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诗歌之间的那些事儿
再一次午夜梦醒，不对，这个用词似有不妥，因为从刚才的构思到现在的欣然命笔，我对是否因梦而醒，已经没有半点儿印象了，所以这是将近知天命的我养成的与写作配套的生活习惯——有灵感就随时写下来——只是此次思考的内容与梦境关联不大而已。一定程度上，我已经开始讨厌写作了，耗费心血不说，心中的想法总是不能通过文字得到全然的表述，想来这应该是因为形而上学的思想过于开放，所以导致在形而下学手段上的配套不能。所以你说怪不，别人是想上，但上不去，我是上得去，却下得不够顺畅，能不愁吗？！最近关于《逼停旧哲学》的写作，已经停笔几天了，不是没有灵感，而是自己作品在自媒体上得到的反馈不够积极，所以反思自己的“徒劳”，只觉得写一篇能够一锤定音的哲学终极常识化文章，能够起到终极答疑解惑的权威性，就一切得解了。关于如何一锤定音，或许简单地把自己的思想精华整理一下即可，但考虑到自己连一本西方哲学史都没读完，所以本着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想法，觉得有必要读完再写，这样肯定会更好，因为那样的说理视角会更宽、底气更足。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因为随着我把只看一半儿的挪威人奎娜尔·希尔贝克和尼尔斯·吉列尔写的《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下》接续看了两章之后，通过比对第十二章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主义和第十三章启蒙运动中各种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频繁冲突与对抗，让我更加清晰地感知到，这一阶段的西方哲学，因为不真懂本体论，所以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冲突变得更激烈了。真懂本体论的人，会在这其中看到他们在本体论方面的纠结与挣扎，然后在洞悉西方哲学一直回避建构终极本体论的无奈之后，更加清晰地认定，西方哲学从来不真懂什么叫形而上学，所以无法进一步掌握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的关系，导致他们根本无法像中国传统哲学一样，实现准终极自圆其说。换言之，相对于我的终极自圆其说，西方哲学正处在中国传统哲学实现语言转向之前的形而上学认知形成期，只因在相对形而下的科学哲学方面的理论突破，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物理自由，所以西方文明才相对于其他文明，实现了暂时性的弯道超车，因为哲学并未因科学哲学的发达而实现终极成熟。希望通过本篇的写作，能让大家常识化掌握，西方哲学兼具逻辑学方面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所以受形式逻辑束缚相对更严重，因而一直在爬坡于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绝对割裂的自相矛盾中。但其实，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是人的同一思考行为所内涵的辩证逻辑循环的两个必要步骤与过程，这些我都会在后面进行展开论述，希望能够满足大家的常识化认知需求。当然，这样否定西方哲学，并不是彻底的否定，因为不借鉴他们接力爬坡的经验，也不可能有我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任何可能。因为学哲学就是学哲学史，所以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未来，彻底否定他们，于我的终极自圆其说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对西方哲学没有偏见。现在我正在突击第十四章号称哥白尼式革命的康德哲学，虽没看完，但他以物自体为名的新本体论建构，的确拓展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理论视野和思想格局，无奈因为不能根本改变普遍不真懂本体论的文明发展格局，所以这部哲学史用哥白尼形容他的哲学地位，也算准确——哥白尼否定了地球的宇宙中心说，但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康德的物自体当然也不是终极意义上的哲学本体，因为康德哲学和其他哲学一样，并未实现以说服一切人为标准的终极自圆其说。此前早批判过康德的一句名言，缺乏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这句话是正确的，但从整个哲学史的发展历程看，显然所有哲学家都和康德一样，或者还不如康德，即便知道缺乏认识论的本体论无效，却都将自惭形秽于不知道什么样的本体论才是终极本体论。当然，他们也更不可能知道，只有终极本体论才能代表（狭义）哲学的终极成熟，所以虽然还没看到黑格尔是如何进一步批判康德的，但我想，黑格尔辩证法体系的建立，也得益于康德的理论突破，这样我们再联想到，马克思又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必要的颠覆，所以不难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虽然有能力拓展和丰富哲学的本体论，却没能力像康德一样创设新本体。其实只要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完全没必要再预设或虚构什么新的本体。希望大家能因此在我的思想体系中看到，我也只是统合了一下人类所有的本体论，就实现了预期的终极自圆其说。大家当然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常识化认知，只要不能统合旧哲学的一切本体论，新设再多的本体，也是徒劳。以早期智者哲学时代的原子本体为例，懂现代物理学的人无不叹服先哲的高超洞见与洞察力，但不懂现代物理学的古人恐怕就很难理解原子本体和相应的本体论，所以随着时代的进步，大家要常识化地认识到一点，哲学的常识化进程不但从未止息，而且一直处在缓步进行中，而我所谓的哲学常识化，不过是对终极常识化嬗变的促进追求而已。这里有必要借助原子本体建立这样一个共识，现代物理告诉我们，物质世界的本质，已然是可实证的层层堆叠的不同维度的粒子在虚空中旋转，所以我们可以暂时不知道世界的物理本体是什么，却已经知道了世界的物理本体确定性地具有虚实相间性。至此，必须卖弄一下我自己所谓可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常识化转向思想体系了，因为通过横向对比中西方哲学在逻辑与理的思考方面的共性和差异性，我发现，物理世界已经得到实证的世界在本质上的虚实相间性，明显排斥旧哲学寻找单极本体的南辕北辙缺陷，因为我们建构的任何本体论，盲目以虚实相间性中的实为本体不行，反之，以其中的虚为本体也不行。结果参照中国传统哲学，我们把这种虚实相间性抽象理解成生万物的道在运行，则道与物质世界本质上虚实相间的规律性有了异名同出的内在一致性，所以我认为，东方哲学的道与梵这种在各自文明内可以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概念，就是西方哲学所遍寻不着的本体。这样我们就可以形成这样的本体论共识，世界的本体肯定集中反应世界的本质规律，既然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世界的本质具有多维度的虚实相间性，找到本体还要继续寻找本体背后的规律，莫不如用规律替代本体，毕竟规律才是现象背后的真正本质，本体其实只是帮我们认识规律的一个中间体概念。那么本体是什么呢？本体是世人在旧哲学的狭隘理论体系中，在不能摆脱线性的形式逻辑思维所造成的逻辑陷阱之前，通过下意识的折中手段虚构出来的中介式概念，所以所谓的本体只是类似化学中间体的不稳定的主观理论存在，类似于中国传统哲学所谓“强名曰道”的道，所以道与本体都是虚构的主观存在，不是客观存在，却可以形而上学地帮我们以终极可知论的洞见终极认识世界的本质。这样我们就可以形成这样的常识化认知，客观存在的，只是虚实相间的粒子在虚空中旋转，所以哲学真正需要建立的，只是本体论，而非纯粹理想化的单一物质本体的必然发现，否则我们将永远被南辕北辙地束缚于或主动或被动的不可知论的尴尬境地，比如坚定的可知论者却一直无法雄辩地说服不可知论。显然，只有最终确定本体概念的中间体特征，我们才能不在哲学前沿探索领域继续犯南辕北辙的错误。这样的共识一旦形成，哲学界想开展任何转向，都将变得轻而易举。反之，哲学史上的那些哲学转向之所以一贯步履维艰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只因一直有一个形式逻辑陷阱跳不出来而已。在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里，为狭义哲学因本体论的终极统一而实现终极成熟提供了可能，同时使世人集体实现终极精神自由成为可能，同时预言了与终极哲学配套的终极物理自由的实现路径，只能依赖附属于广义哲学的科学哲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常识化理解，正因为能够实现本体论的统一，所以狭义哲学才有机会通过顺利回归广义哲学母体而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因为不懂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层次低于本体论，所以以西方哲学为首的旧哲学界，一直无法准确厘清狭义哲学与广义哲学之间的临界点，这里我也不想就此再做徒劳的老生常谈，因为刚翻看某出版机构的公众号，介绍一个叫巴丢的作者写的《诗和哲学的不可言状》，还没看完，就觉得批判一下该文，会起到与简单提炼我思想体系异曲同工的效果，或许还能更好，因为他可以成为与我思想对立的靶子或假想敌。我的作品，许多人都表示看不下去，也难怪，因为我很少按他们的习惯，只针对某个哲学思想展开论述，而是针对整个西方哲学，或者整个狭义哲学，进行总体批判，这本身就体现着我们彼此间有形而上学思辨层次高低的冲突。这一点，完全可以从我的写作初期就开始执著于解读哲学是什么上得以印证，事实我至今仍极力勾描的，仍只是哲学是什么问题，所以我才能发掘《道德经》的概括性为可终极自圆其说于哲学的常识化普及的整体一致性。正因为从起点处就把注意力放在哲学的整体认知上，所以我从不特别关注某个单一哲学思想体系的高明，当然也就没有偶像级哲学家让我盲目崇拜，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如我一样超然，否则稍一盲目崇拜，我们自己先天在形而上学的自主性当中隐含的对旧哲学思想边界的突破能力，就会迅速直接归零，这是导致我们很多人因此而只能固步自封于凡人境地的自我封印。这种无可救药的自我封印，是在形而上学思考方面没有假想敌的结果，于任何人的终极哲学思考，都是不可承受之重，此前却从没有人常识化讲授，我能彻底解决它，所以请大家给予我的可终极自圆其说思想体系以基本的信任。至此，我衷心希望天下再没有盲从哲学家的人，因为没有必要，因为他们都无法常识化地讲清楚哲学是什么，所以大家莫不如从我这儿借鉴自主超越他们的经验，如果不能实现哲学思维的绝对突破，你骂我，如果不能帮你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你还可以骂我。敢这样自吹自擂的人，过去从来没有，大家别担心，我根本没有成为哲学家的想法，因为我的终极自圆其说不允许，因为你若借鉴我的经验成功，会发现哲学原来不过如此，那么你自然会如我一样无视一切哲学家，所以哲学家于我没有任何光环意义。反之，如果一番考察过后，您发现我的思想体系根本无法自圆其说，那么我自然更与哲学家的身份不沾边儿，但您的哲学思辨层次却可以因此而绝对提升，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受益最多的，一定是你自己，而我，则只是一个想终极颠覆哲学家的专业性无知的人。我虽然懒得钻研某个哲学家的思想，但需要批判他们的时候，我还是会小心考据的，比如我正要批判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巴丢，查了一下，没有明确信息，这说明，他如果是中国人，则名不见经传，如果是外国人，则是一现世的法国毛派哲学家，所以我推定，这个比较权威的公众号的编辑的责任心，差了些意思。说到编辑，我是颇有几许怨言的，因为我的作品以各种方式投稿，没有一篇被他们采信过，部分关键书稿也因过于敏感而不被纳入出版计划，自费都不行。这里大家不要太在意我的情绪，因为我这样说，只为简单发泄，不为彻底否定编辑群体，因为我要对自己的终极自圆其说负责，所以我只能一如既往地把责任全推给无能的哲学家群体。大家可以用常识化视角试想一下，关于哲学是什么，那么多著名的哲学家都说不明白，凭什么让非著名于专业的编辑们接纳我自以为可终极自圆其说思想体系呢？！所以这个作者如果真是现世的法国毛派哲学家，我完全可以通过批判他，让大家见识一下旧哲学的整体无奈，到底能不能被我彻底解构清楚，提供终极性替代方案的那种。巴丢的作品题目为《诗与哲学的不可言状》，其中的不可言状，想来即我所谓的不能自圆其说，既然他强调不可言，那么我要否定他，我的观点当然是一切皆可言，所以为了突出对他思想体系的整体否定，下面我用红字显示他的原文。《理想国》第十卷里对诗歌的严厉批评体现了柏拉图理念哲学的局限吗？或者情况正相反，它界定了哲学的本质，由此表明在本原上哲学与诗歌是不相容的？既然要成体系地否定，所以我也开宗明义，在本原上，哲学与诗歌都附属于广义哲学，所以在形而上学的本原和终点处，二者都是一致的，都服务于人正确认识自己的需要。认识了这一点，自然不难理解，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系统性偷换概念的错误道路，所以才会在今天仍因为本体论的不可调和，而无法实现任何整体意义上的自圆其说，所以我会借助中国传统哲学物极必反规律的常识化解读，以终极自圆其说为标准给大家讲明白，西方哲学是因这特有的逻辑认知错误，所以才会让南辕北辙的两种本体论“和谐”共存至今。至此，我希望大家建立这样一个常识化认知视角，任何不主动与广义哲学建立起一致性认知的哲学思想，都必定犯有反思不到位的前提性错误，也就是在形而上学思考方面打不开旧有的认知边界，这是一种束手无策于哲学开放性的表现，是哲学与现实人生同样无法实现终极成熟的内因。中国传统文化定义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现象为无明，也就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意思，因为在形而上学方面上不去，就必然打不开思路，当然无法提升现实的知行合一水平，所以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知行合一上升为哲学的知行合一性，一定会有助于西方哲学破除无明于自圆其说不能的尴尬。希望通过这样的常识化解读，大家能够常识化理解，诗歌在不真懂本体论的柏拉图的思想暴力迫害下，遭受的是莫须有的罪名，只有我的终极本体论，才能为其实现终极平反，承认诗与哲学一样不可言状的这个巴丢，肯定不行。为了避免陷入无聊的争辩，我们需要明白柏拉图自认为他对诗歌的态度既非支持也不反对。这点非常重要。他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对城邦的组织完全正确，特别是在诗歌这件事上。'对于这句特别的话，我们必须看清其中的一针见血。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对政治原则的界定和对诗歌的排斥是同一件事。或者至少是针对柏拉图所说的诗歌的'模仿特性'。真正的政治学的命运是建立在它对诗歌的坚定态度上的。此处强调柏拉图对诗歌的态度既非支持也不反对，是明智的，我只提示大家，说“对政治原则的界定和对诗歌的排斥是同一件事”，这种表述，虽然符合西方科学发展的需要，却避免不了盲从权威的哲学界把这种局部真理潜意识理解成绝对真理的狭隘，因为既不懂本体论，又不懂哲学是什么的他们不知道，正确界定政治原则和正确界定诗歌，都有利于正确定义的区分哲学概念，盲目打压诗歌而提高政治学和哲学的地位，就是赤裸裸的思想暴力。柏拉图想把政治原则与诗歌划清界线，这种学术初心本来没有错，但当他把界定政治原则的希望寄托于对诗歌的否定上，这在操作上就错得离谱儿了，一方面，他自己内心的纠结满满，另一方面，他对外展现的，是类似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相勾结而独尊儒的野蛮与功利。我其实很理解他们，因为在不能正确掌握哲学的整体一致性之前，任何不真懂本体论的人，要想在错误的哲学地基上建构一套新的思想体系，都只能对文明史进行类似的主观化断章取义，虽然无法避免理论视野的狭隘，却也是不得已而为的必须，所以内心纠结的柏拉图虽然滥用思想暴力也不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但一定程度上帮世人认清狭义哲学与诗歌的区别，于文明进步还是有功的。《道德经》定义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为圣人不仁。