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12月22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的全球累计死亡人数已经接近170万人。当全世界大部分的注意力，都聚焦于对抗这场历史性的灾难时，有无数女性还承受着疫情带来的严重“次生灾害”：失业、贫困、无偿劳动、家庭暴力……最近，日韩媒体接连报道，疫情时代，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了自杀。病毒对人的攻击或许不分性别，但苦难选择的对象从来不是性别中立的。根据CNN报道，在2020年10月，日本女性自杀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83%，而与此同时，男性自杀率增长了近22%，是前者的四分之一。韩国女性也面临着相似的境遇：根据《韩国先驱报》报道，2020年上半年，韩国女性自杀率较去年同期有7.1%的增长，在疫情最严重的3-4月，增长率甚至分别达到了17.3%及17.9%。在高速增长的数据背后，可能是一位因性别歧视无法找到全职工作，只好长期在便利店兼职打工的单身母亲，在隔离政策执行后由于没有收入来源而自杀；或许是一位白领女性，在远程工作的同时还需要兼顾洗衣做饭带孩子，因长期的高度压抑而选择一了百了；也可能是一位困于家庭暴力的女性，由于居家隔离被迫与施暴者朝夕相处，得不到有效救助而选择结束生命……日韩媒体及专家学者分析，日韩女性自杀率的激增，与疫情下女性面临的更为严重的失业、贫困等问题息息相关。“我听说公司为女性提供的就业机会本就很少，我经常问自己，在疫情影响下，本就缩水的就业市场还能给女性留下多少蛋糕？”这是《韩民族日报》的记者在采访一位95年出生的应届女毕业生小J（化名）时，受访者提出的无解难题。由于毕业就遭遇失业困境，面对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就业歧视带来的极度有限的发展空间，小J已被确诊抑郁症。每晚睡觉前她都需要服下一把药片，每两周都需要去医院复诊。“毫无希望”——小J对生活进行了这样真实而痛苦的评价。为了维持生计，她只能找一个工资很低的兼职工作。而曾因贫困试图自杀的日本女性Eriko Kobayashi，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亮。”这是在疫情放大了几乎所有的女性困境后，她们对自己的无助与所面对的黑暗的形象比喻。不仅仅是日韩，全球女性地位遭遇的打击，都与疫情有着深刻的相关性。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报告《从洞见到行动：2019冠状病毒病背景下的性别平等》分析，疫情对女性进行了几乎全方位的围剿：根据联合国妇女署数据，在亚太地区，疫情导致了50%的女性收入下降，这一数据在男性群体中只有35%。就业困境的加深更加剧了女性贫困。联合国预测，在2021年，将有2.47亿15岁以上女性每天生活费低于1.9美元（对比男性，这一数据为2.36亿）。此外，疫情还将持续不断地拉大男女贫困差距，女性在社会阶层中将不断向下滑落。以日本为例，在日本社会中，大量女性承担着酒店、零售等行业的兼职劳动，在疫情来临时，这类兼职劳动者往往是首先被解雇的对象。而在全球更为共通的问题是，原本就因为可能的生育负担、刻板印象而在就业市场处于不利地位的女性，在经济衰退时，也很容易成为首先被甩掉的“负担”。上文提到的日本女性Eriko Kobayashi就表示：“日本一直忽视女性。这是一个当发生不好的事情时，最弱的人会首先被淘汰的社会。”
2.女性无偿劳动的负担显著增加
联合国在疫情前的数据表明，在全世界范围内，女性负担了无偿劳动的约75%，是男性的3倍。而联合国妇女署副总干事安妮塔·巴蒂亚（Anita Bhatia）称，在疫情之后，这一数字“至少翻倍”。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最新调研结果显示，在疫情期间，女性在清洁、育儿、烹饪、购物等每一项家务劳动指标中的承担比例都比男性高。
联合国妇女署《从洞见到行动：2019冠状病毒病背景下的性别平等》
女性承担过高的无偿劳动，折射出了不平等的性别分工。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在哪个大洲，女性都被认为应当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哪怕在当下世界，女性对经济的直接贡献已经达到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水平，但她们仍被大量的隐形劳动——无偿劳动（大部分为家务劳动）所束缚。疫情期间，由于各国封锁政策的实施，学校假期延长、隔离办公等都大幅增加了家务劳动量，这些增加量，大部分又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女性的肩膀上。
3.性别暴力更为频繁
早在今年4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就发布报告预测，新冠疫情及各国对应的封锁措施将加剧家暴等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随后，无论是欧美还是亚非国家，均有政府数据显示，家暴案件确实有不同程度的同比增加。
“经专家估计，在新冠疫情期间，家暴案件率上升了百分之二十。”
当女性被视为家庭统治者的附属物，便有了滋长暴力行为的土壤；当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体系（如报警后未及时获得处理）、安全庇护（尤其在疫情封锁中，对遭遇家暴的女性而言，可供选择的庇护场所更少）并被削减了经济能力（长期处于无偿劳动中或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同工低酬），逃离暴力便成为了难度系数极高的挑战。不平等的竞争机会、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这些所有的结构性不平等，都可能外化为遮蔽隧道出口光线的那双手掌，以及压垮女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安妮塔·巴蒂亚甚至预言：“我们在过去25年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在一年之内失去。”在日韩媒体的报道中，包括小J在内，数位被采访的年轻女性都表示，即使面临如此困境，她们当下的渴求仍然是“活下去”。在女性处境进一步恶化的巨大寒流中仍然选择活下去，这已经是一种珍贵的力量。但“活下去”，不应当只是一个个体的选择，更应当是社会的责任。东京早稻田大学副教授、自杀问题专家Michiko Ueda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受新冠的影响非常小。但我们仍然看到自杀人数的大幅增加。这说明其他国家未来可能会出现类似、甚至更大的自杀人数增长。”冷冰冰的自杀率数字背后都是一条条曾经鲜活的生命。女性这一群体自杀率的整体攀升，已经足以说明，这不只关乎个体是否脆弱，更是揭开了社会结构内核的不公正。在2006年以前，我国的女性自杀率也一度居高不下，但之后开始出现总体的下降趋势，并开始低于男性。2006年以前，女性的高自杀率是一曲农村女性的悲歌。性侵、家暴、无经济独立能力、基于性别的凌辱、缺乏求助途径……让她们无路可走。改革开放以来，激荡的市场经济创造了高速增长的财富，也使得具备一定文化水平和经济能力的城市女性获得了解放，但在仍然封闭的农村里，底层女性还在为父权结构献祭与牺牲。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口的上升，农村自杀率在逐渐下降。直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女性获得了进城务工、经济独立和摆脱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因此，自杀率以令人震惊也令人欣喜的速度陡降。虽然我国距离性别平等仍有漫漫长路，但自杀率数据的变化，仍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和启发：性别平等水平的提升，与女性自杀率的下降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而当下东亚女性共同体力量的壮大，也在为挽救女性的生命积累宝贵的经验。最近也有媒体报道，在韩国年轻女性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互相体察、互相鼓励的女性共同体力量，如在有人出现较为严重的焦虑情绪时，其他女性会鼓励其及时就诊、及时解决，这也将成为康复过程珍贵的社会支持系统。此外，无论是日本伊藤诗织胜诉性骚扰案，还是韩国《82年生的金智英》热潮、米兔运动一次次在社交网络掀起公共讨论，随着“我们”共同的努力，构筑东亚社会性别压迫的那些顽石也逐渐开始松动。“ I want us to survive together rather than dying.”我们得一起活下去，带着反思、共同扶持地活下去，以期爬出隧道，让阳光公平公正地照耀在每一个女性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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