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黑:我的经验,就在这些老社区里 | 中国文坛精英盘点之90后小说家王占黑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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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

郑润良

郑润良,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后,《中篇小说选刊》特约评论员,《神剑》“军旅文学锐观察”、《贵州民族报》“小说快评”专栏评论家,《青年文学》90后专栏主持。

导读

一、作品发表情况

二、创作谈:社区、(非)虚构及电影感

三、评论家印象

四、小说:阿祥的故事

作者简介

王占黑,1991年生于浙江嘉兴。

2010年入读复旦中文系,2017年硕士毕业。

一、作品发表情况

《她在捉些什么》,原名《阿明的故事》,发表于ONE 2016年10月11日

《阿祥早点铺》,原名《阿祥的故事》,发表于ONE 2016年10月21日,转载于《思南文学选刊》2017年第4期

《美芬的故事》,发表于ONE 2017年1月29日

《春光的故事》,发表于《芙蓉》2016年第6期

《老马的故事》,发表于《山花》2017年第5期

《小官的故事》,发表于《湖南文学》2017年第6期

《光明的故事》,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7月12日第六版

《百步一座桥》,原名《百步桥的故事》,发表于《红岩》2017年第5期

二、创作谈

社区、(非)虚构及电影感

很多人引过Graham Greene的说法,写作者的前二十年涵盖了其全部经验,余下的岁月则是在观察。他认为写作者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观察世界,一生只有一次。而其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人们共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其私人世界。

我曾在领一位北方朋友重游我的儿时故地时,讨论过类似的话题。他看着半拆半建的老城区,认为我们之间的区别或许在于经验和知识的获取顺序上。对我而言,确实是经验在前,知识在后的。

八九十年代,人们从弄堂搬进单元楼,逼仄的螺旋式空间变为敞亮的两室一厅,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居住更新体验。然而很快的,人们又匆忙搬出单元楼,去往更高的公寓,更大的户型。于是小区成了老小区,工人新村成了旧新村,留下来的,多是老人,穷人,以及外来务工的新居民,这构成了旧型社区在新世纪的钢筋水泥,也恰好代表着三种不容忽视的社会角色:衰败的工人群体,日益庞大的老龄化群体,以及低收入的外来务工群体。他们共生于一处,以迟缓的脚步追赶城市疯狂的发展速度,吞吐着代际内部的消化不良,接受一轮一轮的改造,也等待着随时可能降临的淘汰,这使得旧社区本身所具有的地方性、时代感更加五味杂陈——它属于历史与空间的纠缠,既是连贯的,也是破碎的。它看似沉睡的躯壳里不停歇地涌动着复杂的事件、关系和情绪,而这些无不是基于老子、儿子、房子、票子,基于遍地皆是的生老病死。

我的经验,就在这些老社区里。

我的写作从童年模糊的弄堂、河岸记忆中走出来之后,就一头扎进了这个独立于“乡村”和“都市”之外的半新不旧的空间。它来自小城市平民阶层所创造的熟人社会。它的容量是庞大的,存在感却不相符地异常低下。我希望给予它一种真实、细致且平视的呈现,大约就是沈从文所说的“贴着写”。

最初是写一对在马路口给人补衣服修伞的老夫妻,打赌房子不会拆迁的故事(《预言》)。接着写一个小区看门人(《小官》),是当作平民英雄来写的。过了几年发现,去看这个空间内群体生活的凋敝,远比追溯往日的荣光和真善更要紧,便决意再写看门人的故事(《小官的故事》),偷吃狗肉,被年轻人打,去美容店,这时“街道英雄”的反英雄元素已经显现了。此后接连写了二十来个“街道英雄”,有人,有动物,清一色都叫“XX的故事”。

比如棋牌室常客(《麻将的故事》),彩票店玩家,比如卖水果(《水果摊故事》),卖菜的(《老菜皮的故事》),做早点的(《阿祥的故事》),开杂货店的,五金铺的(《阿金的故事》),剃头店的。比如跳广场舞的,协管社区杂务的(《美芬的故事》)。他们大多是下岗再就业或退休工人,离开了单位制的依附,努力营生或浑浑度日。所谓“男保女超”,男的当保安,女的打超市零工,说的就是这一批老居民的生存状况。

再如环卫工人,送牛奶工(《光明的故事》),以及老知青(《春光的故事》),是熟人空间里操持别种语言的特殊角色,他们所拥有的地域文化和气质,比如吃苦耐劳或孤高自傲,不时与外部环境产生互动,有些融入其中,有些仍在适应,但确已归属于本地空间内了。新旧、出入之间的变化关系,十分有趣。

当然我最感兴趣的仍是老年人群体。一来老年人同小孩似的,本身具有相当大的创造性和可能性,二来这也是老龄化社会必将面临的问题。比如务农的老人无处可劳作(《百步桥的故事》),扎堆闲聊的和疲于奔命的两厢对比(《老马的故事》),捡垃圾成瘾(《阿明的故事》),病痛中的忏悔与冒险(《偷桃换李记》)等等。其中涉及到的养老、代际和历史包袱,无不出自皱纹和拐杖之中,并催生出另一类有关动物的故事。