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里，这个圣人不仁理念其实有终极价值观意义，类似并高明于西方政治哲学的“政治无道德”，希望在后面大家能看到，盲目求善，是导致西方哲学无法实现与中国传统哲学一样的准终极自圆其说的根本原因之一，然后大家自然会明白，中国传统文化求仁的哲学理念，一直远丰富和成熟于西方哲学对善的追求。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下，前面我加了下划线的科学，是分科设学之义，也就是肢解广义哲学的意思。西方哲学界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在精细的学术分科后，虽然在形而下的功利和提升人的物理自由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就，可惜他们忘了，在认知上，任何层次的分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合，也就是求得对哲学整体一致性的终极常识化显现，直到整体提高世人知行合一的自由人生。如果不能否定我的上述推理，我希望大家能建立这样一个共识，只有统一一切旧本体论为终极本体论，哲学才能提供可常识化表述的整体一致性，进而在哲学常识化普及中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否则，无论以什么样本体论指导的哲学思想，都是伪哲学。我的上述结论显然打击了人类一切旧哲学思想，但主要针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哲学，因为得意忘形于分得精细后所实现的巨大功利，然后在不能通过终极本体论终极说服一切世人的情况下，就开始盲目鼓吹西方文明中心主义与基督教文明跪着的所谓普世性。相对于西方文明野蛮的嚣张，中华文明从来注重对自身文明源流的考据，比较中华文明的内敛和西方文明的激进，我们可以这样推定西方文明可以肆无忌惮地沽名钓誉现象背后的原因，导致西方文明与西方哲学不能自圆其说的内因，一定与中国传统哲学能够实现准终极自圆其说直接相关，只要能够常识化挖掘和解读清楚，人类整体哲学的终极自圆其说就指日可待。综合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我认为，这个尚未解读清楚的内因，就是旧狭义哲学界一直语焉不详的哲学终极本体论问题，再具体一点儿，就是西方哲学既不懂形而上学，又不懂形而下学，当然不懂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的关系——形而下学是低层次的形而上学——所以通过我的常识化讲解，希望大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原来在旧哲学界，真的没人真懂本体论。正是基于以上哲学理论视角，经过对中西方哲学的系统精准互译，我才发现其中具有终极规定性和确定性并可常识化解读的哲学内在整体一致性，所以我才敢自诩高明于以常识化普及为标准的终极自圆其说。什么叫自诩高明于以常识化普及为标准的终极自圆其说？就像唯物主义否定不了唯心主义的上帝一样，暂时没全面了解我思想体系的你，可以怀疑我，但不能否定我，但我坚信，只要您能基于基本的学术理性全面审视一下我的思想体系后，您不但能发现上帝将再无任何生存空间，而且你也将如我一样，实现并建构专属于你自己的终极自圆其说思想体系。到那时，你自然明白，只有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世人才能把错置于上帝或政治的主体性还原于人本身，从而实现终极意义的人之为人。只是此前我必须提醒你，或许，柏拉图所鄙视的诗歌所谓的模仿特性，就是他自己所遍寻不着的哲学整体一致性。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政治学（politeia）呢？它是思考集体存在以及人的集合的哲学。我们可以说政治学赋予了集体本质真理，或者说它使集体成为思维对象。循着柏拉图的观点，我们会看到：作为人类集合的城邦，必须和诗歌分离。如果要考虑城邦，就必须让主观上的集体躲开诗歌的强大魔力。或者说，只要集体的主观性被'诗化'了，它就会被从思维中去除，无法再进到那里。这一段是作者对柏拉图思想的解释与揣度，所以在找不到批判角度的情况下，我正好借此阐明自己的对柏拉图的针对性——正因为西方哲学从起点处就南辕北辙于对广义哲学的错误切割，所以导致他们的政治哲学只能以错误的现实性为起点建构，从而忽略和无视了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直接相关的理想性。这一点，体现在作者说“只要集体的主观性被诗化了，它就会被从思维中去除，无法再进到那里”，这里的它，作者说得很隐晦，我们可以从“如果要考虑城邦，就必须让主观上的集体躲开诗歌的强大魔力”，这里的“主观上的集体”，就是“作为人类集合的城邦”。人类的集合必然是城邦吗？显然不是，但这就叫形而上学，柏拉图说是，那么在他的理论体系里，它就是。所以说，如果你的形而上学思辨能力不足，哲学语言就很难领会。领会了什么叫形而上学，现在再回到对作者和柏拉图的批判上来——当现实文明环境无力支撑人类的集体理想时，沉迷于过于理想的东西，比如诗歌，比如共产主义，会因为感性的盲目泛滥，让我们陷于荒诞的冲动难以自拔，再伴生一些害人害己的破坏力，反而不利于学术理性的正确建构，所以有建树的思想家都必须展现圣人不仁的冷峻。圣人可以为了阶段性理论创新而展现超常的冷峻，但其他人把这种圣人式投机取巧当成真理进行传授，就变成了盲目与盲从的固步自封，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缓慢的重要原因，也是伪哲学在流行中禁锢世人集体思想创新活力的表现——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值得被崇拜，至少哲学家本人不需要。之所以要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值得被崇拜，是因为任何一点儿崇拜都将必然导致顽固的固步自封的僵化，那意味着对人先天的形而上学的理论突破可能的彻底阻断。比如作者肯定“作为人类集合的城邦，必须和诗歌分离”，并以此“让主观上的集体躲开诗歌的强大魔力”，如果所谓诗歌的魔力就是对人性终极至善的憧憬，作者认同柏拉图这样排斥诗歌的魔力，根本无法排除为西方文明人性本恶的本体论张目的嫌疑，这将为基于原罪让人继续跪拜于神，提供理论基础。关于政治的理想性，中国传统文化从来推崇尧舜禹时代原始共和的美好，直到后来通过易文化的发展，又形成道家的天下大同理想，最后形而下地变成对天人合一理念的执着追求。可惜因为只懂理，不懂逻辑，所以中华文明并未自主实现常识化的天人合一路径，所以只能在近现代被打得一穷二白之后，才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帮助，开启了新的哲学思辨路，而我所谓的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可以理解成是对天下大同理想和天人合一方法寻求的延续，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发展。这样我们再回看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家思想通过老子的《道德经》达到本体论思想巅峰后，就再无本体论方面的建树，正因为在形而上学方面再也上不去，所以在配套的形而下学方面当然也深入不下去，所以中华文明因此而日益走向政治高潮迭起之后的没落，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这里我也必须特别强调一下，政治哲学的没落，并不必然等于思想体系的绝对没落，不然就没有所谓的文明复兴了，所以我所谓哲学常识化转向，恰是在老子思想体系相对完备且有终极意义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内容的基础上，通过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异名同出的逻辑确立为附属于道的二级本体——作为人类主观存在的思想的本体——从而根本化解了中国传统哲学在形而上学方面上得去，却在形而下学方面下不来逻辑断路，所以我双重本体论创新之所以能够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只因我能这样形而下地推动哲学在思辨方法论上的终极创新。这其中，通过解读进化论为基于自然规律进化出逻辑的科学可实证性，我形而上学地解读规律与逻辑具有异名同出性，所以参照物质文明的物理维度，我形而下地断言，唯心的精神思辨也有类似的逻辑维度，也就是有机生命先进化出应激性的形式逻辑，然后再在动物身上进化出思辨性的辩证逻辑，然后再在动物的低级辩证逻辑基础上，又进化出人有自我意识的高级辩证逻辑。这样我们就可以形成这样的逻辑维度认知，逻辑由无机的自然规律在特定的地球环境中逐渐进化而来，先产生的是本能的形式逻辑，后来又在简单的形式逻辑基础上产生了复杂的辩证逻辑，再后来，又在复杂的辩证逻辑基础上产生了明确的人的自我意识，从而让人有了主体性，就是类似于上帝造物的主体神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能预见天人合一的必然性，方显准终极自圆其说的高明。有了这样可常识化普及的思辨维度认知，我所谓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思想的伟大意义，就更容易理解了，它可以通过自我意识的终极成熟，帮人类率先实现人在个体和集体层面共同的主观思想自由，然后再在平等的思想自由基础上，进一步谋求客观物理自由所代表的终极自由。不要小瞧这样划分自由维度的终极哲学意义，因为在所谓的物理自由背后，我们可以常识化解读出，那里隐含着实现人类物种永生的确定方向，这才是对旧哲学一直语焉不详的终极自由的最切近表述与表达。相信经过以上几个关键哲学概念的不同维度区分，大家自然不难明白，在人类文明自主进步发展格局中，只能按照这样的进化顺序渐次实现人的个体和集体两个维度的终极主体性。既然自由与逻辑同步展开的“自然”演进关系中有如此清晰的内在维度关联，当然不难理解极尽煽情的诗歌对人类终极自由描摹的粗犷。对比之下，当然也就不难理解，圣人不仁的柏拉图形而上地追求精准表述理念论的急迫心理，可谓到了有病乱投医的程度。因此说，在柏拉图那个时代，他也存在和现在的我一样的，在形而上学方面上得去，却在形而下学方面下不来的尴尬，情急之下，退而求其次地冤枉一下诗歌，自然成为他进行投机取巧的理论创新的可选项了。比较于柏拉图对诗歌的选择性抵触，中国传统文化有能力“诗化”集体的主观性，因为我们相信“民贵君轻”，而西方文化则惧怕这个，因为他们的基督教文明至今仍在极力维护上帝代言人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西方文明需要借助中华文明的“民贵”思想克服自身形式民主的虚伪，中华文明需要借用西方的形式民主让自家的“民贵”思想得到具体落实，所以中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终极进步的内在一致性当中，具有史上最完美的互补性。旧哲学，包括一切中国哲学，之所以解释不清楚这种互补性，就是因为他们都不懂逻辑的进化史，所以他们解释不清，在我们的感性人生中，从来同时包含潜在理性，这种无知的无奈，在性意识泛滥的难以控制与性教育的遮遮掩掩当中一直有充分的体现，明白了这种尴尬的本质原因，自然不难理解，自我意识的清晰诞生，为终极理性的终极成熟提供了现实基础，而今恰是必须实现终极常识化解读的最佳时期。这里我必须要说，因为相对于上帝的人皆为奴，所以基督教文明根本没摆脱古希腊的奴隶制文化根基，而中华文明则在周灭商的同时，就开始用封建制动摇了奴隶制的根基，历经秦一统春秋战国的天下大乱后对奴隶制的根本动摇，中华文明又迅速通过汉的独尊儒，转而进入受文化绑架的君主共和时代了，这是相对于原始共和的升级版。无奈旧政治哲学受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误导，为了维护自己的低层次自圆其说，所以选择性忽视了中国传统政治与西方政治传统之间的明显差异性，但这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在中国产生的文化基础，必须在常识化视角下得到正本清源的重视，因为相对于秦朝用郡县制根本动摇奴隶制的根基，社会主义中国则彻底动摇了奴隶制的任何残留空间，所以只有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为终极哲学的诞生提供理论创新空间。当然，我们也可以因此而反推，曾经的尧舜时代，就是原始共产主义下的原始共和时代。人类形而下于政治的整体一致性，只有通过形而下的共和才能形而上地汇聚形成，所以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也离不开这种共和过程。综上，希望大家能因此而利用好中华文明发展史，从中找到人类文明主动走向终极成熟的正确方向，再不错用自己的智慧继续不能自圆其说地玷污与人的主观能动性配套的可知论。相对于西方哲学，尤其是其中主流的政治哲学，对天下大同的蔑视，西方的诗歌，肯定与人类其他文明体系中的诗歌一样，极富对“集体存在以及人的集合”的理想化追求，而这种理想性，又一定与人的主体性直接相关，所以他们以柏拉图的理念论指导，在政治哲学认知方面表现得越现实，其学术追求中所隐含的人的主体性，被他们通过基督信仰践踏得就越卑微，这就是西方文明一贯先天的内在分裂，只有经过常识化解读的中华文明，才能给他们以实现终极救赎的希望。因为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其他西方本体论思想一样，都具有非终极性的自圆其说不能之缺陷，所以才导致唯心主义哲学家拼命论证上帝存在的合理性，结果导致西方哲学一直以“认识自己”为能，可惜他们的主流思想至今却号召世人甘做上帝的奴隶。这些都是不懂感性中从来不乏潜在理性所造成的人的主观思想的自主阉割。据此，我们可以常识化地发现，西方哲学中的所有悖论，都与他们自诩高明的错误本体论认知直接相关，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却以相对最正确的道文化本体论而更显坚定，所以我们的民族性格才能平和于内敛，并因此而通过准终极自圆其说实现文明持久的生命力，所以我们的文明才相对更成熟于政治、历史和文化方面独有的一贯性。如果你觉得我的论述不够清晰，那么大家还可以从土地制度变迁中重新感受——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后，土地所有权统归皇帝一人，他可以通过给民众分地而实现经济振兴，随后又因为土地的私有化兼并而为天下大乱埋下隐患，于是才了的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这样大家就不难理解，相比中国现在土地的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互补，中国早已打破了土地的封建制，而其他所有制类型，至今仍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制，这又足以说明什么，还是大家自己想吧。我只提示一点，不能与本体论建立起必然联系，那说明你的形而上学层次真的不够高。我认为，因为具备高超的形而上学思维能力，所以中华文明才不接受任何低等文明的复辟，所以我们才能一直走在主观文明主动进步的前列。而科学，是相对形而下的客观文明，只是一个附属于哲学方法论的方法体系，即便也有形而上学属性，也是相对低层次的。通过中西方哲学的这样类比，希望大家能够常识化地看到，本质上，诗歌中先天具有相对于政治哲学更接近人类文明终极进步的直接诉求，其中体现的，是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直接相关的潜在终极理性——终极至善。正因为这种终极理性是潜在的，所以没有现成的终极哲学指导的世人，只能借助政治学玩弄退而求其次的曲线救国策略，所以其中又隐含着文明进步所必须支付的血腥时间和道德成本。或者说，在诗歌强烈的感性诉求表达中，倾诉的，其实是与人类主观能动性直接相关的潜在理性，但终极揭示这种潜在理性为可常识化表述的显意识理性，显然指望不上诗歌本身，所以只能转身指望具有圣人不仁气质的哲学和具有政治无道德属性的政治哲学进步，通过血腥地试错，完成一段关于政治的成长、兴盛、衰亡发展历程，为形而下学的方法论落地，积累历史经验。我认为，政治与诗歌不但不存在根本对立，反而与哲学存在根本对立，因为在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里，我定义哲学是人性善的向上集成的结果，而政治则是人性恶向上集成的结果，政治的恶在奴隶制时代一下子达到最高潮，此后便一直呈弱化发展趋势，而哲学则相对于政治的弱化趋势，一直在试错经验的积累中走向成熟。这样我们就可以形成这样的常识化认知——政治哲学再重要，其文明发展地位都类似化学反应中的中间体，不具有现实的稳定性，所以政治学与诗歌不具有平等的学术地位，只有它的母体学科哲学才有，而且只是狭义哲学才有，因为广义上，人类的一切认知都具有知行合一性，都是广义哲学。综上，只有建立起这样的常识化认知维度，我们才能通过政治发展规律预见人类文明终极成熟的历史必然，我们才更有信心用可知论终极战胜不可知论。根据柏拉图自己的话，对此的通常解释是诗歌阻止了对最高原则的接触，而集体真理的透明性正是依赖于这一原则。这是因为诗歌距离理念隔了两层，它只是对作为一次模仿的感官世界的二次模仿。