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西方哲学显露道的真容
世人常以现代文明高度发展而沾沾自喜，殊不知，只要哲学的整体性一时不得确立，人类就只能整体无奈地活在浅层次逻辑里。
这对人这个社会性群体而言，就是一场集体性主观主义灾难，因为大家已经错乱地以形式化的政治自由而沾沾自喜，从而忘记了哲学与人生一贯内含的终极性追求。由此反推回去，自然可以发现，旧哲学主导的世道人生极尽坐井观天之能事——人类的意识，通过哲学，只认得清文明的局部，而不知文明的真正整体性。
人类必须以常识化的哲学主动摆脱自己的集体性无知。道理很简单，思想自由带有终极性，是远比政治自由更为重要的人生追求，而政治自由只不过是辅助实现终极思想自由的过程性工具。
一边试图解放人类，一边又不得不用阶级属性束缚着人类的集体思想自由。这种尴尬在西方哲学史的起点处便昭然若揭，他们奉满是政治伦理洁癖但与政治统治不沾边儿的苏格拉底为哲学宗师，却弃古希腊民主政治设计者梭伦的哲学属性于不顾，真正掩盖的是梭伦的造反精神，那可是任何传统政治都不可承受之重。
理论上，只有在政治自由的极点处，才有人类社会的普遍思想自由，所以直到产生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之后，才适时产生了以政治消灭政治的社会主义政治，因而在政治自由不得彻底消失前，思想自由只能成为专业或专门研究者专属的奢侈品。
这已经足以为旧阶级政治敲响丧钟了，因为在逻辑上，真正成熟的政治，必须擅长变思想自由为普及的大众消费品，手段只有一个，普及哲学，而不是像西方政治做的那样，用政治自由偷换思想自由的概念。
现代文明的尴尬之一是，根本说不清人之初可能的实际状况，但说清世界末日就很容易，因为政治的劣根性一旦束缚不住，全球的核武器可以轻易毁灭地球若干次。
因此我希望用常识化哲学帮助世人轻易分清唯物与唯心的区别与联系——如果人类灭绝，那么作为物质性存在的世界依旧运行如初，只是唯心的唯心主义恐怕要在其他星球重新诞生与崛起了，但无论结果怎样，都与这一轮的地球文明无关了。
这样我就可以继续说，上帝的逐渐消亡，在过程上，等于既不唯心、又不唯物的道通过普及化教育日益替代一直纠缠不清于唯物与唯心两主义冲突的哲学。－感性与理性的平衡
（注：最初行文至此，我突然意识到，哲学的功用之一是帮人建立感性与理性的平衡，于是就再次从头开始整理写作思路，于是文章越写越长，直到有了上篇的全新诞生。另，我的文章最初都很絮叨且凌乱，因为我属实不够专业，但考虑到专业的人通常突破不了专业哲学的形式束缚，加之我的写作目的有常识化取向，这本身就有消解专业性的意味，而哲学系统之庞大又恰恰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所以我只能纵容自己的絮叨，然后在反复的絮叨中把阻碍哲学不能自圆其说的一切逻辑障碍慢慢整理出来，所以我的思想也是渐进的，在写作顺序上表现得颠倒混乱就在所难免。任何人的思想成熟都没有统一的路径，在哲学常识化之前，任何人都只能像我一样自省，所以请不要嘲笑我的混乱，否则只能肤浅了自己）。
用道替代哲学的过程性终点，注定是人类关于哲学的终极追求实现的一刻，希望我已经分析清楚不能自圆其说的西方哲学必须被彻底颠覆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了，同时大家也能心悦诚服于道的整体性对哲学的重要性了。
道文化，既不是唯心主义，又不是唯物主义，如今经过常识化互译于西方哲学，实现的却是既唯心、又唯物的一体于心（这个“唯”字便是一纯主观的心思之意），加之中华道文化历来有心物一元论断，因此足以确保道文化自圆其说于人类文明的永恒性。
在这样思辨的语境下，重新定义唯心概念，必要性很明显。我认为，思维作为人存在的本质标志，本身就是一种唯心活动，所以凡属抽象的思维活动，都是唯心的，是谓人这个特殊存在的唯心性。
当然，从人的一切唯心活动又必须建立在物质的肉体生命存在基础上看，这个物质的必然基础证明的就是，人这个特殊存在，同时又具有唯物性。
如此一来，唯心与唯物两属性相得益彰于人的主、客观存在，人的内在不可调和的分裂性就有了终极调和的理论基础，于是旧唯物主义说，人的主观唯心意识产生于客观物质与道的共同运行规律，就有了全部的合理性，这意味着经过道文化补强的以唯物主义为主的心物一元论的雄辩诞生——通过唯物主义的自取灭亡，涅槃重生的却是整个哲学。
相对于中国道文化心物一元论曾经强大的自圆其说能力，辅之以用西方哲学重新解读的心物一元论更精细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再有人非要顽固地强调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单方面的合理性，我自认已经完全有资格判定其为无聊，因为那已经是明显的自圆其说不能，是谓贻笑大方。