在熟人社会中,每一只晃荡的猫狗鸡鸭都有自己的地盘和名号,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另一群霸主,拥有完整的江湖。小区里的动物辈分不一,生着高高低低的喉咙,也有各式各样的脾气,就像小区里的人一样,有的活得长久,有的说没就没了。《狗司令》、《来福是个兽》,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这又牵扯出政策带来的风波,比如抓捕黑户(《鸡飞狗跳记》),禁燃烟花(《空响炮》)等。

社区是一个持续饱和且不断溢出的容器。每个人存在关联,彼此参与或见证。写着写着,我渐渐发现这几乎是一种“云”的状态,也便走出了一种较为狭窄的生命经验,去寻求当代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状况和民生联系——每个小区都有这样的人,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社区,它们或许彼此能互为当代城市丛林的样本。

既是市井民生小说,我习惯以大量地方语言和以口头化为主的日常表达来呈现。民间的白话词汇是非常形象的,比如一个人走来走去打发时间,就说他是“一根卖不掉的甘蔗”。瘦得皮包骨的人,就说他是“薄皮棺材”。自来熟的,叫做“韭菜面孔”。东西多不叫多,叫“多到造反”。走开不说走开,要说“拍拍屁股走开”。如果说街道是一种江湖,人们则以绰号行走其中,这个名号要叫得响,还要能遗传给下一代。诸如此类,恰恰展现了不上台面的口头语言所具有的高级的文学感,可谓一笔深厚的宝藏。

对话中的引号也是刻意去除的,为的是取消日常对话中并不常见的正经感。口语的两种特色,利落简短,冗余重复,都是对话情绪的体现。但脱口而出之中,却不乏深奥的人情心思。话不讲透,或啰嗦不得点,都是民间叙述的留白特色,值得去细想。

这样的处理往往让我的故事没有太多的戏剧冲突,故事几乎是在波澜不惊的情况下悄悄推进的。很多人觉得太过平缓,太散文化了。实际上这和人物的生活过程如出一辙,在看似平静实则一言难尽的一生中走到老。哭哭笑笑是有的,人们习惯了平平常常地讲给邻居听,你们也不妨一听。

或许因为太过平常,总有人误以为我在从事非虚构写作。然则我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小说。作萧红研究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一个“不受限的文学世界观”。想象/回忆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文学创作的世界,彼此间是互相可触的,畅通无阻的。走在路上,人物裹挟着画面感袭来的时候,他同时就成了走在故事里的人,姓名住址对不对,早无关紧要了。鲁迅所说的东南西北的鼻子眼睛捏出一个人,桑塔格所说的“需要把自己和其他东西一起当作素材来出借,真的存在那样一个世界,而我真的置身其中。”也是这样的意思。文学的真实和虚构可以暂时(或永久地?)模糊界限,而非虚构也绝非最真实的一种。

九十年代的大陆电影常常给人一种强烈的小说感,许是出于对当代文学的及时改编(即便那会儿并没有IP这种极具野心的商业化概念),现实主义中不乏荒诞、魔幻和讽刺,场景转变和镜头语言也和同期的小说状况十分相似,可以说是非常良好的关联互动了。新世纪以来,这种关联被削弱一些,然而一种寻根姿态在艺术电影上却做得更加积极,比如从贾樟柯到李睿珺、从《路边野餐》到《八月》为代表的故地景象。这两个时期的大陆电影都是我所爱好的对象,尤其是后者的观看视角。我始终觉得青年一代能为自己所成长的时代作出的最高反馈,就是用艺术的方式去呈现它,去献给我们的父辈。这是一种致敬,也是一种自我梳理。

我几乎是以分镜练习的方式开启了写作尝试。很多时候画面常常是先行的。这大概同我喜欢上街看来看去有关,视觉冲击总是优于其他感官,有时一个场景就是一个故事。走在路上看,眼睛是很贪婪的,一边看,脑子一边兴奋,眼睛才会饱。我甚至会为我的故事寻找一张肖像,它不一定是直接关联的,只是展演了某种相同的信息或情绪。

小区也好,街道也好,走到哪儿,谁一起身,留下一只茶杯在长凳上,就留下了一副街道英雄的背影。

发表于中国作家网2017年7月6日

三、评论家印象

这是一篇情感内敛,信息含量和留白空间巨大的作品,对当代生活的把握和呈现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作品包含了年轻一代作者对自己所置身的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也寄托了对一种更为合理的生活的想象和期待,其中所透露的信息,非常值得注意。

——张业松

在这个不长的故事里,王占黑用平静的笔调,克制的叙事,讲述了一个命运的故事,显现出人心的隐衷和深痛,脆弱与坚韧。

——黄德海

王占黑的叙述沉稳大气,隐然有大家之象!