于是对诗人的驱逐似乎是因为诗歌的模仿本质，这样禁止诗歌其实就是对模仿的批判。关于诗歌阻止接触最高原则的原因，前面已经介绍了，是柏拉图基于思想霸权下的机巧之举。这个所谓的最高原则，似乎指的就是柏拉图所谓的本体意义上的理念。若果真如此，结合作者通篇对诗与哲学同样不可言状的肯定表述，说明他显然和柏拉图一样，不真懂本体论，也就是一知半解于本体论，所以他如果真是一个毛派哲学家，那么他暴露的，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天缺陷，和自己对手一样——不真懂本体论——因为大家都一样无法常识化普及哲学。因为不真懂本体论，所以旧哲学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既不能常识化普及自己的政治理想，又没办法说服那些相对功利之人，就有了历史必然性，因为这样的人文环境里，大家思想观念中的价值观根本无法统一。这样一来，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在本体论上的终极创新优势便有了理论上的用武之地，因为一旦哲学因此而常识化普及，人皆可实现终极自圆其说，随着政治的必然消失，货币也将同步消失，这对功利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大家自己想吧。至于这种想法是否现实，其实很好检验，因为我一贯自诩高明于终极自圆其说，所以你只要能在任何一处找到逻辑漏洞，那么我就算失败，反之，只要你怎么也找不到足以颠覆我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漏洞，理论上，你应该信服于我。事实上，对于您的信服与否，我只乐观于未来，并不盲目自信于当下，因为我知道您是怎样的固步自封式存在——那是一种明明否定不了，也接受不了的僵持状态——因为你和其他旧哲学家一样，从来就不真懂逻辑，所以只能盲从地活于强不知以为知的状态。正因为每个人都天生会用逻辑，然后又都不真懂逻辑，所以大家只能在本能的感性与后天一知半解的辩证逻辑理性间自相矛盾地活，这就是因为哲学不成熟所必然导致的人类集体不能终极成熟于终极可知论的内在一致性，也可以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解释为知行合一性。生活虽然不只是眼前的苟且，但大家在憧憬未来的美好之余，却一样都不得不苟且地活在与低层次自圆其说配套的低层次知行合一状态下。正因为专业哲学尚一知半解于本体论上的不真知，所以在哲学不能常识化普及之前，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的政治，就可以通过话语权的把控而确保政治治理的相对稳定，因为只要没人真懂逻辑，就无法用辩证逻辑理性战胜自己的先天本能感性，然后就只能像动物一样，不自觉地接受政治精英的领导。大家别忘了，在我的理论体系里，政治是人性恶的一面儿的向上集成，所以政治无论怎样经常表现出残酷的一面儿，它都只反应部分人性，也就是人对自己行为控制不当的一面儿。当可常识化普及的哲学一旦出现，人皆能用辩证逻辑理性完全控制好自己的先天感性时，政治便自然消失，人类便可实现终极集体成熟，所以这里大家要常识化明白一点，人先天的感性本能体现的就是形式逻辑，而动物也是有辩证逻辑理性的，只是因为没进化出清晰的自我意识，所以比人的进化水平低得相对多些而已。如果我说植物的生命历程也在完全遵从形式逻辑，你或许又会说我在胡说八道，但想想进化论意义上，森林中的植物之间也存在着明确的生存竞争关系，希望你能因此而谨慎于判定我的胡说八道，而且只有完全接受对逻辑做这样的扩大化解读，你的形而上学思维才算真正打开，因为人类文明的每一点进步，都源自人的形而上学思维同样的打开方式的深入拓展。通过这样扩大化到夸张的程度解释逻辑与形而上学思维具有同步的层次关系，其实结合原始人与现代文明的距离感，任何人都不难理解，我这点想法丝毫没有夸张之意，因为整个哲学史都是由不同的哲学家用同样的手法拓展而来，也就是人类日益丰富的形而上学思辨空间，而我所实现的，不过是对哲学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终极贯穿解读，进而实现的是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同步终极化而已。现在如果你还不理解我的思想的终极可操作性，我完全不感到意外，因为固步自封到愚昧，是每一次哲学进步都必须面对的集体性形而上学顽敌，也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冲动不足所造成的一贯集体惰性，只能依赖权威所带动的文明整体环境的渐进改变——任何理论创新的普及，都需要一个说服伪权威的过程——我肯定等得起，但你是否愿意变成这样的权威呢？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真懂本体论，我用双重本体论确立逻辑为人的主观存在的主观本体，然后把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寄希望于可常识化普及的哲学——通过率先实现人类的主观思想大同，然后随着阶级政治的必然消失，人类才能主动进入缓步建构共产主义的机会。这一切转变，不过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物极必反的规律的正确演绎而已，所以大家反过来也可以明白，曾经似是而非的道家思想，其实只差一个逻辑的主观本体的正确确立，就可以常识化普及了，这是导致老子只能无奈骑牛远遁的唯一关键内因——单纯讲理，根本无法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相对于实现准终极自圆其说的老子，根本无望于终极自圆其说的作者和柏拉图，当然只能鼓吹“诗与哲学的不可言状”，这是他们在百般努力后，依然无法找到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的必然尴尬，于是只能借用不可知论手法实现自己不得不接受的低层次自圆其说，然后任由哲学的开放性继续折磨自己不得安生的灵魂。我之所以能够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就是在实现准终极自圆其说的老子思想帮助下，把人类所有形而上学于本体论方面的经验统合了一下而已，这样把人类共同的逻辑陷阱成因归于对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内在一致性的共性无知上，解决问题的方向就找到了。哲学交流时，大家都爱说显然一词，而我却从不敢乱用，现在却必须用一下，因为我正要论述的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二者显然都附属于逻辑，而逻辑是什么，整个西方哲学史一直语焉不详，因为逻辑与道一样，是强名而来，所以只能靠你自己形而上学地揣度，可惜旧哲学家群体都无知于这方面的骑驴找驴，所以你一贯不能自圆其说的悲剧人生，为什么一直找不到解脱出口，就容易理解了。我之所以敢妄言终极自圆其说，就是因为我能结合人类文明史，把逻辑是什么进行横向和纵向的类比定义，于是不经意间，也同步实现了逻辑与哲学定义终极化。横向上，我说逻辑与中国的“理”异名同出，也认定逻辑与柏拉图的理念异名同出，推而广之，说逻辑与亚里士多德的“实在”以及其他一切旧哲学本体异名同出，均可。这就是所谓的内在整体一致性，至少体现的是哲学的内在整体一致性。一旦建立了异名同出的概念认知，你再看用中文写的西方哲学史，关于形而上学的揣摩难度将因此极大降低，因为从此洞悉一切本体论的内在规定性和一致性之后，曾经不能自圆其说的一切旧本体论缺陷，将很容易做到了然于心，这样您才能在洞悉哲学史的情况下，或者接受我的双重本体论，或者轻而易举地建立自己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纵向上，通过进化论，我把主宰自然运行的规律与逻辑建立起异名同出的内在关联，因为人类文明附属于自然文明，所以主宰人类社会运行的，无论是理，还是理念，还是逻辑，它们都由自然规律进化而来，而且在这个进化历程的每个关键环节，都有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物极必反规律的显现，而且现代科学和考古生物学都可以对其进行进一步形而上的合理解释，而我把逻辑与自然规律建立起异名同出的关联，不过是从狭义哲学自身发展角度所实现的一个终极形上解读而已。综上，老子洞悉了天人合一的必然性，而我则在此基础上，常识化解释了这种必然性的内在原因，所以我才能在解答了狭义哲学的终极本体论问题之后，把进一步帮人类把实现物理自由的广义哲学终极本体论问题的终极解答权留给科学哲学，所以我现在建构的终极本体论，实际终结的，只是狭义哲学的发展空间，实现的，也只是表现为思想大同的人类思想上的终极自由而已。洞悉了终极本体论，大家再看柏拉图给诗歌妄加的“阻止了对最高原则的接触”，就变得容易了，因为本体论上的终极无知，所以柏拉图再伟大，也无法区分诗歌这样的假想敌的真正敌友身份，所以为了强行自圆其说于自己不能自圆其说的有创新成份的本体论，他只能虚伪地断言“诗歌距离理念隔了两层，它只是对作为一次模仿的感官世界的二次模仿”。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柏拉图的这种思想霸权行为理解成现实性对理想性的粗暴排斥。透过伟大的柏拉图的无奈，我们当然可以常识化地看清，凡深陷形式逻辑陷阱的人，根本无法终极调和人生的理想性美好和现实性无奈。这样我们再想想柏拉图把阻碍哲学理性进步的罪责扣在诗歌身上的粗暴与无奈，自然不难理解，不敢利用自己先天具备的形而上学思维建构假想敌，就是固步自封，就是把役使自己的鞭子心甘情愿地交给政治的表现，所以政治从不是你的敌人，你自己的愚昧才是。具体又愚昧在哪些方面儿呢？主要是逻辑和哲学本体论！实际上，只要承认逻辑与理念都异名同出于规律，便不难理解，形式逻辑是进化产生辩证逻辑的基础，这样当然也不难理解，形式逻辑主导的一切本能行为中，都包含不可遏制的进化趋势，而这种进化趋势就是所谓的潜在理性，也即本体运行的结果，只是这个本体无论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存在，都需要由人自己为其命名，所以无论这个本体被命名为什么，都是主体性不完善的人的强名，强名曰道可，强名曰逻辑亦可，强名曰梵、水、火、数、实体之外的林林种种，都可。希望通过“异名同出”、“强名曰道”和大同理念的常识化解读，大家能够接受并认同《道德经》在人类文明当中独具的在终极本体论方面的系统性高明，所以你在这方面认识上洗心革面的效果，直接相关于文明进步的效率，千万马虎不得哟！语言的强名机制，是一个思辨主体在形而上学思考之后的形而下学行为，整个过程是一个客观见之于主观的逻辑循环，这个逻辑循环是后期进行寻找哲学化整体一致性的基础，但强名机制本身又是基于隐性的整体一致性做出来的，所以有语言文字的文明都在用不同的概念定义这种朦胧的整体一致性，通过异名同出性横向比对解读，是帮其摆脱自说自话的尴尬的终极显性化的唯一通途，所以《道德经》的终极本体论地位其实很高，必须得到正本清源的重视。我不认为这种看法能够解释为何柏拉图在文中要那么言辞激烈。特别的，柏拉图的愤怒也是针对他本人的，因为诗歌对他自己也具有不可阻挡的力量。模仿说不能够完全解释为何要花那么大力气把那种力量从身上驱除。柏拉图之所以言辞激烈，那是因为他要借此掩饰自己理论上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因为他以理念为本体所建构的本体论体系，与此前智者时代的任何其他本体一样，无法通过统摄其他本体论而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也就是哲学一贯的先天开放性，并未因他而彻底闭合，所以他只能色厉内荏地通过虚张声势，营造和维护自己的权威性。我也需要这种权威性，但我有终极自圆其说的理论自觉，所以我不需要虚张声势，因为我知道，哲学思想与其他思想一样，都具有侵略扩张性，因为偷窥未知阴影所带来的惊喜根本无法掩抑，所以有哲学理论创新的哲学家，都免不了学术思想上的张狂，实际是经验的积极交流冲动，所以哲学专业工作者大多表面谦和，但在思想交流时都不免激越，实际是缺乏终极自圆其说的理论自觉的表现。哲学理论创新的终极目标，是用单一终极本体论统摄其他缺乏兼容性的旧本体论，所以要否定任何一个旧本体论，都必须以建立一个比其更周全的新本体论才行。要建构新的终极本体论，一方面需要具备足够的个体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整体人文环境到了物极必反于理论终极创新临界点，所以在终极本体论出现之前，整个哲学史都无法断然否定任何一个旧本体论存在的合理性。反之，哲学史虽然无法否定任何一个旧本体论存在的合理性，如果你无法通过本体论之间的冲突看到每个旧本体论的相对不合理性，那么你就无法基于哲学的整体一致性而真懂哲学，所以透过狭义哲学一贯保持着旧有的开放性这一基本事实，希望你能常识化地理解清楚，不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旧哲学界，真的没人真懂本体论，也真的没人真懂哲学，因为他们都不真懂思考哲学问题的唯一工具——逻辑，所以“柏拉图的愤怒也是针对他本人的”，这是一切哲学家自知不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之后，一致的和最真切的内心感受。这样的哲学，任由那些无知的人嘲笑，是正常现象，因为人类从未因哲学而实现集体成熟，当然更不可能实现个体意义上的终极成熟，因为在整体一致性当中，根本没有脱离集体的个体。希望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的诞生，是根本扭转旧哲学一切不能自圆其说尴尬的分水岭。“模仿说不能够完全解释为何要花那么大力气把那种力量从身上驱除”，原因在于区分了诗歌的理想性与政治哲学的现实性的目的是为了合于和谐，也就是让人变过去由低层次感性为主的知行合一人生为高层次的以理性为主的知行合一人生，而不是让人继续在分而不能合的冰冷理性中继续当上帝的奴仆。假设问题不是来自模仿，那么认为诗歌会阻止对妨碍城邦思想的看法就完全站不住脚了。在思维和诗歌之间似乎存在着更加激烈和古老的矛盾。柏拉图在下面这句话里谈到了这种矛盾：哲学和诗歌自古就有矛盾。这种矛盾显然是关于思维的，关于思维的界定。诗歌究竟和思维存在什么矛盾呢？诗歌和作为对理念直觉的神智（nous）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矛盾。它和作为最高智慧形式的辩证法也没有矛盾。柏拉图明确地指出，诗歌反对的是推理（dianoia）。柏拉图说'聆听（诗歌）的人必须要小心自己灵魂中的政治性'。推理是由此及彼，联系和演绎的科学。而诗歌则是肯定和愉悦，它不会由此及彼，只在门口停下。诗歌不是有规则的穿越，它只是奉献，是没有法则的定理。前面说了，哲学与诗歌都是思想，都附属于广义哲学，所以柏拉图说哲学和诗歌自古就有矛盾，就是个伪命题，是西方哲学史一直误判哲学史起点的结果，而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认为，哲学史的起点在人之初，与人有了自我意识开始同步发展，而不是像西方哲学认为的那样，是在文字产生后，出现了专门的哲学家时才开始，如果继续固执于这种狭隘的偏见，那么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就永远也转不出来。如果大家无法推翻我之前的常识化表述，那么我做的伪命题判断，就是正确的。现在看，因为不真懂本体论，所以作者当然无法识破柏拉图的伪命题，所以他才会认同“这种矛盾显然是关于思维的”，所以导致他的作品写的再精彩，最终都难逃不知所云于不可知论以讹传讹的宿命。整个西方哲学体系都在以这种错误的方式在走向进步，直到在物极必反的自相矛盾的思维尽头，与中国传统哲学实现精准对接的完美互补，狭义哲学才能在广义哲学母体内实现以终极自圆其说为表征的终极成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当中早有《道德经》这样的准终极本体论专著，可惜迷信形式逻辑的西方人至今仍缺乏这种必要的主动性。如果我的说法触动了你不确知的某根神经，那么这里您需要冥神回味一下，导致西方哲学思维一直深陷自相矛盾境地的，其实只是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系的模棱两可——这是一种骑驴找驴的尴尬。下面我们就详细分析一下，作者和柏拉图是怎样通过不自觉的偷换概念，让自己深陷逻辑陷阱不能自拔的：首先，作者在解释政治学定义时，就开始帮柏拉图偷换概念了。前面作者以柏拉图的口气说过，政治学是思考集体存在以及人的集合的哲学。这本无可厚非，可惜作者接着说“我们可以说政治学赋予了集体本质真理”，这就错得离谱了，因为政治学和其他任何思想体系一样，只能揭示真理，而不能赋予什么本质真理，所以参照后一句“或者说它使集体成为思维对象”，我更倾向于这其中存在翻译错误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无法阅读原文，所以作者如果真是外国人，我无法判定这种学术理性缺失的责任在谁。