪苏巴什佛寺被战火摧毁。十四世纪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区域后，此寺彻底废弃。废弃千年的苏巴什佛寺残存的建筑矗立在广袤的戈壁滩上，反射着金色光芒的高高的佛塔，依然令人震惊，向人们诉说着过去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