——郑润良

四、小说

阿祥的故事

这年头,寻一间本地人做的早点铺子越来越困难了。

本地人吃不起苦,六点钟起来吃早茶是情愿的,三点钟揉面粉,烫油锅却万万做不到。得了一间沿街口的店面,开个文印店,杂货店,朝九晚五,吹吹风扇,有什么不好,谁会这样想不开,跑去做一间热气腾腾的点心铺子。何况房租贵,赚头少,低打不过流动摊头,高又不如连锁早餐店,不搞游击的个体户,路子实在不大好走。

阿祥老夫妻俩偏偏要走,一走就二十年。

从小区出来,翻过一东一南两爿桥,约莫走上十分钟宽,丁家桥和秀水街的口子上,挂着一个红底白字的招牌:阿羊早奌。底下一块小黑板,几列竖排小字:大饼油条鲜豆浆,菜包肉包豆沙包,糯米烧卖油墩子,另附手写一行,茶叶蛋。店内各式一块,客人好找。

丁家桥并非一座桥,路名罢了,期间纵横盘绕着天后弄,救火弄和彩虹街。从前住着交关人家。如今能搬的都已搬走,阿祥的黄金年代一去不返,附近光剩下一间邮局,一间天主教堂和一家医院,来来往往勉强撑起生意。阿祥面朝的秀水街倒是素来热闹,除了它同隔壁的团结浴室,周围全是广告文印店。纸的,布的,亮小灯泡的,老远望过去,两边挂满俗气的招牌。只有阿祥是旧的。阿里掉了个口,祥变成了羊,早点的奌是个老法字,红底子褪了色。问他,他讲,破点好,破点人家才信得过我是老店面。

阿祥这样讲自有他的道理。

一条街上摆早饭摊,好比嘴里镶一粒金牙,做出了名堂,门面再破也不怕人错过。城里那么多同行,活得下去的谁没点名堂,有人做味道,有人做便宜,阿祥做的是三个字,本地人。

人家讲,本地人做本地生意,老婆小孩,祖宗家当都在,不敢不要面孔,什么地沟油啊,臭猪肉啊,铝油条啊,伊做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要真做了,也不怕不能寻上门去。兴许是个自古的偏见,可人们就是吃这套。他们讲,阿祥做的早点,清爽,大家信得过。这个清爽,就是干净、卫生的意思。

单凭这一点,阿祥手上的生意不声不响做起来了。九五年,夫妻俩集体下岗,一个是钢铁厂轧钢车间的工人,不怕热,正好下油锅。一个是丝织厂立织车间的女工,站惯了,也倒得了三班,能早起。于是两个人穿着从高温车间里带出来的老卡其布做的围裙,吸热,防烫,摆起了样式齐全的早饭摊。

最初也是游击选手,一部三轮板车,一柄遮阳伞,天蒙蒙亮,环卫工人还没就位,阿祥夫妇已经赶到街口了。相邻们出来倒痰盂,刷马桶,腾不出手,就叫小孩身上提一只塑料篮筐,垫一张纸,走过去排队买几根油条,几只包子。菜的肉的,各式五毛,省得找零,大家自行扔到铁皮饼干筒里。阿祥是出了名的待小孩好,一双细长筷子伸过去,炸碎的面粉渣渣就往小嘴巴里送。阿祥老婆不说话,只顾忙着开蒸笼,关蒸笼,从五点一直做到十点。不到一年,生意稳住,方圆几条马路全是阿祥的市面。恰碰上隔壁浴室改建,空出一个浅浅的开水房,阿祥咬咬牙租下来,办了证,糊了墙,装了木板门面,从此在秀水街上落定了脚。

老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各人各去处,吃早饭和扔垃圾一样,是讲究分类的,不能胡来。店家也看准了这一点,各饲其主,相互规避。譬如小学生喜欢摊鸡蛋饼,多加甜面酱,边走边吃。骑车上班的带一包豆浆和粢饭团,不怕凉,到单位再吃。有人专喜油腻,南瓜饼,油翻酥,上面还要沾满白砂糖。有人重滋味,清真牛肉煎饺配牛杂汤,原汤化原食。做苦工的,比如开长途客车,搬水送货,得打一碗光面浇荷包蛋或十五只大馄饨,填饱肚子才够撑起半天的气力。唯有空消消的白相人,不赶时间,坐下来叫上一客小笼包、鲜肉笋尖烧麦,蘸点醋,配紫菜蛋皮汤,喝喝茶,讲讲话,半天就过去了。当然,很多人都喜欢另加一只茶叶蛋,吃完主食,剥一个吞下去,好像压进最后一只秤砣,身体里气就充足了。

阿祥茶叶蛋就是秀水街上顶有份量的这只秤砣。靠外煤球炉上面一口汤锅,壁上满是黑黄的茶渍,付了钱的自己揭尼龙袋,夹一只淋着汤水的蛋放进去。轻轻捏一下,蛋壳沿着裂纹碎开,露出鸡血石,闻起来是茶叶香,吃上去又是咸滋滋,混着点八角茴香味。闷闷的一下,吞下去半个蛋黄。再闷一下,整只解决了。人们出门上班,早锻炼回来,还是去医院经过,就算家里吃过早饭,也要扔个五毛,再来一只。在阿祥早点的黄金年代,茶叶蛋扮演了这样一个叫得响的大明星角色。