其次，无论是否存在翻译错误，“它使集体成为思维对象”仍给作者进一步偷换概念提供了方便，因为作者接下来又判定，柏拉图说哲学和诗歌自古就有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显然是关于思维的，关于思维的界定”，但我认为，思维只是思想的一种表相，与思想的另一种表相——逻辑，是异名同出的载体关系，所以哲学与诗歌都是人的思想，都有用逻辑思维帮人认识自己之能，所以说二者之间自古就有矛盾，不如说二者在共性之余，利用其差异性，可以帮助狭义哲学更好地发现哲学的真正发展方向，才更合理，因为作者随后也承认“诗歌和作为对理念直觉的神智（nous）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矛盾。它和作为最高智慧形式的辩证法也没有矛盾。柏拉图明确地指出，诗歌反对的是推理（dianoia）”。这里有必要提示一点，其原文新出现的几个概念“直觉”、“神智”、“最高智慧”都具有与逻辑和理念异名同出的属性，理解了这些，大家才能真正快速领悟到哲学到底是什么。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柏拉图经过系统性偷换概念，最终通过“诗歌反对的是推理”，回到了正确的哲学思辨路上来。再次，当作者回到正确的思辨路径之后，他就又继续迷失于本体论和终极自圆其说不能上了，因为诗歌从不反对推理，因为诗歌的产生本身就遵循语法规则，所以诗歌只是不遵从精确推理，但从来极端擅长知行合一地展示自己对自主发掘的人在文明终极进步方向上的潜在理性，而旧哲学界虽然擅长运用形式逻辑进行严谨的前提批判，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无知于——用形式逻辑进行反思的前提批判。人的任何思考，都是辩证逻辑运用的结果，在哲学的前提批判中，形式逻辑只辅助人明断是非，但如果迷信形式逻辑的直线思维，就必然导致南辕北辙的僵化，从而深陷逻辑陷阱，不能自拔，因为辩证的形而上学思维是可以螺旋上升于终极自圆其说的，但只要一迷信形式逻辑，则必然中断和中止形而上学思维的上升不能，也就是此在与彼在再无法拥抱的所谓不在场的距离感。旧哲学就是一直处于这样的两难，明明只有形式逻辑能把此在与彼在分得足够清晰，无奈分不是哲学的终极目的，所以只有用辩证逻辑才能无限拉近被形式逻辑所区分的此在与彼在，直到天人合一境界的最终实现。至此，我又必须强调，在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里，辩证逻辑的产生，本身就是形式逻辑与生物进化同步实现一个过程性物极必反的结果，而人之所以会进行哲学思考，本身又是辩证逻辑在一个关键的物极必反环节产生了明确的自我意识的结果。不承认这些，任何人的形而上学思维都无法终极打开，所以作者说“诗歌则是肯定和愉悦，它不会由此及彼，只在门口停下。诗歌不是有规则的穿越，它只是奉献，是没有法则的定理”是错的，因为诗歌所展现的理想性肯定与愉悦，是有了自我意识的人运用与自己主观能动性配套的洞见的结果，所以诗歌的使命就是通过洞见让人自娱自乐，而创建规则、法则和定理的任务，才是狭义哲学的，所以狭义哲学在没完成自身任务之前，根本没资格嘲笑诗歌，因为狭义哲学的上述任务一旦完成，自然会发现，原来自己要论证的东西，与诗歌所展现的理想性并无二致。最后，我要明确一下，前面关于两个物极必反的运用，其中的信息量很大，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解释的，就是这个机理，所以这里虽然不便重复论述，但有必要强调一点，如果不能通过持续的前提批判实现终极自圆其说，说明你自己的形而上学逻辑分析能力就没得到充分利用，因为我能物极必反地论证一个终极本体论，理论和现实上，你都具备和我一样的能力，可惜……从终极自圆其说所代表的终极可知论的角度，人类当中现有的终极可知论者比例是70亿分之一，人类要想借助哲学实现整体终极成熟，需要尽快提升这个比例到超过50%，所以现在你知道自己与终极文明的差距了没有？！柏拉图可能还会说，诗歌的真正敌人在'度量，数字和重量'之中。灵魂中反诗歌的部分可以被称作'逻各斯的计算性'。柏拉图可能还会说诗歌擅长的只是痛苦和快乐的原则，这都是反对法则和逻各斯的。推理是联系和跨越，是受某种法则制约的逻各斯，它的典型就是数学。所以，我们可以严格地说，诗歌反对的是数学或者说数元（matheme）对思维的控制。所以，两者间的矛盾可以概括为：如果不用数元代替诗歌，哲学就无法掌握政治学的实在。作者行文至此，开始在自己不真懂本体论的情况下，利用大家也一样都不真懂本体论这一基本事实，卖弄自己在本体论上的高明，因为他在此匆忙引入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数元概念，而这不过也只是智者时代的一种数学本体论的翻版。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从狭义哲学发展的角度，他能主动寻求理念、逻各斯和数元所代表的三个不同本体论之间的平衡。只是在不能如我一样形上地总结出一切本体论的共性之前，无论他最后得出什么结论，都一定是徒劳的自圆其说不能，也就是他自己所谓不可言状的必然性。从“诗歌的真正敌人在度量、数字和重量之中”的表述看，作者和柏拉图所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界一样，在无视诗歌被感性所掩盖的理性，所以尽管他可能是一个毛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他的辩证理性亦不足以帮他彻底厘清感性与理性之间对立统一的一致性，所以他才会说“灵魂中反诗歌的部分被称作逻各斯的计算性”。逻各斯的计算性体现着哲学的确定性，诗歌中缺乏推理的理想性有缺乏实证的不确定性，遗憾的是，擅长确定性推理的西方哲学，至今仍在主流思想界鼓吹迷信上帝的美好，但中华文明早在创造出诗歌辉煌的盛唐之前，就用天人合一思想驱逐了一切神对政治的绑架，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提倡知行合一的中华文明一贯具备承认感性与理性是对立统一存在的潜在理性，注意，我强调的是潜在理性，因为这种似是而非的朦胧感让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它。反观西方文明，因为唯物与唯心思维对立的不可调和，证明他们至今仍纠结或不承认或者不敢明确承认，人的感性中从来内含潜在理性。这样一来，当西方文化成为公认的主流文化时，世人就无法正确认知直觉的运作机理，我认为那就是辩证理性与形式逻辑所主导的本能感性的对话机制。如果曾经的直觉是形成辩证意识的进化基础，无知于直觉的正确认知，就证明西方哲学的前提批判还很不到位。旧哲学，无论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只要不能全面正确认识逻辑的不同运作维度，就无法在任何层次的哲学体系中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所以作者才不得不机巧地选择片面夸大数元的作用，所以他说“如果不用数元代替诗歌，哲学就无法掌握政治学的实在”，其实是用数元这个看似极其雄辩于所谓实证的本体，在诗歌的莫须有罪名之上，又增加了一个莫须有的枷锁。这样的写作手法，在刷了作者自己的低层次自圆其说的存在感之余，真看不出有什么创新意味的理论价值，因为诗歌不具有主体性，所以没有能力“反对的是数学或者数元对思维的控制”，所以我认为，诗歌只是不能进行严谨的哲学式推理的人，在感情极度丰沛的情况下，把人类所能洞见的美好知行合一地按特定语法规则宣泄出来而已，而这个特定语法规则也是逻辑和逻各斯本身，也就是它们之间是我所谓基于内在的整体一致性的异名同出关系。推而广之，其他所有艺术行为与诗歌一样，都在以自己独有的知行合一性手段在广义哲学范畴内帮人认识人本身。希望大家能接受我用这样的方式，帮诗歌洗清这一切莫须有的罪名。这里我请您切记一点，你和知行合一人生层次与自己的自圆其说水平从来都是配套和一一对应关系，因为“推理是联系和跨越，是受某种法则制约的逻各斯”，可惜西方哲学从来没正确认识逻各斯的不同进化维度关系，所以只有通过终极形而上学彻底打开逻辑思辨维度，您才有可能在最高级知行合一状态下，实现你梦寐难求的天人合一理想。第一，诗歌依赖图像，依赖经验的即时特殊性。而数学则从纯粹理念出发，然后完全依赖演绎。也就是说诗歌同感官经验间存在不纯净的联系，因此使得语言受制于感官的极限。从这点来看，对于诗歌的思考，或者诗歌能够思考都是存在疑问的。那么对柏拉图来说，存在疑问的思考，或者说无法同非思维区分开来的思考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智术。也许诗歌就是智术最大的帮凶。这就是普罗塔戈拉所暗示的。在对话中，普罗塔戈拉藏身于诗人西蒙尼德斯的权威背后，他宣称'人的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成为诗的权威'。所以我们可以说，诗歌是属于智术家的，数学是属于哲学家的。在哲学的必要条件中，数学和诗歌的矛盾帮助其将自己同孪生兄弟分离开来。虽然两者长得很像，但智术会污染思维的行为。像智术家一样，诗歌会凭借可能思想的语言力量而作为一种非思想出现。而阻止这种力量正是数学应该做的。从作者转而专题论述数学与诗歌的深层次矛盾看，经过一系列专业哲学惯用的偷换概念手法，作者成功地把政治学与诗歌的矛盾进一步论证成数学与诗歌的矛盾。在旧时代，我们需要用这种矛盾对立推动哲学理论体系向精准的纵深方向发展，但哲学在近现代持续的精准纵深发展的成果甚丰，却并未让我们的眼界如预期那样豁然开朗，因为大家一贯认为具有实证性的现代科学，其前沿发展同样成果甚丰，可惜对旧哲学本体的实证追求不能，事实形成思想界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的无奈，其灵魂深处的自我啃噬之痛，集中体现在噤若寒蝉于对哲学已死口号否定不能中。这些都充分说明，如今的哲学已经整体迷失于方向感的极度缺失，但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这一切，恰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暂时平静，因为物极必反的临界点一过，曾经谨小慎微于准终极自圆其说的最后一道迷障一除，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将彻底荡涤一切陈腐的旧哲学。考虑到作者与柏拉图一样不懂，无论是政治学与诗歌的矛盾，还是数学与诗歌的矛盾，其实都是各分支学科与哲学母体的矛盾，而诗歌则是替狭义哲学这个科学学科母体在受过，因为诗歌与狭义哲学在人类认知方面是同等级的平行存在，同样附属于广义哲学，所以数学作为一种方法体系，如果附属于哲学方法论之下的数学哲学，那么是数学的数元理念与诗歌之间差着两个哲学维度，根本不是诗歌与理念之间差两个维度。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早已论证清楚，不承认广义哲学的高维存在，任何思想都不可能实现哲学意义上的终极自圆其说。下面我将结合对作者与柏拉图的共同批判，常识化地向大家展示，语言的强名机制和关键概念之间的异名同出性对人类集体走向终极自圆其说的关键启示作用，也只有这样，西方哲学才能实现语言转向的终极成功。这样一来，宗教的启示作用彻底失效之后，人类文明才有机会因此而得到终极融合。作者说，“诗歌依赖图像”、“数学则从纯粹理念出发”，但其实，数学产生之初，也与诗歌一样依赖图像，因为数学与诗歌一样，都不是脱离历史而凭空产生的，都是人类文明通过强名机制进化出语言文字之后，所再造的思想分支体系。像作者这样，脱离对人之初的文明概况深入认知的情况下，就敢言之凿凿地卖弄自己对人类不同认知领域本质差别的掌握，其实体现的，恰是西方哲学共性的以偏概全之狭隘，与他们脱离语言诞生机理而妄言哲学的语言转向，直接相关。在人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后，到语言产生之前这一段时间，从进化论角度，人相对于其他有机生命，是有绝对清晰的自我意识存在，也即人的辩证理性是经过神经系统数次物极必反的进化而来，绝对超越动物没有清晰自我意识的低层次辩证思维状态。综上，诗歌与哲学一样依赖于文字的表达，所以说“诗歌同感官经验间存在不纯净的联系，因此使得语言受制于感官的极限”，本身就是不懂语言的诞生机理的表现。反过来，只有终极常识化地澄清，语言文字本就是人基于自我意识而对感官经验的阶段终极性物极必反式形而上学思考的结果，所以我才把《道德经》中“强名曰道”的强名概念扩大化解读为语言诞生的强名机理，所以希望大家就此能常识化理解，语言不但不是受制于感官极限，反而是感官极限的最佳理性外现的一种物极必反的阶段性表达，希望通过这样的解读，能让西方哲学早日从语言学转向的泥淖中解脱出来。无奈唯心主义的思维模型一贯僵化于静止状态的孤芳自赏，所以他们总是不自觉地选择性排斥逻辑与生物具有上述同步进化关系，所以极端顽固于固步自封的他们，无论是否接受上帝与神造人的说法，在思考和探讨哲学问题时，都避免不了用先入为主的成见封死自己未达尽头的前提批判路径，从而自我阻断了通过终极形而上学思考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可能性，是谓哲学意义上的固步自封。比较于唯心主义者心甘情愿接受不可知论，唯物主义者都是被动接受不可知论，因为他们与唯心主义者一样，不知道自己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根本原因，只在于对逻辑概念的不真知，所以他们从来以坚定地反对唯心主义为荣，殊不知，自己据以反对别人的，本身也是唯心的主观存在——逻辑——本身。或许我在一句话中用了两个本身，所以这样的表述就叫终极本体论，至于是不是，需要大家自己揣摩。总之，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无法自主实现终极形而上学的逻辑认知突破，他们这些专业人士，无论建构的思想体系具有怎样的开创性，最终都避免不了海市蜃楼景象中的空中楼阁属性——再炫丽，也避免不了没有地基的华而不实属性，无法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就是宿命一样的历史必然。同理，既然蜃景反映或折射的一定是地球某地的实景，所以哲学所谓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利用形而上学的手段，像找到蜃景中原物所在地一样的终极本体与配套的终极本体论，是谓虚中求实，与人的主观能动性配套的形而上学思维就是干这个的。这里所谓的虚，是指形而上学手段的虚，也就是逻辑的虚在，但我们的人生是毋庸置疑的实在，而语言则是有主体性的人，基于感性经验的形而上学思考，通过强名机制而来，所以语言的产生，本身就是基于经验主义所结出的虚实兼备的思想体系硕果，所以通过《道德经》中强名曰道这四个字，中华文明不经意间就过早地实现了哲学的语言转向，而西方哲学正是因为一直不懂语言的强名机制，所以导致西方文明直到十九世纪，才由马克思发展出媲美于《道德经》的辩证法，转而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为复兴的中华文明反哺西方文明，提供了全部的人文环境和必要的理论储备。无奈马克思和今天的所有哲学家一样，仍未通过逻辑的进化关系明确语言文字体系之间和之内的异名同出性，所以僵化的西方文明中的西方人根本不推崇马克思的辩证法，更无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习惯，甚至不认为中华文明有可与他们媲美的哲学思想。但其实，中国传统哲学在哲学的整体性把握上，远高明于西方哲学。无奈和西方哲学不懂逻辑进化史中一直存在不同的进化维度递进关系，所以今天极力推崇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社会主义中国依然无法常识化互译中西方哲学，当然也就更无法理想化地普及哲学。如今我已经常识化解构清楚逻辑的这种内在进化结构关系，所以大家就可以常识化理解，宏观上，一直是作为形而上学极点的本体论与相对形而下的方法论之间的掣肘关系，实际制约并形成了人类整体的主观文明认知局限，进而通过科技所代表的物质文明的畸形进步，从而拉大了现实人生的物理自由与精神文明所内含的精神自由之间的差距，这是哲学发展缓慢所造成的全人类范围的画地为牢式固步自封。上述表述，是在用创新的认识论展示哲学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但您切不可因此而判定认识论比本体论高明，因为从形而上学的难度角度，也就是从虚中求实方法实现的难度角度，本体论的建构最难，但本体论也一定附属于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是认识论本身也是方法和方法论。我们区分不同级别与维度思考这些复杂关系问题，就叫形而上学，当思考的结果能够形成定论，我们的思维就开始掉头向下了，然后再用写或者说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叫形而下学，这样便不难理解，对于有自我意识的任何人来说，显然没有脱离形而上学的形而下学，更没有脱离形而下学的形而上学。如果因此推导出，动物也有相应的能力，我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无奈中国传统哲学分别论述了t学的形上性与形下性，却没就此论证形上与形下的一致性，所以导致中国传统哲学只能实现准终极自圆其说，也就是只能靠个别人自悟实现，而不可普及实现。这是一种潜在理性，是显意识理性实现物极必反突破的临界状态。因为哲学史的积淀缺乏与中国传统哲学类似的临界状态，所以对西方哲学而言，根本无法实现任何层次的终极自圆其说，所以他们的现实人生才相对中国人更分裂，也可以说成知行合一度不高导致的自欺欺人的双重标准。因为不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所以任何人都活在不同层次的自欺欺人状态中，是为互害机制。