这样消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冲突，再看老子在《道德经》中的“强名曰道”，就相对容易理解得多了。只要人人都轻易理解了“强名曰道”的心物一体性，一切人们曾经心甘情愿地跪拜于神的需求就将彻底消失了，属于人类集体的真正思想自由就能因人皆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轻易出现，这就是常识化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魅力所在。
只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的道理，必须借助西方哲学的帮助才能显露真容。这说明，在中华传统文化内，我们的自圆其说一直进行得并不充分——说服自家人尚难，要说服域外文明，必须用域外文明对自家文明进行再解读，是谓互译。
要确保互译成功，正确揣摩正确互译的内在逻辑便显得至关重要。此时我不禁又想到，西方哲学错误地设定自家哲学鼻祖为有强烈政治自由诉求的苏格拉底，虽然通过偷换概念愚弄了专业哲学，但最终还是在历史的维度内用强大的道德洁癖葬送了自己——至少一贯追求天下大同的道文化需要他们开辟出新的政治自由理念和政治类型。
设想这种道与哲学实现完美互译语境下的未来政治，因为方法论的终极创新，所以不但能帮人用圣人不仁这样的超道德价值观主动摆脱更多虚伪与苟且，而且会迅速实质性超越社会主义政治，让全人类全力以赴于终极民主与终极自由的真正落实，直到因为没有实质矛盾与冲突而实现全球政治一体化，这样的联合国才能真正获得总理全球事务的实际管理权。
中国在清朝便设立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中心态值得玩味。如此一来，等到国家消失后，终极自治的人类社会还是否需要永久维持联合国这个机构，应该容易理解多了。
回到现实再看相对政治自由更理想化的思想自由，在极力维护既得利益的资本主义文明内，根本不具备任何生存空间，只有在以消灭政治和阶级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文明里，才可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可惜社会主义政治明明提供了这种空间，却对此一直说不清，道不明，因为社会主义文明均发端于不发达国家，所以通过解放思想和革命斗争先确立起文明比较优势，是用哲学普及向一切伪文明现象发起终极挑战的必然前提，符合理论先行的文明演进规律。
贫穷不是共产主义，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面对贫困到一穷二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受困于种种国际、国内政治压力，曾经做过一些极端事件，其实都可以借用西方哲学的“政治无道德”获得哲学史意义上的开脱——没人有资格审判历史——人类只能借鉴历史批判现实，然后在难得的可行经验帮助下戮力向前。
之所以要强调是哲学史意义上的开脱，是因为从现实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政治必须要帮全人类总结和规避曾经的一切主观主义错误，这样才能在积极改变经济困境的同时和以后，真正处理好政治与民众的关系，才能使传统的天下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真正得到贯彻落实，为社会主义公民全面处理好一切哲学关系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环境，然后才能最终消灭政治。
因为盲目否定唯心主义，所以极端唯物主义其实也束缚了社会主义政治哲学在国际上的自圆其说能力。前面说过，处理不好人与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人就做不好人，为什么呢？从哲学角度，人与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很重要，因为人之初说的就是这种关系建立的起点——人类文明派生于自然文明——但这种关系的本质却是用意识认识存在，是纯主观的。
从哲学史在不同分支文明发展的角度，只有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理念率先实现了本民族与世界的一贯和谐发展，而其他文明，或者在异化的神的威严中扭曲，或者因抵挡不住野蛮文明而湮灭于历史长河。
这又雄辩地说明，哲学与文化发展也一样遵从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长期屹立不倒的文明与文化，一定是主观上对客观认知得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