在阿祥早点的黄金年代,我扮演了一个叫不响的赖账小学生角色。那时住在天后弄奶奶家,最盼望家里没有隔夜饭,早晨不用喝粥,留一只空肚皮去学校后门买鸡蛋饼吃。如果喝过了粥,只能去阿祥店里讨一只茶叶蛋。奶奶问,粥吃不饱?我说,粥是粥肚皮,蛋有蛋肚皮,不搭界的。奶奶就规定只许买一只,吃多要闷的。有时她没给钱,我老着一张面皮去跟阿祥赊账,大伯伯,明朝叫大人给。拖过几个明朝,就养成了每天路过顺一只的习惯。只要响亮地喊一声,大伯伯!阿祥朝你笑一下,你就可以往汤锅里夹了。阿祥生得干瘪瘦长,人们管这种体格叫做“薄皮棺材”,老远望过去,就是骨头外面包层皮,不长肉的。薄皮棺材伸出一只薄皮手指,油腻腻的,朝你鼻子上刮两下,他讲,慢慢吃!当心看路!

我有时路上吃,有时藏在书包里,课间吃。冷了,香气还是充满教室。

终于还是给奶奶发现了,对门相邻嘴碎讲给她听。回来臭骂一顿,家里亏待你吗,出去赖账,不得了了!她叫我算,一共吃过阿祥几个茶叶蛋,我算不清,胡乱说了三十个,她气坏。不晓得后来她还出去多少钱,反正零花钱没收,还跟阿祥讲好,再不许给我吃。

我馋,走过去说,阿祥大伯伯,给我喝口汤好吗。

他笑,蛋都这么咸,汤水怎么好喝啦,小戆戆。

那你汤水里放了什么东西,这么香。

他讲,小朋友欢喜闻什么香气我就放什么。

我老实回答他,我顶喜欢汽油味道和香烟味道。

阿祥笑死,他一有闲功夫就烧根香烟,门口水泥地板的缝缝里全是那只薄皮手指弹下来的烟灰,他讲,大伯伯就是靠这点香烟灰吊吊鲜头,记牢了吗。

我当即感到自己得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吓跑了。

再路过,手里会不知不觉被塞进一个茶叶蛋,一抬头,阿祥朝我挤挤眼。

后来我有一只专门装香烟灰的铝罐头,放在台灯旁边,里面装了爷爷的,奶奶的,自己的,夜里写累了闻一闻,好像闷进去一只茶叶蛋,浓香,鲜了,饱了。兴许这罐头也盼着去我的黄金年代,扮演一个阿祥的角色。

阿祥待小孩这样好,我不晓得是什么道理。大人们说,阿祥那个岁数,慢一点当爹,动作快一点都能当上祖父了。可是走进走出,见过各式各样的邻居小孩围着早点摊说话,从没听说哪个是他自己的小孩。人们说早饭生意一般不做,就是因为起早摸黑完全顾不上自家事。阿祥夫妻俩风里来雨里去,年头上都一天不落,必定牺牲了管小孩的时间。也有人道听途说阿祥老婆生不出小孩。不过阿祥毕竟不是这片街区的住民,他的事情大家不大清楚。

后来有人问起,才知道阿祥有个女儿。阿祥说,到外地去啦。

人们竖起大拇指,有出息啊,去上海读书吗。

阿祥摇摇头,老老远的。

哟哟,北京去啦。

阿祥摆摆手。

再问更多,阿祥就不说了。

越是不说,人们越是觉得厉害,心里羡慕。以后排队等油条出锅的时候,大人就会拍拍小孩肩膀讲,要向阿祥大伯伯家的姐姐学习,好好读书,晓得吗。他们对小学生这样说,对中学生也说。好像这个姐姐成了秀水街上一个无形的榜样。

阿祥不响。阿祥老婆眉目慈蔼,她总是说,别这样讲,留在家里,陪大人身边,也蛮好呀。不过她的话就像她的火柴杆身段一样,轻飘飘的,没分量,讲出来没几个人听,更没人应和。她就笑着低头继续捏手上的面团去。

秀水街上见过榜样的人有多么少,恐怕十根手指头数的过来。再去掉那些痴呆的,过世的,现在恐怕连一只手都不到了。

那是在两千年的大年初一。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两千年是奶奶走的头一年,一月底走,两月头上就过年了。相邻见到我家的人,都会惋惜地说一句,誒,可怜,撑过千禧年,撑不过年三十。

从前年头上不时兴旅游,人们不是去上海走亲戚,就是去乡下走亲戚,少数留在家里的,想得开,就去吃一客小笼包、烧麦,想不开,热点隔年饭的剩菜,极少人会出去买早饭。再说了,做早饭生意的大多是外地人,过年回家去了。他们贴张告示,正月十五以后营业。我家恰逢奶奶做七,哪也没走,大人很忙,一个不太熟的姑妈带我出去买早点。