这其中的原因，于西方哲学指导的西方文明，就是只知有抽象理念的他们，不懂人的思维中既有形而上学，又同时有形而下学，而我们平时所谓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是翻译的机巧，不经过我这样的常识化互译解读，西方人过去不懂哲学思考在形上与形下的过程上的整体一致性，现在和将来也一样不懂。这种文明与文化之间的隔阂，只有通过本体论层面就逻辑概念率先形成共识，才能终极打破。这种情况下，不充分利用好《道德经》所内涵的众多哲学整体一致性方面的终极论述，人类文明的主动自觉融合时间成本将继续无限期拉长。这意味着中西方政治间的冲突的终极调和时间成本的必然更多付出。反之，只要用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思想对付西方主流文明的僵化与顽固，哲学思想作为人类行动的先导作用，将就此得到终极发挥，更具体的，我就不多说了，那考验的是你自己的知行合一水平提升冲动。这样我们再回看西方哲学史和作者妄言诗歌依赖图像、数学则从纯粹理念出发，就很容易理解，原来诗歌中从不缺乏数学的纯粹理念，数学也从未离开诗歌所依赖的图像，所以西方哲学之所以只是高明于狭义哲学，也就不言自明了——他们可以在任性的去路上走得很远，但回家的路，却只能由我们帮他们找见。当然，正因为西方文明擅长这种断章取义的形式逻辑思维，所以他们的思维才能通过选择性排斥一贯都存在的形而上学思维，更多把精力放在形而下的器用之科学方法研究上，所以人类才有机会因西方文明的倔强而走进现代科技文明，让人类的物理自由更早得到远超精神自由的进步。但其实，人类的每一次重大文明进步，都体现为物理自由的率先实现，转而逼迫社会整体的上层建筑做出针对性改变的，只是这终极常识化转向会有些例外。这样一来，有了物理自由与精神自由的概念对比，自然不难理解，相对于主、客观双重本体论，人类本身就是主、客观双重存在，也就是感性和理性兼容的存在，没有脱离感性的理性，也没有脱离理性的感性，所以你我的每个思考行为，无论是过程，还是内容，本质上都是一个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互动过程。这样我们就当然必须建立这样的常识化哲学认知，有了形式逻辑认知，它可以帮我们更好地区分我们的主客观二重性，却不是像西方旧哲学主导的旧文明一样，让我们永远无知于感性和理性分裂于不可调和的二重性。换言之，借助形式逻辑，我们可以更好地分辨和对立解读人的感性和理性，但最终只有用辩证逻辑，我们又一定能统一整合好人的感性和理性，直到具有终极意义的常识化普及着解读，而这种常识化普及解读所代表的终极可知论，恰是终极瓦解人性恶向上集成的对象——政治——的唯一利器。现在再看作者的文章，“说诗歌同感官经验间存在不纯净的联系”，其实是作者和柏拉图一样无知的结果，因为他们所谓的不纯净关系，恰是哲学与人生基于逻辑而演绎的具有一致性的知行合一性。正因为深谙知行合一性，所以中国人的哲学人生很少“因此使得语言受制于感官的极限”，所以中国人可以早早建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主体性，而西方人至今仍醉心于上帝奴隶的荣耀，所以中华文明从来就是充满诗意的文明，以思想深邃著称，这样作者所言“对于诗歌的思考，或者诗歌能够思考都是存在疑问的”，就只无知了他们自己，所以诗歌当然也不可能是什么智术的帮凶。关于智术，结合上下文，我只能理解成哲学史早期智者时代末期的诡辩术，但我怎么看“在哲学的必要条件中，数学和诗歌的矛盾帮助其将自己同孪生兄弟分离开来”，这里的孪生兄弟如果指的是哲学与智术，都是作者是把早期智者哲学与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进行了强行分割，所以他才会妄言“虽然两者长得很像，但智术会污染思维的行为”，所以作者如果真是毛派哲学家，那么从他严重的思想洁癖看，不懂“吾道一以贯之”，称其为毛派哲学，其实难副。综上，希望大家能够常识化地掌握清楚，只要盲目依赖形式逻辑，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其结果都是，人天生的显意识辩证人生都只能自我封印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绝对对立中。但其实，只要再稍微形而上地放开一些，接受与自然进化平行进行的内在逻辑进化，这种盲目的自我封印就将瞬间消失于无形。无论怎样，你我他的哲学人生都只能自救，即便有了我的可常识化普及的哲学，也一样。这也是您必须接受的一个哲学常识。第二，即使假设存在对诗歌的思考，或者说诗歌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形式，它也是无法同感官世界相分离的。这种思想无法作为一个思想被分辨和分离。我们可以说诗歌是一种无法思考的思想。而数学则是一种马上可以作为思想写下了的思想，它的存在正因为它可以被思考。所以我们可以说，对于哲学而言，诗歌是一种非思想的思想，一种甚至不能被思考的思想。而哲学的唯一能力在于对思想的思考，把思想界定为思考思想本身。也就是说哲学必须把所有即刻形式的思想从自己的领地驱逐出去，而这只有依靠数元的推理沉思才能做到。'只有几何学家可以从这里进来'，柏拉图让数学从正门进入，因为那是显明的思想过程，或者说只能以思想形式出现的思想。从此，诗歌只能从仆人的出口离开。这些诗歌在巴门尼德以及赫拉克利特那里还随处可见，但它们使思想带上了不显明性，需要从语言那里获得力量，而不是从思想本身。这一段，相对于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圆融，彻底暴露了西方哲学对哲学整体一致性的无知。作者说“对于哲学而言，诗歌是一种非思想的思想，一种甚至不能被思考的思想”，然后武断地界定，“哲学的唯一能力在于对思想的思考，把思想界定为思考思想本身”。关于这样的定义，我只能有条件接受，因为这定义只适用于狭义哲学，所以这样的哲学思想者严重缺乏主动区分狭义哲学与广义哲学的理论自觉，从而导致西方哲学根本丧失了自主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机会，因为狭义哲学与广义哲学根本不可能是两个哲学。凡思想体系，无论是已有的，还是待建构的，都只能由人类自主建构完成，相对于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思想，共同的坐井观天属性决定，人类已有的思想体系，都有或多或少的先天缺陷，在等待终极哲学的终极弥补。面对明显终极自圆其说不能，西方哲学想通过打压诗歌来言之凿凿地表达自己的盲目自信，一方面，暴露了西方哲学缺乏对哲学的整体一致性认知。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只有选择性排斥了广义哲学的整体一致性，西方哲学才能在错误的理论探索路上意外地激变出现代科学，然后随着科学生产力与表现为与坚船利炮一同扩散的贪婪，人类文明才有机会实现被动、野蛮的消极统一，从而为人类文明能够有机会转入主动积极统一创造客观人文环境。相比于政治无道德，哲学的本质当然是无所谓善与恶的，一如圣人不仁和天地不仁。相对于这种具有终极标准的政治哲学，习惯于以偏概全的西方哲学，不可能给人类文明提供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政治哲学，这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他虽然发展了哲学本体论，也预言了一如天下大同一样的共产主义，却没提供可供世人雄辩地达成终极共识的终极本体论，也没提供切实可行的终极方法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只是一个不成熟的哲学中间体，成为终极哲学出现的垫脚石，而且稍微一迷信，一样变成文明进步的绊脚石。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上述理论上与现实文明发展同步的尴尬，那么相对于一贯能够实现准终极自圆其说的中国传统哲学，说明西方哲学既不懂形而上学，又不懂形而下学，因为他们明显只能把专业哲学进而形而上的理解，却因为盲目相信形式逻辑，所以怎么想都上不去，所以他们不懂，任何思想都具有形而上学属性，诗歌当然不能例外。当然，不懂并不等于他们不事实纠结于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的错杂思维，而且越是不懂，证明他们的逻辑天花板相对于我们中华文明就越低，也就是我所谓形上与形下思维的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比我们更严重。这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源于西方哲学对抽象与具体概念的决然对立认知上，他们不懂没有脱离具体的抽象，更不懂，对于人来说，根本没有脱离抽象的具体，因为人进行任何抽象思维，都以明确的自我意识为逻辑起点，所以前提批判不到位于人之初的西方哲学根本不懂，人类所有的语言文字系统，其实都只是一套客观见之于主观的辩证的强名机制。人类成年后的任何思考，都必然伴随的语言文字的应用，正因为不懂这种应用本身就是一个基于强名机制而生的辩证的形而上学过程，所以作者和柏拉图才会武断地认为，相对于数学，诗歌是“一种无法思考的思想”，因为“它也是无法同感官世界相分离的。这种思想无法作为一个思想被分辨和分离”。这里所谓的无法思考和无法同感官世界分离，我理解，就是无法进入狭义的与西方哲学一样精准的抽象思考，但其实，正因为盲目相信形式逻辑的精准，所以西方哲学反而相对中国传统哲学极端缺乏辩证的灵动，所以他们基于形式逻辑所进行的哲学思想，相对尽显“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的简单粗暴特征。这样的西方哲学，根本接受不了，在人的思辨思想中，从来有价值判断上既对又错的中间灰色地带存在，因为哲学思辨的难点，在于终极调解利己与利他的冲突，而一维的形式逻辑，从来无法解决这种高维思辨的价值取向问题，所以哲学的进步根本指望不上形式逻辑的直线思维，只能通过辩证的前提批判反复突破旧理论体系的边界。这种辩证的前提批判就叫形而上学，它是一种头脑风暴，而批判所得的结果，才是可以对哲学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循序渐进追根溯源的形而下学思想。正因为从来不懂这些，所以导致西方哲学从起点处就一直自我迷失于以偏概全式思考。相对于西方哲学盲目追求基于形式逻辑的本体和本体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本身就是不曾止息的寻本溯源的本体和本体论追求，所以不单中华文明能够找到可实现准终极自圆其说的道本体和相应的本体论，同属东方的古印度文化也同样找到了可实现准终极自圆其说的梵本体和相应的本体论。正因为坚定地执着于非黑即白的简单粗暴，所以西方文明无法自圆其说的政治哲学才能通过教育垄断一直愚民至今，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犟人精神演绎成匠人精神，然后促进现代科学的激变。这一点，希望大家能从“科学爬到最高峰，却发现佛学早在那里等候多时了”得到顿悟，因为科学的实证只是方法论层面的，但科学的最高处是对世界物理本原的本体论探求，那是哲学的专属领地，所以科学最终一定附属于哲学，但西方哲学从不能就此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反而盲目地要用科学取代哲学，极尽数典忘祖的狂妄。相对于西方哲学的狂妄与肤浅，佛学与中国传统道文化一样，仅靠传统思辨，就把世界本元处的虚实相间性表述清楚了，无奈古今中外的哲学家都不能就此直接将其定义为本体论的基本特征，所以只能任由西方哲学在形式逻辑的误导下，在激变出现代科学后，转而用真理与所谓的善的盲目寻求，使人类集体束缚于固步自封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因为真理只是理的一种表现形式，无法建构和容纳人的全部主体性，只有在更高维的道的指引下，在真理与谬误虚实相间的对立统一认知关系中，通过哲学整体一致性的把握，人们才能在圣人不仁和天地不仁的理论自觉中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圆融，那是一种物极必反于辩证极点处的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的圆融境界。反之，正因为盲目追求以真和善为名的真理，所以作者才盲目推崇古老的数元和几何学本体论，因为这其中体现着形式逻辑的精准与精妙，于是功利地忘情于精准追求的西方文明，开始得陇望蜀地鄙薄在诗歌的知行合一性中所包含的哲学整体一致性。这是功利主义者基于管中窥豹式欣喜所表现的无知，所以他们才能沾沾自喜于“哲学的唯一能力在于对思想的思考，把思想界定为思考思想本身。也就是说哲学必须把所有即刻形式的思想从自己的领地驱逐出去，而这只有依靠数元的推理沉思才能做到”。这里的数元，可以理解成形式逻辑的本体，却无法理解成辩证逻辑的本体，所以能够提升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精准度需求，却无法有效提升人的价值观需求，因为价值人生不仅是物质的，更主要的，反而是精神人生。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再大的物理价值也难抵一丁点儿的精神价值上比较出来，而精神价值是形而上的，只能用辩证思维进行主观衡量，根本无法用形而下的数学之器用标准来衡量。通过教育垄断，一个保守的社会管理机制可以让大多数人无法享受更多精神人生，这意味着通过话语权的控制，掌握话语权的人或组织，就可以对世人的精神自由所代表的主体性进行剥夺。这样一来，精神自由度不高的人就只能被禁锢在物理人生中，任凭政治和宗教的摆弄，所以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最保守。相对而言，中华文明的道本体和古印度文明的梵本体则不同，因为有成体系的辩证法体系支撑，所以都既可以解读成一维的形式逻辑本体，同时也可以解读成辩证逻辑的二维本体，所以道文化和梵文化的自圆其说能力更强，为准终极自圆其说的本体论。这其中，道文化尤其更强，因为它以天人合一理念指导儒家思想对政治进行了深度绑架。反之，正因为西方文明盲目相信形式逻辑，所以他们才认为一维的数学和几何学才有资格进入哲学的正门，而知行合一于多维的诗歌，则只能“从仆人的出口离开”，是谓赤裸裸的一叶障目式以偏概全，颇有无知到无耻的意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皆可修道，而西方文明却于现代文明才开始普及教育。综上，用丢了西瓜捡芝麻形容西方哲学，很恰当，但西方哲学之所以能以绝对的权威姿态横行于世，恰是因为过去没人能用哲学整体一致性否定他们，即便是认识到人的思想中既包含形而上学的道和形而下学的器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行。下面我们一起用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关系解释这其中的根本原因。要想论述清楚合理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需要有终极认识论做支撑，我所谓的终极认识论，就是——形而下学是低层次的形而上学。当然，这种终极认识论同时也是终极本体论的主要内容，下面我们就以此为基础，推导哲学的终极方法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形而上学之谓道，无奈西方哲学因为盲目相信形式逻辑线性推理的精准，所以他们根本理解和接受不了道概念玄而又玄的终极辩证性，因为从本体论角度，道概念的产生，其实是人类在普遍具有先天辩证思维的情况下，一直无法摆脱形式逻辑陷阱所能抽象思辨着概括出来的本体存在的最高表达形式。现在看，相对于终极本体论的主客观二维结构，道是虚拟的和非终极的一维结构，因而会有玄而又玄的迷惑性，其实在虚与实之间，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方法论之间的一致性，或曰道生一之后的一生二和万法归一之间认识论上的一致性关系。请注意，这里万法归一的法，就与合法性直接相关，因为社会意义的合法性的法源于阶级政治，也即社会法。反之，世人如果需要表述合自然法的用语时，会用合理性这个词，而不用合法性表述，因为中国人认为理承于天，而天即道。因为形而上学之谓道，所以合理性比合法性相对形而上，合法性比合理性相对形而下，所以合法性其实体现着世人在形而下学的器用方面的功利性。经过这样的比较，自然不难明白，合理性的抽象思辨层级高于合法性，希望借此大家能常识化理解，形而下学是低层次形而上学。如果这样解释，您还不能完全领会清楚，那么我还可以进一步解释：前面说过，人类的一切思考行为，都是辩证的，任何辩证的思考本身，都有以自我意识为基础对文明局限寻求突破的意味，也就是对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尴尬压抑不住的突围冲动，只是因为集体受制于思考所必须依赖的哲学思想不成熟，尤其是本体论的终极突破不能，所以才在形而上学方面上不去之后，转而寻求向下妥协与苟且的形而下学之法，也就是我们现实人生的种种作为。现在大家可以常识化地理解了，要想讲理，西方人永远也讲不过中国人，因为他们的形而上学水平从来不高，根本原因就在于，形式逻辑所事实形成的逻辑天花板把他们的思维一直束缚得太死。