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儿｜怀旧党
大学牌子还算不错。当年故乡的乡亲跟老父亲说，你家儿子大学毕业最起码就是县干部啊。
不过，真正幸运的，是我遇上了一个难以复制的时代。
与如今高校的功利主义和职业教育相比，我上大学时候，周围充溢的是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的精神。我相信是种子总会发芽。
那个时代毕业的学生，都是国家包分配的。
我的几位师兄选择去深圳和海南的时候，我惊讶于他们的勇气。那个时候的深圳和海南，颇有孤悬天涯的感觉。
到我毕业的时候，1989年，国家开始试行双向选择。
我毕业前曾经给新华日报写过一封自荐函，后来他们很客气地给我回了信，婉拒了我。
后来我接受系里的推荐，到北京大兴一个工科院校当一名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员。这多少与父母的期待有些距离，更遑论乡亲们 热衷的传说了。
当老师也是我的理想。但我终究没有想到，这与自己想象中的相差何止千里！
也就是从我们毕业开始，大学毕业生必须下基层锻炼一到两年。我是在北京总后3209厂，干了半年，主要工作是给印刷机上纸、装 订、打包，及推纸筒，这与我学的哲学毫无关联。这就是锻炼。
我的不少同学，就是在下基层锻炼时，孕育了爱情。后来我常常化用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来开那些同学的玩笑。
不过，我还是很幸运。我的工作是在89年4月之前已经确定的。我的许多同学，毕业时没有工作，发回了原籍。在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是我们同届的北大中文系一位毕业生，他被媒体关注时，正在街上 卖猪肉。
很多人羡慕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国家一切都安排了，你就没有选择。不过，也是从我们开始，在国家安排之外，另一个世界 渐渐浮现了。虽然，那里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信息闭塞。虽然大兴到城里并不远，但只有两路公交车。我每周总是骑着一辆26金狮，来回奔波于大兴黄村和海淀之间，去城里 的同学那儿聊天，了解世界的变化。
也是这种锻炼，让我柔弱的体质渐渐变得强硬，意志也愈益坚强。90年夏天，我孤身骑车旅行，带了条凉席和一张床单，一本书，是周作人的， 《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那一趟旅行，最远的一天，早上从杭州西湖边出发，沿着杭州湾，一路骑到了上海奉贤的南桥镇，路上就将近200公里啊！
后来我常常感谢当年的这种艰苦的自我训练，让我遇到挑战，总是有被动的勇气和意志来应对。
当时的学校不像今天亿万富翁频出，教授卖茶叶蛋的新闻正在社会发酵。我的同事们在黄村，卖起了螃蟹（从塘沽贩回的）， 馄饨和面条，而我，则在学院布告栏里，贴了张海报，出租图书，美其名曰“千古文人侠客梦”。
除此之外，我还参加了书商组织的攒书，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古人的家教家训之类，翻译成现代汉语。为此，我还买了一套 词源，当时可比我一个月工资还高啊。
书出版了好几本，稿费却在90年代末我早已认为不可能时拿到了。
当时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每天吃饭时，有份水煮肉就好了。
那年《蜗居》流行时，我很不以为然。谁一开始就拥有一切？我结婚的时候，是在黄村的郊区租了间平房啊，平常在学校的宿 舍里，也靠舍友不来住的恩典啊。
社会变化太快，很多需要时间实现的东西，一下子像压缩饼干似的，压到了一个层面上，少年、青年和中年的追求趋同了，这 是社会的病态。
黄村的日子困苦却也安逸，但无法实现自我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离开的心越来越重。
我考过研究生，虽然专业分数很高，不过政治英语太差；想去报社，第一家找的是首钢的一本《生产力研究》，后来终究未去；想 去光明日报，最后也没下定决心 ......
我后来去了机关，虽然我对机关一无所知。不过，我又赶上了第一次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在此之前，我已经在机关帮忙 了。幸运的是，我考的也还不错。进了机关，自己努力，领导信任，同事尊重，一切顺风顺水，让人羡慕。
后来我做过报纸，办过杂志，干过公司，但每一次选择，似乎都逆社会潮流。我曾专门写过篇文章，谈自己的背运。但无论怎 样，我都没有放弃与文字的交道。
每一次经历，都让我的人生有了更多的积淀，让我有了新的进步。奋斗的激情，从来没有在我身上失落过。
人过四十还有进步，多不易啊。
不放弃自己，不放弃理想，才能改变自己，影响周围的人。
无论多渺小，把每一件能做的事做好，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成为那只掀起滔天巨浪的蝴蝶，当然，化蝶非为掀巨浪，就如螺蛳壳里做道场，只是自己的道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