我走出去,看到阿祥夫妇照旧开店。

一块钱一副大饼油条,阿祥又多递给我一张大饼。我讲,不要不要,家里吃过糖粥了。以前奶奶不准我拿茶叶蛋的时候总是这样跟他推脱。姑妈笑我,小神经,大年初一谁家喝粥啊。阿祥还是给我,他讲,来年要考一百分,晓得吗。那时街上人很少,我们走过拐角,我并不知道,迎面走来的是阿祥的女儿。

海华啊……来了啊……

阿祥老婆叫她海华。那一声轻轻的,颤颤的,带着点哭腔。海华生的很高很壮,皮肤黑黑的,一个大辫子,同薄皮棺材和火柴杆都不像。她背一只很大的书包,看上去不像刚从家里过来。姑妈扯着我停下来,牢牢盯住海华。小姑娘看样子昨日肯定没吃年夜饭,她讲。

阿祥老婆要脱围裙走出去,被阿祥拦住。他口气很严肃,海华,你想好了,回来,房子有,钞票有,只要是爸爸姆妈的,明朝全是你的。跟伊走,从此就不是一家人了。

海华跪在地上哭。不远处站着一个寸头小伙。路过的几个相邻不约停下来看,来来去去几十年,他们有着和姑妈一样敏锐的感觉。

我不敏锐。直到姑妈回家对人讲几遍,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海华不在家,不是到外地念书,而是和刚从“庙里”出来的小青年好上了。庙里出光头,这是监狱的一种隐晦说法。那时候,吃过牢饭的人相当于社会上的废人,没单位收,爹娘也不认的。海华要和他好,等于自毁前程,叫阿祥也面上无光。单凭这一幕,人们无从晓得海华跟寸头是怎么认识,怎么好上的。大家只猜得出,海华跟爹妈闹了很久,这次回来,是要同寸头结婚,想叫阿祥夫妇同意。

阿祥老婆看起来心软,好过关,唯独阿祥难说话。他几度抄起扫帚要冲出去打寸头,被海华死死拦住。她讲,爸爸先弄死我好了!海华铁了心要嫁,阿祥扔了扫帚,也坚决不松口,他反复讲这一句,你要走,就从此拗断。他侧着身,吐烟圈,弹烟灰,说话时头也不回。僵持起来,阿祥老婆看不下去,跪在地上哭嚎,扯着阿祥身上的卡其布围裙,劝他不要这样讲话,伤感情。

啥感情,你问问海华,对家里有一点点感情吗。

这天很冷,阿祥门口生意冷淡,却围起若干路人。秀水街上无人认识海华,他们边看边填充事情的来龙去脉,小声传达自己的见解。姑妈讲,小姑娘胆子这样大,爹娘估计拦不住了。旁边的人讲,阿祥一副狗脾气上来,话讲到这分田地,不大好收回啦。他们观人博弈,心里都在猜谁先软下来。

过了好久,海华靠膝盖挪过去,爸爸,真的不可以吗。

阿祥不响。海华放下书包,朝阿祥夫妇磕了几个头。阿祥老婆哇的一声,眼泪鼻涕哗啦啦落下来。海华讲,五岁进来,廿岁出去,谢谢爸爸姆妈拿我领大。我海华这辈子就姓李,爸爸姆妈就当没养过海华,就当我死掉,我心里有爸爸姆妈。

人们吓了一跳。原来海华不是嫡亲女儿。谁也没想到会来这样一出戏,纷纷看呆了眼。姑妈朝自己大腿狠狠拍了一下,要死,十五年白养啦,就这样送给别人家啦。有人等回过神来,再讲,亏的是领养,真有血缘关系,哪舍得说断就断呢。

那天的戏看到海华同寸头离去那一幕,边上十来个人就散开了。阿祥闷头烧香烟,阿祥老婆瘫坐在椅子上,谁也没敢前去多话。但他们和姑妈一样,带着合不拢的嘴巴,回去仔细朝四下说了一圈,最终让所有过完年回来的相邻都知道了。

阿祥的老熟人里,兴许只有奶奶不知道。这样挺好,从前街坊讲闲话的时候,好事坏事,头一个落眼泪的总是她。

自那以后,阿祥的黄金早饭摊就变味了。不是做的不对,而是人们尝出来的味道不一样了。他们不再无所顾忌地排队聊天,小心跳过小孩的话题。他们装作没听过这回事,背地里却持续谈论着。那个春天,秀水街上的榜样成了人们心照不宣的一个禁忌。阿祥的脸常常阴沉沉的,阿祥老婆的脸是白白的,好像看到他们,人们就会联想起他们见过或是没见过的那个海华。海华成了一个幽灵,在秀水街上游来游去。

这故事后来按各人立场的不同,被演说出了许多版本。总体来讲,它被描述成一场父女之间的拉锯战。海华以哀求形式将父亲一军,却被父亲以威胁形式反将一军,硬碰硬,最终必定两败俱伤。添油加醋多是在细节上面,怪领养来的小孩没孝心的,就说海华之前骗去了家里不少钱。怪阿祥一根筋的,说海华伸手去油锅他也不肯答应。心疼阿祥老婆的,讲她每天关了店就四处打听海华的下落。听闲话的人就追问,海华到底去哪了呢?有人说海华去上海了,也有说去南方做生意了,还有人说寸头把海华骗去内陆卖淫了。谁也不晓得哪个真哪个假,毕竟亲眼见过海华的,也不过就那十来号人,记得清长相的又有几个呢?