更关键的是，人类只有通过形而上学思考，才能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但物理世界的多维性决定了，人类只有通过持续的形而上学思考，反复突破自己的逻辑天花板，然后才能把成体系的先在于人类文明的自然文明本质规律发掘清楚，然后再通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互动，缓慢自主发展和完善人的主体性，所以在发现全部自然规律体系之前，也就是在实现物理自由之前，人的精神自由以及被物质资源分配关系所分割的人的主体性，也只能同步逐渐建构。这就是人的物质人生与精神人生的互动关系，实际体现的，也是人的精神人生本体——逻辑——与人类文明母体的自然文明的物质本体——自然规律——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是求得人与造物之间主体性上的一致性。只懂道与理的中华文明，至今无法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从而止步于准终极自圆其说，就是因为我们不懂与理异名同出的逻辑。反之，西方文明懂形式逻辑，根据知识体系建构需要，他们知道要通过本体论在自己的知识体系里找到具有终极制约作用的本体，无奈他们盲目相信形式逻辑的实证的确定性，所以他们有形而上学的主观思维能力，但不懂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的关系，所以导致他们明明在用辩证思维认定形式逻辑的实证性，却无法用辩证逻辑本身具有以虚求实和借假修真的运作机理彻底否定形式逻辑的简单与粗暴，所以犟人一样的西方人，只能像匠人一样，绝对服从资源掌控者和资本的领导，从而使哲学所追求的终极精神自由被形而上学地错置于上帝意志后，再也无法形而下地形成现实人生的主体性，所以他们现实人生距离由终极自圆其说所代表的终极文明更远。这就是基督教文明在精神人生方面的自我阉割，也就是我所说的，人人都有形而上学能力，但不掌握其全部运行规则，所以导致他们只能在形而上学方面上不去之后，只能掉头向下于形而下的方法论指导下的方法之研究。科学，就是其中最直接的技术方法。这样一来，迷信于方法论指导的方法研究，就把哲学降格为方法论，于是哪怕在方法论上升格一点儿到认识论，就让西方哲学足以欣喜若狂了，所以那些短视的不懂本体论的人，才会基于肤浅的功利而妄图利用科学的实证性取代哲学的不可实证性。其实他们不懂，哲学的证明周期是螺旋状的辩证结构，相对于形式逻辑的直线结构，不但体系性更强，而且更贴近知行合一的生活，所以周期虽然更长，但对复杂的世道人生命题，只有靠辩证逻辑才能分析清楚，靠形式逻辑根本寸步难行。希望通过这样的讲解，作者所谓诗歌给思想带来了“不显明性”，纯属胡说八道，反而是哲学与诗歌一样，必须借助语言文字这个逻辑外壳，然后才能显示出思想的魅力，思想从来不能脱离形而下的语言文字而独立显现形而上的头脑风暴。所谓形而上学的头脑风暴，是基于物质的大脑的神经作用而进行的客观见之于主观思考过程，那是一种辩证的螺旋结构，从不是单纯的线形结构。世人只要能形成这样的共识，就可以常识化摆脱任何逻辑陷阱，所以我们有必要形成这样的常识化认知，人类要想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因为只要有思维参与，就都是广义哲学的，狭义哲学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这种数元的透明性和诗歌的模糊比喻间的语言对立出现了疑问。其实，即使对柏拉图来说，完全依照准则欢迎数学，驱除诗歌已经是件难事。他得意这样做的原因是他知道推理的局限。当涉及最高原则，太一和善的时候，柏拉图也承认它'超越了实体'，它超越了理念下的一切事物，无法通过任何推理达到。为了把这种存在之外的存在引入思想，柏拉图不得不采用图像（比如太阳），比喻（比如关于'权力'和'威望'），以及神话(比如潘菲利翁回到地下世界)。也就是说，当思想涉及可思考的原则，或者思想回到使其成为思想的原则时，柏拉图也不得不让语言臣服于诗歌的力量。但是对现代人来说，诗歌和数元间的语言差异已经完全不像古希腊人那样了。现代诗歌将自己等同于一种思想形式。它不仅是存在于语言肉体中，而是思考自身的一系列思想形式。无论是马拉美的星座，坟墓和天鹅，还是兰波的基督都不是盲目的比喻。它们将思想的世界用感官形式表现出来，马拉美用的方法是削减和隔离，兰波则是在场和中断。这一段，作者似乎开始要改变自己不能自圆其说的胡说八道，他开始反思自己对“数元的透明性和诗歌的模糊”论述得不够准确，开始承认依照所谓的哲学准则“欢迎数学，驱除诗歌已经是件难事”。只是在说到“当涉及最高原则，太一和善的时候，柏拉图也承认它'超越了实体'，它超越了理念下的一切事物，无法通过任何推理达到”时，其中关于“最高原则”、“太一”、“实体”和“理念”几个事关本体概念的堆叠使用，既证明作者代表西方哲学无法调和不同本体论的冲突，所以他们当然不真懂本体论。同时他们又犯了同样的不可知论错误，因为参照中国传统哲学，通过正确解读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之间的辩证关系极点处有一个物极必反的规律性和规定性，所以当意识到形而下学是低层次的形而上学时，我已经通过辩证的推理建构了终极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人类据此完全可以实现基于哲学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自圆其说。旧哲学之所以不能，原因只在于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内在进化关系一直得不到正确区分，所以实质造成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阻碍。我之所以有机会创新实现基于理论创新的终极自圆其说，这一切功劳，都归于《道德经》有关“物极必反”、“强名曰道”和“异名同出”等类似的终极本体论和终极认识论表述，对它们的正确解读，是确保我的思维可以持续形上思考的最坚实基础。相对而言，作者说“当思想涉及可思考的原则，或者思想回到使其成为思想的原则时，柏拉图也不得不让语言臣服于诗歌的力量”，体现的，是包括作者的西方哲学界因为不能终极自圆其说，所以只能或主动或被动接受不可知论的无奈，所以他们只能妥协，因为生活必须是知行合一的，没有人可以活在纯抽象的理论中，也就是没有脱离感性的理性，没有脱离形而下学的形而上学。所以说，只有借助强名机制，才能帮西方哲学正确认识逻辑与作为逻辑载体的语言文字之间的形与质关系，透过语言与逻辑的形、质关系，我们才能进一步形而上地把握到，哲学与逻辑之间也是形与质的关系——逻辑是哲学这个人类主观思维的本体存在。这样一来，逻辑作为人的主观存在的本体的终极本体论，才能得到正确终极建构，中西方哲学才能因此而同步实现终极常识化的终极自圆其说，然后才能通过哲学的常识化普及，通过人类大同理想的终极实现，然后才能终极瓦解人性恶的向上集成的结果——政治。至于作者所谓的“现代诗歌将自己等同于一种思想形式”，其内在的深层次原因，只在于哲学的自圆其说层次提升，给诗歌创作提供了更宽广深邃的文明视角，而诗歌自身性质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变异，所以我预言，哲学一旦普及，诗歌将只有娱乐功能，所谓“它们将思想的世界用感官形式表现出来，马拉美用的方法是削减和隔离，兰波则是在场和中断”，我认为，不过是将本来知行合一的人生基于感性和理性的对立关系进行分析解读而已，也即分是为了更好地合。可惜这种终极的分与合，只能由哲学来完成，所以诗歌自身属性决定了，无论作者是否同时具备哲学家的身份，诗歌都只能在带给人感官愉悦之余，理性上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的尴尬，依然要恒久啃噬诗人敏感又脆弱的灵魂，然后继续无望地等待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的拯救。另一方面，现代数学则遭遇到了自身无法确知的谬误和冗余。康托尔，哥德尔和科恩的定理成为了二十世纪数学的难题。集合理论和对范畴描述间的矛盾将数学置于两难境地，走出困境的选择无法通过纯粹的数学方法来做出。参照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现代数学遇到自身无法确知的谬误和冗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人类的一切形而上学思考都服务于终极本体论的建立，所以哲学在终极本体论建立之前，一直具有开放性，结果当然导致科学与数学具有与哲学一致的开放性。数学与科学一样，既存在可常识化普及的部分，同时也存在前沿理论创新的模糊地带，正因为有共同的广泛未知空间，所以探索数学的未知与探索科学的未知一样，分别受附属于哲学的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指导，所以大家必须明白一点，可常识化普及的数学与科学，都是数学与科学中可常识化普及的形而下学部分，而令数学家和科学家们困扰的未知部分，则是数学与科学中暂时不可普及的形而上学部分。无论是数学的形而上学思考，还是科学的形而上学思考，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在认识论领域探索人类的认知边界，但这里包含向上与向下两个探索目的，向上的，服务于终极认识世界的本体及其运行规律，向下的，服务于建立可常识化普及的方法和方法论，上下贯通，则通过人的知行合一水平的终极提高，就能终极拓展人的精神自由，进而为共赴终极物理自由提供可能，因为只要不能实现终极精神自由，则人际伦理就必然体现出互害性，所以终极哲学的功用，在于变必然的互害为人类主观能动性方面的一个关键物极必反——达于终极互利的至善境界。这里我又必须絮叨一下——至善非善，因为至善境界中没有任何思想洁癖和道德洁癖，而此前人类所追求的善，都无法通过自主的形而上学思考终极清除思想洁癖与道德洁癖。希望大家能透过这样的解读，不但能就数学与科学的发展问题实现哲学意义上的终极自圆其说，而且能同时看到终极调和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之间的一致性，让人类所有的形而上学思考实现终极合流，进而通过大同理想的实现，最大化提高人类文明主动进步的效率。明白了上述整体性和一致性，作者说“集合理论和对范畴描述间的矛盾将数学置于两难境地，走出困境的选择无法通过纯粹的数学方法来做出”就显得过于悲观了，因为任何科学哲学与数学哲学在形上与形下的理论突破方面，都是一致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这其中，无论是数，还是数元，或者其他什么本体，都需要借助文字这个通过强名机制建立起来的媒介体系显现，其中就包括体现为数学集合概念中集体的整体与局部关系的理解，所以成功借鉴早已实现语言转向的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只有通过语言转向成功，人类文明才能因此而实现终极整体合流。这种跨地域的文明与文化一旦实现终极合流，人皆可因哲学的常识化普及而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再没有主观思想交流障碍。这样一来，不但哲学与诗歌之间再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数学之间当然也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了，因为大家一同构成广义哲学，共同服务于人的主体性的终极发掘，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那种，或曰人神合一亦可。这里还是再强调一点，人类主观思想大同后，人类的形而上学思考的本体和本体论指向，就剩下由科学哲学统领的对自然规律进行更深层次的本质探求了。当诗歌开始思考自身时，数元的真实性却遇到了的死胡同，没有任何直接的形式化方法指明新的道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现代性使诗歌理念化，数学智术化。比起尼采的'所有价值的价值交织'，这更加有力地推翻了柏拉图的判断。这是哲学和诗歌关系的重要迁移。从此，两者的关系不再是感官和智力，美与善，图像和理念的对立。当然，现代诗不是感官形式的理念，它是对诗歌理念潜在而无力的怀旧。透过“当诗歌开始思考自身时”，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作者与旧哲学具有一致性的无力感，因为诗歌显然不具有思考自身的主体性，所以这是作者在用话术的机巧在化解自己自圆其说不能的尴尬，而他随后所说“数元的真实性却遇到了死胡同”，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数学发展历程中间的一个必然的物极必反环节而已，因为数学只是广义哲学的局部，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体而独自发展。如果把“这是哲学和诗歌关系的重要迁移”说成这是哲学与诗歌关系因为物极必反而产生的异变，显然更具终极性说服力。只有掌握了哲学整体一致性的人，才不可能哀叹于“没有任何直接的形式化方法指明新的道路”，所以后面所谓“现代性使诗歌理念化，数学智术化”和“这是哲学和诗歌关系的重要迁移”，其实都可以用物极必反于广义哲学的整体一致性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新的逻辑认知将给予他们以新的明确发展方向。作者说“从此，两者的关系不再是感官和智力，美与善，图像和理念的对立”，说明他在犯了系统性哲学认知错误后，仍能就哲学模糊的整体一致性保持基于理性的基本朦胧认知，只是他和其他所有不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家一样，无力和无奈于哲学可常识化普及的哲学整体一致性表述，所以他对“现代诗不是感官形式的理念，它是对诗歌理念潜在而无力的怀旧”的表述，我认为是准确的。最后我还是要特别强调，人的任何感性当中都从来包括潜在理性，这个潜在理性与逻辑或自然规律具有异名同出性，理解了这些，我们才有机会实现终极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终极自圆其说，让自己的主体性，或曰人格，尽快自主走向终极完满。马拉美的《牧神午后》中，独白的主人公问自己，在自然和感官景物中是否存在他肉欲之梦的可能痕迹。水是不是代表了他心上人的冷淡？风是不是另一位心上人的性感叹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只能说明比起艺术创造的水和风的理念来，真正的水和风算不了什么。通过将艺术变得可见，也就是对诗歌思想的思考，诗歌超越了自身的感官力量。现代诗是描摹的反面，它表现出的理念无论其客体还是客观性都只是苍白的副本。也就是说，哲学不能通过将诗歌和数学简单对立为令人愉悦的图像和纯粹的理念来区分它们。那么，在语言中，两者的区别点又在何处呢？我认为那就是这两种思想形式各自不可言说之处。本着终极自圆其说的坚定，我当然要否定“在语言中，两者的区别点又在何处呢？我认为那就是这两种思想形式各自不可言说之处”，其实两者的区别当然不是不可言说，只是迷信形式逻辑导致的盲目信真、求真而非假、否假、恶假，所以他们不懂，借假求真的辩证思维可以对盲目求真的形式逻辑进行绝对覆盖。事实也是如此，所以我才一直强调，是逻辑陷阱限制了作者和一切旧哲学工作者的想象力，此外无他。想象力就是形而上学，只是哲学追求的，是有价值取向的终极想象，就是前面所说的，基于认识论，向上寻求终极本体论，向下寻求终极方法论，如此才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所以只要具有想象力，人就一直是哲学式存在，所以广义哲学于人，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无处不在，只因人是自然进化而来，所以只有借助狭义哲学认清世界本质，有了自我意识而衍生了创造力的人，才能确保继续发现和稳定保持这种创造力的可能机会，而不是盲目依赖于神。这里的人的概念中，当然包括傻子，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高等动物与人一样，都有自己的神经系统相配套的想象力层次和水平，这样大家就都可以实现对自己旧有僵化的形而上学思想边界形成绝对突破，因为那是人与动物之间在哲学与现实意义上的整体一致性，更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终极瓦解上帝与神造人的荒诞，从而把错置于上帝与诸神身上的主体性完全复归于人本身。这样拓展开形而上学的思想边界，我们才能更好地否定作者说“现代诗是描摹的反面，它表现出的理念无论其客体还是客观性都只是苍白的副本”，比如我一再强调，诗歌语言表现的，是人生的知行合一性当中的理想性那一面儿，这种理想性也是主观性，体现着人对自己主体性的畅想，是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相呼应的，所以现代诗不是描摹的反面，而是与文明进步节奏相呼应的人的理念的同步提升，所以作者认为诗在理念方面的苍白，表面看很贴切，但其实，这种苍白的责任不在诗，只在诗的作者——人——身上，更在与人具有一样的知行合一性的哲学中，所以试图用诗歌的无能为哲学开脱，只体现了旧哲学与人自身的无能。