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挣工分的岁月
挣工分的岁月
周爱东||江苏
小时候，我有音乐天赋。发现并培养我这点潜质的不是我父母，而是我的一个老师，他的名字叫殷长岭。
殷老师是一个下放知青，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三十多岁的样子。至于为什么他们一家从苏州城里迁住到苏北农村，就是现在我也没搞明白，当年自己又不懂什么叫调研。所以这责任不是我的。
那年月，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疯狂的，在当时的感觉则是热闹有趣的。并且还相当的有意义。“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倒四人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那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不停的上演着。每一次运动、每一次革命又都需要最广泛的发动群众，而发动群众的最好方式就是开展文艺宣传，机关、学校又是宣传教育活动的最好阵地。剩下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学校要成立无产阶级文艺宣传队，殷老师担纲组建，我又是个苗子，我童年的这段革命时光开始了。
说说殷老师，一个很有才气的江南人。吹拉弹唱全精，琴棋书画全懂，个头在一米八以上。会舞剑，姿式很美；下河游泳，招徕乡下许多人跟着看。人长得秀气，说话有点娘娘腔。有这样本事的人放在今天，应该是个稀罕物，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一家在当时肯定是革命的对象。事物往往这样，在你不能明白的时候它发生了，等你能搞清楚的时候，什么又没有发生，于是人生就多了许多缺憾，有人说那是一种美，而我却认为那不是美，是悲哀。
在他的提携和教导下，我的进步很快，成了宣传队里的台柱子，我们去工厂、下农村把一台台演出送到了领导要求去的地方。也就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唱歌不是开口就行的，它有许多讲究，每一个动作不是信手比划的，都有一定的规则，舞台不管大小，因为你的存在而被表现得恰如其分，那叫有台风。记得我们最成功的剧目是：《园丁之歌》《新时期育新人》《刘秀七岁走南阳》，其中最有成就的是《园丁之歌》，在县、市汇演中获得了头奖。我们也经常被各级领导点演，着实风光了一番。一个农村小学的宣传队取得这样的成就，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
上初中了，爸爸的一句“男孩子应该有点真学问，不能靠演戏生活”。结束了我的文艺生涯。这算是个原因，但恐怕不是主要原因。印象中我的父亲和殷长岭老师私交很好。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殷老师一家也要回苏州了。让我潜心向书，怕还是殷老师的建议，因为老师的心志很高，许多农村编导和苏北艺界人士均不入他的眼，他自己当时的境况，又不能带上我，与其将来不成型，不如就此打住。这些情况还是后来的日子里，父亲零星和我说的，每次说起这段往事，都是爸爸想念殷老师的时候。
殷老师一家走了，有点凄惨。老师也一直想就在我们苏北农村地方机关里谋个行当。每次带队演出成功后，领导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均提及他的安排，但最终还是没有结果。他也努力过，每次都感觉有希望但每次没有例外的落空。值得一说的是，他的爱人一直就没在他的身边生活。四年的下放生活中，他除了和我们这些学生在一起外，也有了关心他的人，而这个是当时农村断然不能接受的，尽管和贫下中农们没有任何关系，但冷言白眼是免不了的。带着失败，也带着些许说不清道不明的绯闻，我的老师悄然离开了。老师的故事不会因时代变迁而结束，每一个时代都有让它发生的土壤，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到了她的稀有而珍贵，但却很少有人去加以呵护，事情过去了才很矫情的长嘘短叹。善良的人们，假使我们的心境平和点，假使我们的道德评价尺度宽泛点，假使我们的社会大度点，这世道人情不是更美好吗？
在寒风里踢球喊叫把嗓子给弄坏了，当时正值变声期，再开口唱歌就变成有那意识而达不到那效果的样子了。小时候的舞台生活到现在就仅剩记忆了。一晃许多年过去了，前年和殷老师通了个电话，问安以后也没再交谈什么，毕竟我当年还是少不更事的孩子。
我是我们生产队挣工分养家年龄最小的人，参加文艺宣传队的人，农村大队都是要记工分的。一个工是两毛五分钱，我一年能挣四百个工。从我挣工分开始，我家就不再是缺粮户。这点非常值得自豪。
插图/网络
作者简介
周爱东，1967年出生，江苏盐城人。从教三十年，致力于教育、教学理论和实践研究。曾任中学、职业学校校长。因健康原因现辞职休养。热爱生活，喜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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