这桩事传到东传到西,人们讲下来最统一的,还是那两句总结的道理,领养来的小孩总归没有亲生的感情好。

还有一句是,小孩都跑了,钞票要赚来留给谁啊。

但阿祥早点照旧一天不落地开门关门。

海华的出走兴许是一记喊声,一种预兆。阿祥早点刚做过两千年,眼见就走起了下坡路——地图一画,红字一圈,丁家桥周围要拆了。

拆迁是早就耳闻的,实际操作起来却非常缓慢,好像一个三伏天的午后,只听得疯狂地打雷,偏偏不见落雨。古话说藏在灶头间死角的老鼠最难弄,这里毕竟牵涉到存活在城市死角的几千户人家,刮台风,发大水,停水停电,什么活不过去,要安顿他们实在太吃力。这雨落虽不落,可是老鼠们心里有数,一旦落下来,横竖是躲不过了。

大雨来的一阵一阵,零一年火速迁走一条弄堂,四周冷清了不少,零三年又迁走一条,此后便停滞了。人们看到拆迁的地皮并没有马上新建,就不那么情愿匆匆搬走了。想等拆迁费高一点,再高一点,这一拖就是五六年。再拆的时候,拉水拉电,无计可施,只能签下合同,搬家走人。房子仍是半毁不毁地晾着,搬不走的家具、灶台仍在里面。一些原本住在附近桥洞底下的外地人趁着没人管偷偷溜进来,支了帐篷,拉了电线,重新做起了人家。走在半是废墟半是杂草的弄堂里,就像踩地雷似的,料不到哪间是空的,哪间还在住人。

阿祥没受到牵连。早点铺是面朝秀水街的,在四方形的口子上,刚巧没被划到。明明是个幸事,到阿祥这里却闷吃了一记大亏。原来九九年隔壁浴室转手店面,老板讲,丁家桥要是拆了,你得一套房,不拆,你生意继续做,保准两面赚。阿祥夫妇觉得有道理,又看价钱低,就买下来了。没想到偏偏拆到此处停下来,这下熟客全都搬走了,店却不能不顾,等于断了阿祥大半条财路。

阿祥摇头,怪不得当时买来这么便宜,人家急着脱手,我倒是接得快。他给在路口等搬家卡车过来的男人发香烟,说起这件事总是一脸懊丧。隔壁浴室早就变成了印刷店,黑心老板做了稳赚不赔的生意,自己拍拍屁股走了。

邻居听了就劝他关店。阿祥,这爿店十几年做下来,差不多也好收了。安心养老去,这点小钱没啥赚头。他差点没顺带说出后面的意思,钱赚来又能留给谁呢。在大家眼里,人做工一生一世,不能积财留后,就跟白做了似的。

末了又拍拍肩膀,补上一句,想开点,老来还是靠自己,吃好用好。这个禁忌谁也不会点破,海华的名字不声不响地随卡车一道搬走,随老房子一起入土了。

海华的影子早已淡出街头。毕竟旁人的家事只能当一两顿下饭料,阿祥的早饭却是每户人家实实在在的生活必需品。谁亲谁疏,大家一清二楚。临走前,人们光顾得愈发勤快,一想到从此见不到阿祥,也吃不着茶叶蛋了,心里面多少有点难过。我几乎是天天去。阿祥店门口又排起了长队,人们讲几句知心话,叫自家小孩来道别,顺便也把带不走的电风扇啊,高压锅啊都端过来,问问阿祥要不要。那只盛茶叶蛋的汤锅已经全黑,阿祥老婆就换上了路口一户人家给的三角牌电饭煲。

有人连碗筷都要拿过来送,阿祥讲,东西不多收了,大家下趟有空回来,帮我阿祥挑挑生意。

每户人家搬走的时候都要经过这个路口,阿祥像个东道主,招呼大家,空来,空来啊。卡车渐行渐远,薄皮棺材在人们眼中最后的样子是一根细长的牙签棍。

奶奶家拖到很晚才搬,那天阿祥从家里拿来一只铁皮铅笔盒,几本作业簿子,全新的,外面还套着包装纸,看上去却是九十年代的图案。他送给我,叫我争口气,好好读书。我什么都没送他。若是叫奶奶知道,恐怕又要怪我占人便宜了。