这样我们再看诗人关于“比起艺术创造的水和风的理念来，真正的水和风算不了什么”的想法，根本不是真正的水和风算不了什么，而是诗人借助语言的诗化运用，形而上学地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天人合一境界，所以希望大家常识化认识到，所有与语言相关的，都服务于解答人是什么这个根本的哲学问题——就像万物有灵一样，每个字都服务于对终极本体论的寻求和终极建构，因为哲学的整体一致性从文字产生开始，就早已先在于其中。会用语言文字的任何人都有理性，诗人的理性当然相对更强些，只是诗人与哲学家一样活在人的主观文明局限中，所以哲学家根本没有资格嘲笑诗人的理性水平不如自己，反而是诗人完全有资格嘲笑哲学家群体，因为哲学家们才是骑驴找驴于终极理性认知不能的失职，因为通过常识化视角很容易理解，根本没有脱离感性的理性存在，但旧哲学却非要把绝对理性赋予上帝，因为他们不知道，形式逻辑是产生辩证逻辑的基础，当然他们就更不知道，形式逻辑的思辨能力相对于辩证逻辑，低得不是一星半点，而是一个无穷大于物极必反的维度，就像无穷小与0的关系一样。最后希望大家通过诗人所描摹的肉欲，看到感性肉欲背后的生物进化过程，然后看到极尽感性的肉欲中隐含的基因所传递的自然理性，或曰自然规律所体现的进化理性。如果此时您已经懂了自然理性与自然规律有异名同出的哲学关系，说明你的形而上学思维已经打开了，反之，就是固步自封于画地为牢的僵化之蠢。从柏拉图对诗人的驱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诗歌和数元都属于真理过程的范畴。数学从纯粹的多中得到真理，它可以理解为存在作为存在的原始不一致性。诗歌从多中得到真理，它可以理解为语言极限处的在场。或者说，诗歌是语言之歌，它能够让'彼在'的纯粹概念在其经验客观性消失时实现在场。结合之前的雄辩，希望您已经能够意识到，现在的我有资格说，作者言之凿凿地得出“诗歌和数元都属于真理过程的范畴”这样的结论，是不真懂本体论的表现，他只是在用数元这个从来不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本体在解释诗歌的哲学属性，可惜这个标尺性的本体不具有终极性，所以他最终无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是模糊和确定性待定的，所以我只能对其自圆其说不能表示深切的同情，同时也感谢他为我的终极批判提供了完美的参照模板。此处我最想批判的，其实是作者和其他哲学家一样，滥用了真理一词，因为他们不真懂本体论，所以他们盲目放大了真理在哲学中的标准作用，其实真理与假理一同构成了理，只有对哲学追求进行这样的升维认知，通过全面认清相对于“道”具有形而下的可量化标尺作用的理，才能彻悟于具有终极形而上学意义的本体论层面的道概念。希望——无穷小与0之间在数学意义上的物极必反关系——能帮任何一个有形而上学于终极思想自由冲动的人打开曾经僵化的逻辑天花板，因为仅靠一般意义的简单量化，无助于我们形成终极可知论意义的整体概念，只有用持续的前提批判在物极必反认知中终极突破形式逻辑障碍才行。正因为有了上述逻辑认知，所以我的可常识化普及的哲学体系并未止步于对道概念的正确认知，因为道概念作为一个未摆脱形式逻辑束缚所强名的本体概念，包含主、客观双重存在的二维本体——高维的规律性本体存在和由规律性衍生而来的逻辑。这样我们再看真理与理的关系，真理其实相对极具主观性，而理则相对客观得多，但你知道吗？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是观，都是人在观，所以主观和客观都是主观的，主观的就是唯心的，但心的物理基础是客观的，所以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是客观见之于主观，这是一个人与自然互动的过程，盲目并偏执于主观或客观本体的寻求，就是以偏概全的顾此失彼式狭隘，也就是我所谓的不真知。如果明白了主观和客观在于观的一致性上，那么作者说“数学从纯粹的多中得到真理，它可以理解为存在作为存在的原始不一致性”就容易理解了，数学从纯粹的多中得到的真理，只是理的局部，不是全部，所以作者把它理解为“存在作为存在的原始不一致性”，是不可理喻的，因为没建立起清晰的整体一致性概念，就不可能建立起终极意义上的不一致性，所以他只能像早期哲学一样，拼命挣扎于概念之间的对立性，而达不到中国早实现的语言转向之后的异名同出性认知，当然就更无法理解，确立异名同出概念之前，必须建立起类似一言以蔽之于道这样具有清晰整体一致性的终极性本体概念认知。哲学认知就这样奇怪，低维的推理一旦错误，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与正确结论相反的，所以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哲学预见并得出物极必反的规律，足见其在准终极哲学标准方面的高明。正因为有低维推理的限定，所以在高维的辩证人生里会有例外，就是有些推理虽然会存在逻辑上的错误，但在结果处却一样会得出正确结论。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与所谓的洞见中不自觉的物极必反认知有关，因为这种推理省略了不该省的中间推理，也就是用不自觉的跳跃性思维，使思维过程选择性放弃了一些必要的前提批判过程，比如不懂形式逻辑的中国传统哲学，仅靠抽象的形而上学思考就洞见了道本体，所以狭义哲学的任务就是把曾经不自觉的逻辑跳跃规则显性化，也就是常识化，这样哲学才能实现常识化普及的终极自圆其说。现在看，我所谓的哲学常识化转向，不过是通过终极形而上学厘清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之间的关系，从而让人的哲学思维不必再做盲目的不自觉跳跃而已，因为洞察力直接源自人的主体性，只有可常识化普及的哲学才能让人曾经不完满的主体性趋向终极完满。我认为，人的主体性即人格，它的完满与否，就是“在场”与“不在场”的形而上的自我调控能力差异而已。这样我们再看诗歌“可以理解为语言极限处的在场”和“诗歌是语言之歌，它能够让'彼在'的纯粹概念在其经验客观性消失时实现在场”就不再有玄幻感，因为那不过是主观的我与客观的我之间的一种正常互动而已，或曰感性的我与理性的我的正常互动。有了“高维的规律性本体存在和由规律性衍生而来的逻辑”这样有终极本体论意义的认识论，今后人的思维当可以在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之间自由穿行，再不受虚构的上帝与神的绝对理念干扰，这就是哲学的常识化普及应有之义了。当兰波诗性地宣布永恒是'大海和太阳一起消失'时，或者马拉美把所有的将感情辩证地移置为理念的过程概括为'夜，绝望和宝石'，或者'孤独，礁石和星星'，他们把这些词语的所指投入了命名的熔炉中，从而在感官之物消失时赋予了它们永恒存在。这样说来，诗歌真的就像兰波在《地狱一季》里所说，是'词语的炼金术'。但是和别的炼金术不同，它是一种思想，思考的是存在，这种存在从此刻起把自己交付给了语言的撤空和激励的力量。诗人能让客观存在的大海和太阳一起消失于自己的主观臆断，能把夜的深邃同化于绝望的心境和宝石的纯粹，能把孤独想象成任由海浪随意敲打的礁石和深邃夜空静止的星星，这其中体现的，就是诗人利用诗这个形而上学的思考手段所自主实现的不自觉的物极必反式思维成果，也就是通过“把这些词语的所指投入了命名的熔炉中，从而在感官之物消失时赋予了它们永恒存在”，诗人会因此获得短暂的自欺欺人的思想自由。此处，我也对诗人语言展开了适度的联想，就是基于整体一致性而生的与诗人的共鸣，一个成功的诗人，一定以利用语言隔空调动他人的共鸣为标准，其实就是语言交流思想的外部机制和内在机理的合理运用，是基于整体一致性的共情。关于相应机制与机理，中国传统文化仅用一个强名曰道，不但解决了准终极本体和本体论问题，内含的语言强名机制也相当于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语言转向，而西方哲学至今仍止步于语言学转向，因为他们至今仍参不透，在以语言为载体的逻辑之上，还有一个与逻辑异名同出的更高维的道的存在。这使得中西方哲学之间在本体论思想体系的建构上，高下立现——中国传统文化能用一个一言以蔽之的道统领其他一切语言文字，直到整体思想体系，西方哲学至今仍缺乏这样的概括能力，而这种概括能力本身，既代表一个文明体的形而上学水平，又代表其形而下学水平，类似于西方哲学所谓的洞见和洞察力，也就是我在上一个分析单元所谓“省略了不该省的中间推理，也就是用不自觉的跳跃性思维”所实现的感性与理性的终极互动。在我所谓的终极互动中，有作者所谓“把这些词语的所指投入了命名的熔炉中，从而在感官之物消失时赋予了它们永恒存在”，这其中所指之所以要被投入命名的熔炉中，就是要通过这种语言技法，让人的形而上学思维在尚不确定的整体一致性当中，帮那些迷惘的人找到归属感，从而透过盲目感性“在感官之物消失时”，求得人自身对终极理性所代表的生命永恒的欺许，也就是西方哲学所遍寻不到的终极自由。作者借助诗人兰波说诗歌是词语的炼金术，说诗歌“和别的炼金术不同，它是一种思想，思考的是存在，这种存在从此刻起把自己交付给了语言的撤空和激励的力量”，尽管作者在这里可能夸大了诗歌的思考思想作用，但人类所有的形而上学思考都如他所说，“思考的是存在”，而且他说“这种存在从此刻起把自己交付给了语言的撤空和激励的力量”，我认为这里的“语言的撤空”与佛学所谓的不着文字相是积极的雷同，都有形而上学到极致的意思，而且他说“撤空”后还有“激励的力量”，我理解，思想自由就是所谓的“激励的力量”，只有靠“语言的撤空”到物极必反的临界点，才能同步实现，而且实现的水平与撤空的层次成正比。最后，我还是要吹嘘一下自己，我之所以能通过中西方哲学的正确互译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就是因为我把“存在”常识化地区分为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然后借助中国传统哲学语言转向成功的标志性成果——在本体概念之间整体一致性的发现基础上，我又进一步扩大化解读出他们之间具有异名同出性——于是我才能通过“高维的规律性本体存在和由规律性衍生而来的逻辑”这样有终极本体论意义的认识论，实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终极创新，进而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实现哲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终极创新。数学从不在场和非感官的多获得真理，这种多的模型是空，空集。诗歌从处在消失边缘的开放或者封闭的多获得真理，它的模型是大地，马拉美如此称颂普遍和肯定的大地：是的，我知道大地，远离此夜，投下前所未有的光的闪耀神秘。相对于我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存在关系，作者继续强调“数学从不在场和非感官的多获得真理”，就是继续在强调数学与诗歌之间的差异性，而他随后说“这种多的模型是空，空集”，其实这空即无，即包罗万有的整体一致性。在空无中发现真理，既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无中生有，也即我所谓的借假修真，无奈盲目相信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是平行存在，所以不懂辩证逻辑是基于形式逻辑进化而来的高维思辨存在，所以他们明明触摸到了我所谓的哲学的整体一致性，却也不敢如我一样，强名其为哲学的整体一致性。这就是哲学史上经常出现的失之交臂的遗憾，是逻辑上的固步自封式画地为牢的结果和必然，而我则因为从研究哲学之初，就专门只探求“哲学是什么”，所以先天的宏观追求让我敢于无视一切不能直接给我提供清晰概念认知的旧哲学权威，所以我才有机会抓住偶然中的必然，直到实现让你无懈可击的终极自圆其说。最后作者称颂诗歌“从处在消失边缘的开放或者封闭的多获得真理，它的模型是大地，马拉美如此称颂普遍和肯定的大地：是的，我知道大地，远离此夜，投下前所未有的光的闪耀神秘”，诗人所描绘的光的闪耀神秘无论怎样激动人心，相对于我无懈可击的终极自圆其说理论体系，都一如隔靴搔痒，希望您能从这样的对比中看出可常识化普及哲学的终极价值观属性，然后让自己的人生能如我一样自主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再不用像作者那样，在诗意人生的盲目追逐中，自欺欺人于频繁的反复的隔靴搔痒中，那是苟且的暂时性自由，不是终极思想自由。任何真理，无论是与计算相关，还是从自然语言之歌中提炼出来的，首先都是一种力量。真理对自己的无限存在拥有力量。它能为未完成的宇宙提供片段的预期。如果真理的全部力量被允许无限地打开，那么它就能够推测出宇宙的未来。这说明了当面对新的和有力的定理时，如何验证那些能改变思维，迫使它开始全新实验的结果。但这也说明了如何从过去的诗学中提炼诗歌思想的新方法——它是对语言资源的新探索，而不仅仅是为了在场那一刻的欢愉。作为消失背景下的对在场的思考，诗歌和所有真理的局部形象一样，也是一种即刻的行为，但它也是一种思考程序，一种有力的预期，通过一种既是天然的又是制造出来的'别的'语言对语言施加的压力。但同时，由于真理是权力，所以它也是无力的。因为真理无法控制全体。真理和全体的不相容无疑是现代性或者后黑格尔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拉康有句名言：真理无法被'完全'言说，只能被'半说'（mi-dite）。而马拉美早就批判过帕尔纳索斯派，认为他们'把一切都表现了出来'，因此'失去了神秘'。无论是关于什么的真理，都不能宣称能'完全'掌控自己所关于的东西，或者把它完整地表达出来。诗歌的启示力量环绕在谜的周围，所以标出这个谜点就是真理权力在实在中的无力。也就是说，'文字中的谜'是真正必要的。当马拉美宣称'诗歌中永远都要有谜'，他引出了一种关于神秘的伦理学，其基础正是真理权力的无力点。此处之所以要把作者更大段落的论述集中处理，一方面是因为前面关于自己的思想已经介绍太多，另一方面是作者的论述开始印证我的理论体系的正确性了，比如“真理无法控制全体”，比如作者引用的拉康的名言“真理无法被'完全'言说，只能被'半说'（mi-dite）”，还有“无论是关于什么的真理，都不能宣称能'完全'掌控自己所关于的东西，或者把它完整地表达出来”。我认为，这些都证明了我所谓的“真理与作为假理的谬误合称理”这样的论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慎重对待我狂妄地横扫一切旧哲学的终极自圆其说的可行性，让人类文明不再因为你画地为牢的固步自封而蒙羞。因为思想似有枯竭的感觉，所以当看到作者说“诗歌的启示力量环绕在谜的周围，所以标出这个谜点就是真理权力在实在中的无力”时，我在无法洞悉作者全部意图的情况下，只能继续狂妄地认为，这个所谓“谜点”的成因，就是人在哲学不能提供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方法论的情况下，基于与自我意识伴生的洞见和洞察力正确运用的结果，所以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我欣赏作者对“真理权力在实在中的无力”的认定，因为“实在”的人无法直接运用真理，只能把形而上学的真理用形而下学的语言表述成可供交流的方法论体系，然后才能知行合一地影响人的现实生活，所以不懂哲学与人生具有一致性的知行合一性的西方哲学，只能徒劳地慨叹于“真理权力在实在中的无力”，因为他们过于盲目相信形式逻辑的推理，所以导致必要的辩证理性被错误掩盖了。只是作者又引出“神秘的伦理学”概念，还说“其基础正是真理权力的无力点”，我又忍不住卖弄一下自己把康德思想掌握到一半儿所获得的一个心得，那就是，终极伦理只需要人们认识并做到人与人之间行为像非洲草原上的食草动物一样的一致性，而盲目求真求善，才是阻断人们不能正确利用哲学求得与终极伦理认知配套的一致性的思想洁癖形成的祸根，正所谓大善即大恶是也。希望这样的论述能对一贯固步自封的你形成振聋发聩的积极效果，因为中国人追求至善，而至善不是善，而是无善无恶的思辨的圆融境界。明白了这些，当您再看作者说“真理和全体的不相容无疑是现代性或者后黑格尔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时，就会产生真理和全体一定能相容的念头，然后就可以用自己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形而上学思维把黑格尔这样的权威思想由绊脚石变成垫脚石。剩下的其他内容，都比较有煽动力，但就开头部分“任何真理，无论是与计算相关，还是从自然语言之歌中提炼出来的，首先都是一种力量”，我还是想卖弄一下我的哲学整体性认知，我认为，与计算相关的真理，我们可以理解其为世界观，而从自然语言之歌中提炼出来的真理，我们可以理解其为人生观，而作者说这两种真理“首先都是一种力量”，我们可以理解其为价值观，也即我们观世界、观人生的目的，只为通过正确的价值判断帮我们找到自己完整的主体性，也就是冯友兰所谓，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同时，此处关于力量的解读，帮作者得出“如果真理的全部力量被允许无限地打开，那么它就能够推测出宇宙的未来”，这几乎可以证明作者是一个可知论者，但考虑一下题目中的不可言说，你觉得他会是一个合格的可知论者吗？显然不是。因为不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所以他只能被动地做一个不可知论者，任何旧唯物主义哲学，都不具备自主逃离这种宿命的能力，因为他们都不懂物极必反的真谛。