我用到第几本的时候,发现有一本英语簿是有名字的,面上三个拼音,李海华,里页只写过不到十个单词。然而我已经想不起这个名字所对应的面孔了。

零八年,丁家桥最后几条弄堂出空,阿祥早点的黄金年代结束了。

后来阿祥做的都是秀水街上的过路客生意,外地人居多。也有些老主顾,退休了没事做,借着早锻炼、买菜顺路和送完小孩上学的由头过来看看。来了,阿祥就给他们发香烟。几个老骨头倚在墙边,坐在自己的脚踏车座垫上,彼此说说旧话,内容无非是现在的面粉没以前香,现在的早饭没以前便宜,现在的人不如以前吃苦耐劳了。一碰到新客,他们总要仗着老资格热情推介一番,本地人普通话讲得蹩脚,祥和强是分不清的,他们说,阿强好,阿强信得过,好像阿祥也是从前的产物一样,有一种脱离时代的优质感。

人多总归热闹,如此一来,阿祥门口虽不至于排起长龙阵,倒也不算太冷清。你路过瞥一眼,阿祥早点门口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围着站着。你过去买,总也得等上一两分钟——阿祥总要给你吃上最热的。

从早上到中午,聊着聊着,老主顾们就得去接小孩回家吃饭,临走前总要劝阿祥夫妇收摊。他们讲,你也到了退休的年纪,为这点小钱早出晚归划不来。老了,要服老,这么辛苦,为了谁呢。

话说到坏处,就停下不讲了。

阿祥老婆讲,呆在家里也闷啊,你们倒可以做做饭,接接孙子,我可以做啥呢。她接过尴尬的话头,抱怨似的给阿祥甩了个眼色,丝毫不避讳这个问题。阿祥老婆老来倒是话多起来了,人也胖了不少。对方只好打圆场,你不晓得,管小孩实在是辛苦的,我们也是没办法。

阿祥不回答,他的话越来越少,在店里呆的时间却越来越多。现在的人睡得晚,起得晚,阿祥的店面从以前的十点推迟到十二点才能关门。可是照顾到值夜班下来的人,早上还是要照例五点出来,六点开摊。到中午,隔壁印刷店的老头讲,阿祥,差不多好走了,生意不差你那三五个包子。阿祥讲,你吃饱了是不差,人家饿肚皮的寻遍整条街,寻不着这三五个包子,性命交关咯。

从前奶奶说,阿祥这种五毛五毛的生意,你看他做起来是悄无声息的。好像阿祥做的不是钱,是半天半天的时间。我当时没听懂,现在想想,他做的远比钱更实在,只是人家嘴里一口两口的早饭罢了。

可是附近一造楼,一封路,工地上的灰尘扬起来,一口两口也做不起来了——路过秀水街的人越来越少了。上班的人戴着口罩经过,宁可去下一个路口的连锁包子店,也不愿停下来吃灰,我知道,他们嫌阿祥的摊位遭污染了。

去年冬天非常冷,清早路上没几个人。人们出来买馒头包子,都是五个十个地买回去,省得每天吃冷风。阿祥早点于是改做起了批发生意。这时候阿祥老婆已经做不动了,几十年站下来,腰椎吃不消,高兴了出来坐坐,懒了就在家呆着。店里平时都是阿祥在顾。好在生意少,一个人也不怕忙不过来。

老主顾们照例来一趟劝一趟,阿祥啊,莫七十的人了,还不肯松手,啥意思,想做英雄劳模啊。

阿祥伸出一只细长的手臂,从左往右一挥,你看看,路都造得差不多了,我阿祥门底人就要多起来啦。老字号一挂,我再叫个小工一喊,那是要登报纸上电视台的,不要太吃香哦。到时候你们这些老骨头一个都挤不进来。

人们笑他老来发梦,真真这个阿祥,面上不声不响,心里算盘倒是打得噼啪乱响。

阿祥转头问我,你怎么样,要不要跟大伯伯混,大城市有啥好去,吃灰尘,吃闷气,不灵不灵。他看我这些年去外地读完书回来,一无所成,成天往旧地方跑,往老年队伍里钻,总要拿我取笑。他说,怪大伯伯不好,小时候给你吃太多茶叶蛋,脑子吃闷掉啦!

我讲,大伯伯包我早饭我就考虑考虑。

这有啥困难,保准你顿顿吃饱再上工!

过完年开春,秀水街通畅了不少,阿祥早点却罕见地没开。心想这老头子总算想开了,休息几天也行,从此关门也行,总比起早贪黑好。

走过两条街,我在一个并不常去的菜市场门口看到了他。“阿羊早奌”的招牌拆下来贴在三轮车上,他蹲在后面,抽着香烟,等着来来往往的人停下来。活到七十,阿祥重新打起了二十年前的无证游击战。

我走过去,他讲,对不住啊,阿祥大伯伯招不起你当小工啦。抽烟的手颤得厉害。

十一

一打听,原来是海华的儿子回来了。一回来就拖着满屁股烂债。

没人知道海华什么时候生的小孩,也不知道小孩的爸爸在哪里,还是不是当年那个寸头。只知道小孩来找阿祥的时候,海华已经过世了,生了那种女人的毛病,看不好,也不肯回家,临走之前给小孩留了地址。就这样,断绝关系十五年的女儿没了,从未谋面的外孙倒回来了。

那天仍是在阿祥早点门口,临近中午收摊,小孩走过来,跪在地上大喊外公外婆,随后把这些年海华多么苦,多么想回家,如何看不起病,如何死掉统统说了一遍,说得周围人眼泪嗒嗒掉。这场面我没看到,不过是辗转听好几个人讲起。我不知道这算幸还是不幸。当年见过海华的人,如果又见到了她的小孩,心里会怎么想呢,我体会不出。

总之阿祥老婆的心里是崩溃的,她坐在地上捶着胸口哭嚎。大家都有数,海华出走的这些年,她心里从没原谅过自己,找了这么多年,到头来找出一个女儿过世的消息,外孙又可怜没人管,她恨,她把对阿祥当年坚决逼走女儿的埋怨全部发泄出来。好像海华,海华儿子和她自己的人生,都是被阿祥一手推进油锅的。这锅沸了十五年,仍在冒滚烫的油泡,把人烫得溃烂不堪。

阿祥不说话。

那小孩话锋一转,哭啊喊啊,求外公外婆出钱救他,不然就要吃官司去了。他说自己和妈一样没脸回来认亲,但这次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见两个老人听到此处,一时回不过神,一言不发,他说着说着就爬到隔壁店面的房顶上,他讲,还不出钱,抓去坐牢,倒不如自己跳下来死掉。看到有人要跳楼,人群中就报了警。大部分围观者并不知道前因后果,他们只知道孙子欠了债,逼着祖父还,祖父不还,孙子就跳楼。

活到七十多,阿祥又被活活将了一军。追债的人在,围观的人在,阿祥老婆突然又哭得死去活来,口口声声喊着,这次再不肯救小孩,她也不活了。

那天以后,阿祥早点就关门了。交了现金不够,那个做梦要当老字号的店面也一并抵押给了追债的。人们讲,这是恶报,当年断送了女儿,老了还不是给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外孙擦屁股,一报还一报,终究是要还的。

也有人说阿祥傻。领养的小孩,断了就断了,十五年不来往,现在何苦再去出手干涉下一辈的事情。虽然都明白这里面有阿祥老婆的因素在,可是对于这个一辈子得不到小孩的可怜的母亲,谁敢讲她半句不对呢。于是人们就转而说这个外孙德性太坏,一上来就跳楼,这次平息了,以后恐怕也不能学好。劳改犯的小孩,天生种气就不好。兴许这又是一种偏见,可是人们就信这一套。

女人们说,这样一来,阿祥老婆心里总算好受一些了,十几年的缺口,多少填补上一块。好像人活着出点钱,人死了捐个牌位,都是一样的,都只求自家心里安宁。

十二

这些年阿祥和老主顾们聊天的时候,总是默契又轻巧地回避那些严肃的讨论,总是一副好像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没发生过的口气。老年人有一种类似吃茶叶蛋的习惯,越是心里堵的事,越是不情愿拿到台面上来讲,自己闷着,成天只喜欢讲点无关紧要的,边边角角的。他们关心的是面粉发得松不松,油条煎得脆不脆,咸大饼的葱味有没有随着热气散开来,以及这座城市里,到底还有没有一家正宗的、本地人做的早饭铺子——他们就是吃这一套。阿祥呢,他只关心你拿到的那份早点烫不烫,新不新鲜。

可是很多人早就不吃这一套了,他们路过菜市场门前的这条马路,看到一个手指油腻腻的老头子,皱着眉眼,略带颤抖地夹一支烟往嘴里送。烟灰不知往哪随手一弹,吐气朝着自己的油锅。来了人,就用这只手去抓尼龙袋,开蒸笼,拿包子。沾了脏,就往自己的破烂围裙上面轻轻抹一下。他的破旧的组装三轮车周围,一只茶杯,一地老痰,一口壁上起满了膏的茶叶蛋电饭煲。人们看到这些,赶紧绕开去,说,这种老头子顶不讲卫生啦,再便宜也不好买来吃,当心拉肚子噢。他们看了几眼,便一个一个地走开了。

阿祥就站在三轮车旁边,好像周围仍有一个遮风挡雨的木板门面似的,让他显得体面,正宗,有底气。好像附近还会有邻居的小孩厚着脸皮问他讨一点东西吃,然后大人怒气冲冲地过来付钱。好像电视台记者就在路上了,他们要让他说说,自己是如何在早饭界混出名气的。他心里肯定早就想好了几句响亮的回答,等着记者夸他宝刀未老。还有他那蹩脚的普通话,肯定也会把自己的名字错叫成“阿强”。

天气很冷,离十二点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阿祥拿出几个还没入汤锅的熟鸡蛋,暖暖手,他从不吆喝,只是等饿肚子的人过来,等着老主顾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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