关于物极必反的真谛，可以从“真理对自己的无限存在拥有力量”中得到多种解读，这里我只阐述一下自己所习惯的思路，也就是，真理是相对于谬误具有同生共死关系的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主观存在，这是一种既非纯粹的客观，又非纯粹的主观的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其认识的目的是，通过真理与谬误的明确区分实现对更高维的理的全面认知，进而形成对有终极本体论意味的更高维的道这个主观本体概念形成终极认知，这其中的主观维度跃迁，一如微观粒子世界的跃迁的实现，需要人在特殊的物理实验环境用高能粒子进行靶向轰击才能实现，而我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头脑风暴，就是对僵化和粗暴的形式逻辑的直线思维的靶向轰击。希望您能结合现代物理常识化理解上述推理，如果理解不了，请不要把原因归罪于我，我不对任何人的无知负责，只对自己负责，反之你也一样，如果反其道而行，就是无耻的思想洁癖和道德洁癖，就是以绑架别人为荣的变态心理。希望您即便不懂上述推理，也能对自己曾经不自觉的变态心理有所感知，这样您自主研习哲学的冲动一定会跃迁到更高维的理性自律状态。严格地说，这种神秘就是所有诗学真理的内部都有自己无力实现的在场。“所有诗学真理的内部”之所以会“有自己无力实现的在场”，是因为真理根本不是知行合一的人的存在的终极追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自从有了自我意识后，人就有了主体性，无奈这种主体性人格又是无法自主直接实现终极成熟的“半成品”，于是只能通过历史发展与经验的缓慢积累，寻求和自主建构终极成熟的理论理性思想体系，所以这种自我救赎经历就有了摆脱自欺欺人的主观存在的属性。相对于自然界和自然文明，人存在于附属于自然文明的人类文明，所以人的存在分主观与客观两个维度，之所以强调先摆脱自欺欺人的主观存在，那是因为前面说过了，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是人在观，在未观出终极自由之前，在原始社会末期，受主、客观双重局限制约，技术的积累与进步虽然提升了人的物理自由，但不成熟的人类没把自己的先天利他之善的一面儿充分展示，反而把自私自利的恶的一面儿暴露得足够充分，于是才必然地产生了奴隶社会这种极端政治现象，直到在文化领域进一步发展出狭义哲学，人类集体性的善才开始以朦胧的理论理性对抗和尝试瓦解政治的野蛮。经过这样的解读，希望大家能够常识化理解，政治是人性恶的向上集成，哲学是人性善的向上集成，二者间具有此消彼长的对立统一性。面对这种常识化解读的对立统一性，仅一般性了解至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您还没常识化理解，旧哲学盲目求善而排斥恶的存在合理性，是南辕北辙于自我主动救赎，因为只有充分理解了“政治无道德”的全部合理性，大家才能使自己的哲学理性物极必反地顿悟于圣人不仁的无善无恶的至善境界。至善不是善，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知行合一人生，与西方哲学所追求的终极自由直接相关，并能提供相应的方法论便利，中国传统文化美其名曰天人合一境界。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能帮西方哲学提供方法论便利，还能提供认识论和本体论便利。结合形而上学是低层次的形而下学，我们每个人知行不一的分裂人生其实也是一种低层次的知行合一人生。一般而言，处在低层次知行合一人生的人的理性思辨水平也很低，所以根本感觉不到理性的“在场”与否，他们只顺其自然地活，甚至真理是否存在，都与其无关，反而是那些自诩高明的人向他们售卖真理，才更让他们痛苦，这就是上帝不让亚当和夏娃吃禁果的原因。反之，只有一知半解于哲学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的人，才会在半理性和半感性的状态下，通过频频哀叹于自己的理性无力所同步展开的积极反思，然后才能通过偶然的顿悟，物极必反地实现知行合一于天人合一境界的“在场”人生。所以，要想终极实现时时在场的圆融，还是慎重对待我的可终极自圆其说思想体系的思考为好，至少这是一次哲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可能机会，我已经言之凿凿地说了这么多，至于最后到底是不是可行路径，不信一点儿也打动不了你。从更广的意思来说，真理（在它进入的某个点上）总会遭遇到极限，证明它只是这一点上的真理，而不是对整体的自我意识。每个真理，即使可以到达无限，仍然都只是特殊的过程。这在实在中已经被证明，因为它具有至少一个无力的点，或者像马拉美所说'一块岩石，假的庄园，马上化作武器，成为无限的极限'。真理撞上了自己特殊性的岩石，而只有在这时，在无力面前，我们才能说真理是存在的。让我们把这个障碍称作'不可名状'。真理无法强行给不可名状命名，无法依靠自己让它成为真理。所有真理系统都是因为自己的不可名状才成为实在的。从真理与谬误共同构成理的主观思辨角度，真理与谬误显然是对立统一的同生共死关系，所以真理之所以会因在某个点上遭遇到极限而被人领悟和捕捉到，就是因为形而上学思维当中所谓前提批判的关键极点的确定把握，然后才有所谓定义其为真理的形而下学概念，直到整个思想体系的诞生。无奈西方哲学迷信形式逻辑，所以们选择性排斥了辩证思维在反思的极点处的物极必反性认知的合理性，所以他们的形而上学思维只能在低维逻辑世界转圈，直到僵化地以具有主观善性的真为真，而盲目排斥有主观恶性的真。凡思辨层级低的人，都会有这种不自觉的错误逻辑认知。就拿对待死亡的态度来说，人的生命是有限必死的，但总有患者家属，把出现医疗事故的医生和医院当敌人一样仇视，偏偏转型期的医疗系统自身又劣迹斑斑，所以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表面看像一条鱼腥一锅汤，实质是死亡哲学普及率低的必然代价，越是社会转型期，痛感越强烈，因为大家好为此支付文明进步成本。类似的，还有教育系统畸形的补课习气，无良教师在师德沦丧中实现了自身利益的畸形最大化，但这是整个教育体系畸形发展格局所决定的必然，所谓的师德沦丧，不过是老师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个暂时的必然冲突而已，因为伤害了集体利益，就把责任完全推给老师，就像医患关系紧张把责任完全推给医疗机构一样无耻。用常识化视角分析，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简单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而已——如果不再有人愿意当医生，最终一定伤及敌视医疗机构者的根本利益，因为人是社会性存在，从来就没有脱离整体的个体——只有人人主动压抑好自己的小我利益得失，集体的大我才能表现出终极意义的良性健康状态。所以，你能区分大我的良性健康存在状态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形而上学的，还是形而下学的？结论一定都是，也即是客观见之于主观，形而下见之于形而上。所以，我们必须形成这样的常识化认知，人性恶，与人性善一样，是人性的对立统一组成，是我们先天具备的，所以我们只能理性地牺牲一些不必要的小我意识，然后才能求得物极必反的大我的终极成熟，再反哺每个小我利益的终极自由化保障，然后才能让每个人都在普及化的至善教育中求得无善无恶的至理。关于如何实现终极辩证于物极必反的终极自圆其说，我已经说了很多了，所以作者说“真理无法强行给不可名状命名”，这是一个赤裸裸的伪命题，因为不可名状本身就是一种命名，就像不可知论，判定不可知，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知的状态，所以盲目排斥这其中的物极必反规律，就无法解释人的洞见力的形成原因，与人的自我意识形成具有一致的物极必反属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常识化结论，任何不能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不可知论思想，都一定是可耻的思想惰性所造成的持续形而上学思考不能，是逻辑思辨上的自我阉割之后，在自我成长方向上的选择性迷失，丧失的，自然是走向终极主体人格成熟的机会。以刚才我说“只能理性地牺牲一些不必要的小我意识，然后才能求得物极必反的大我的终极成熟”为例，所谓不必要的小我意识，就是类似死亡之于人的主观痛苦，对于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来说，只要教育得当，根本就不可怕，就像草原上的食草动物一样，为了远方的草的饱腹之欲，根本不怕任何猛兽，勇敢地面对死亡，不过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主动苟且，相对于背运苟且，就是理性的物极必反的结果，实现了这种思想跃迁，人才能常驻终极主观思想自由境界。这样反观人类文明史，人的自我迷失，起始于人之初有了清晰的自我意识，但这只是一种行为能力，也就是建构终极主体性和终极人格的能力，也就是西方哲学所谓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能力。只是西方文明不懂，具体实现天人合一的完美主体性和人格，需要时间成本完成经验和思辨理性的双重积累，因为他们缺乏洞见天人合一境界的洞察力，也就是缺乏对整体一致性的辩证感知。在经验与显性理性的积累过程中，早期人会延续承接于兽的本能的整体一致性，那就是待狭义哲学挖掘整理的所谓潜在理性。随着经验的积累，生产技能提升必然体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方式的改革中，这其中就有人的物理自由与精神自由的渐进互动，于是在个体自由与集体自由之间，就必然产生利己的小我与利他的大我的冲突。从可知论的角度，哲学的发展目标就是用成熟的大我意识终极压抑和控制好小我的狭隘，也就是通过正确的大我与小我的对立统一认知形成新的终极整体一致性，就是整体的终极和谐。从主观能动性角度，人类文明完全有这个能力，只是这种能力实现最大化发挥前，人类需要为此支付消极的试错成本，也就是对人性恶向上集成的政治的瓦解成本，具体就是，变政治无道德的理性冰冷为集体实现圣人不仁的至善境界，那是一种感性和理性水乳交融的境界。在集体实现至善境界之前，因为过于功利于小我意识的狭隘，必然会导致那些形而上学主动性不强的人对大我人生天人合一境界的视而不见。那种境界，是一种终极形而上学的我与万物共生状态，只有通过高超的辩证思维才能觉察到，只有对现实的互害人生充满终极和谐期待的人，通过洞见的反思的敏锐才能感觉到，诗人能用“诗歌的启示力量环绕在谜的周围”，展现的就是这种敏锐，可惜他们和哲学家一样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谜，就是包含谬误的理，而非纯粹理想化于以偏概全的真理。人之所以会在发现真理之后，又发现真理之上的理，那是因为人有了自我意识后，能天然区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也就是所谓的主观能动性，但如何把这种天然区分潜能变成知行合一的现实理性，就是狭义哲学的历史任务，也就是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所追求实现的。佛学有“菩萨畏因，凡夫畏果”的说法，说的就是对形而上学思维的敏锐性差别，修行的菩萨和哲学家一样，是比专业更高明的专门思想者，他们虽未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但长期深入思考所形成的经验理性，足以帮他们洞见事物的发展趋势中的某些必然性，所以相对于菩萨和哲学家，凡夫们之所以畏果不畏因，那是他们没有专门的形而上学思考经历和经验，所以会无知无畏于惯性的日常生活，到迫近灾难的临界点时，才开始知道害怕，但那时已经晚了。反之，专事形而上学思考的人，则因为具备足够的预见力和洞察力，所以总要自觉地小心规避导致不幸的动因出现，无奈现实人生没有可普及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思想体系，所以他们只能与无边的凡夫群体共生于一个互害的社会运行机制中，所以他们在不能提供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思想体系之前，只能退缩，于是宗教的极端修行方式出现了，这就是我说不理解我思想的人，对于我就是“存在的无”的理论基础。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常识化地感知到，宗教修行方式的极端，对凡夫能够形成虔敬的心理压力，所以能够配合宗教理论体系形成请君入瓮的权威性，所以相对于终极自圆其说的可预见的无障碍传播而言，一切宗教手段都无法摆脱投机取巧的嫌疑，所以宗教思想当然无法给人终极自由，只有在可知论征途上一直进取的哲学，才能带给世人可预见的终极自由，而宗教思想则是僵化到濒临死亡的不可知论哲学，只待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出现，就可以彻底为其送终了。正因为西方哲学有上述认知缺陷，所以才会有作者所谓“标出这个谜点就是真理权力在实在中的无力”，所以只有勇敢地承认谬误对认识真理的绝对参照意义，比真理更高维的理，才能带世人进入圆融的圣人不仁境界。擅长以理辨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荣耀，擅长以逻辑分析追求真理，是西方哲学的文明之光，如今有了相对明确的整体一致性概念认知，则不难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擅长辩证析理的思维结构是螺旋状的，而西方哲学擅长形式逻辑分析真理的思维结构是直线的，但归根结底人类的思维是基于直线的形式逻辑基础上进化出来的辩证结构，所以从形而上学的角度，中国传统文化相对更成熟。曾经相对整体成熟的东方文明，不仅在形而上学的精神文明方面相对高明，在形而下学的物质文明方面也极尽高明，而西方文明，只是在近现代向东方文明进行野蛮靠近的过程中，才开始展开不自觉的形而上学理性，因为一贯政教合一的禁锢，只有整个落后的文明体系对先进文明展现出足够的集体贪婪之后，才能被先进文明所感化，然后与先进文明一道，开启不自觉地对“真正必要的”“文字中的谜”的理性寻求，只是因为一直无法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所以他们会洞见“诗歌中永远都要有谜”。因为西方社会依然整体处在政教合一的基督教文明精神内核的笼罩中，所以主流的不可知论排斥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境界下的天下大同理想相近似的共产主义思想，所以作者无论是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者，还是唯物主义的可知论者，面对“诗歌中永远都要有谜”的说法，他只能进一步将其演绎为“关于神秘的伦理学”，可惜他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早定义这种神秘伦理学为“道生万物”所内涵的有终极本体论意味的朦胧但已相对清晰的哲学整体一致性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史，就是从逻辑上对“朦胧但已相对清晰的哲学整体一致性”的绝对补强式发展，因为通过双重本体论，把逻辑确立为附属于道，与理异名同出的二级主观本体存在，中西方哲学就可以据此同步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人类实现主观思想自由的任何主观障碍就得以彻底打通，狭义哲学当然得以因此而实现终极化发展，人类文明当然也就可以就此进入由科学哲学主导的对广义哲学本体——自然规律背后的终极规律——的终极探索上来，也就是对人与自然的终极同步发展的终极物理自由的探索中去了。换种说法，说成是对万物有灵的内在整体一致性的终极发掘，或许更通俗些。只是这里我要提示大家，基于形式逻辑的简单通俗不是哲学发展的目的，用基于辩证的形而上学式通俗彻底挤压大道至简的形式逻辑通俗空间，才是人类终极成熟的真正标准，因为只有洞察辩证逻辑主导的因果，人类才能彻底打通此在与彼在之间的距离感，这样才能让“所有诗学真理的内部都有自己无力实现的在场”中的“在场不能”遗憾彻底消失于无形。这样的哲学，才是终极成熟的狭义哲学，这样的人生，才是终极思想自由状态和境界的。咋样？看了这样的哲学表述，获得了终极思想自由之后，诗的语言在未来是不是将只有娱乐功能呢？！行文至此，突然发现，自己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可以收官了，作者剩下的文字，我也没有必要再批判了，因为掌握了我的上述理念，您自己对作者的自圆其说不能展开后续批判，已经绰绰有余，所以就把这当成给大家留的作业吧。当然，如果你发现我的理论体系也不能自圆其说，那么请你一定不要客气，要是能像我批判作者一样，对我进行你的可自圆其说的系统理性批判，我谢谢您，因为那意味着哲学因你而实现常识化转向的可能机会，所以我们应该一切以不耽误哲学的进步与发展为要，忘了我们自己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