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鹏论：为什么伯克被誉为亚里士多德第二？
在这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概率世界中，最有用的秘技是：干；但是，最难的事情也是：干，它难就难在——从我干起。
——坤鹏论
经过十多篇文章的系列学习，我们对现代修辞学No.1、亚里士多德第二的伯克算是有了入门级的认知。
这两天，坤鹏论将会专门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思考以及联想。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语句上的重复和赘述，请原谅我，那是我的思想在不断咀嚼和消化。
一、伯克为现代修辞学构筑框架、指明方向
用伯克的修辞学思想对照现代修辞学，我们会发现后者主要在伯克构筑的框架与方向中发展着，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古典修辞学重心集在语言口头使用的“演讲术”，新修辞学则认为，人类是使用象征的动物，人是发明象征的动物，也是滥用象征的动物，但凡象征皆是修辞，特别是语言，所以，新修辞学的主要研究兴趣是语言，也就是说，只要是语言构成的，或是语言存在其中的，它都会研究。
结果呢，人类所有学科，都离不开语言，环顾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包括现在的，历史的，天上的，地下的，根本上都是人类主要用语言及其他象征建构起来的。
第二，新修辞学注重修辞过程本身，从动机出发，强调修辞者与受众之间双向的相互交流作用；强调对语境和交际互动的重视，即语言在产生知识或信念时所起的作用以及语言与认知大脑之间的关系。
第三，修辞学，从古典的以说服为核心，到现代的以关系为焦点，构成了新修辞学与传统修辞学的根本差别。
在前面坤鹏论一直强调，伯克的理想是和谐社会，和谐特指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一种关系。
人类有着相互分离的身体，有着自己的思想，有着自己的个性，所以，人们不可避免地相互隔离，是一个个孤独的个体，但是，人又都具有一个“同”，那就是社会性，从天性上渴望成群、联合、统一，这才让他们试图交际以消除区别，这就是人类社会形成之根源。
正如：没有正，就没有反，没有离别，就没有重逢，“同”与分离本就是辩证地存在，“同”植根于分离，其实“同”本身就蕴涵着分离。
而修辞就是一种努力调和人类这种自然的、与不可避免的分离状态，并且作为一种从某种程度上去跨越这种自然状态的方法。
修辞扮演的角色是，通过象征说服人们克服“分”而达到“合”， 即达到“同”。
那么，修辞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就每一事物觅出所有可能的说服方式的技能”，而是“为了增进理解，研究人们相互误解和消除误解的良方”，是一种把“相隔绝的人们联系起来的工具”。
这也是伯克坚信修辞学可以在人类社会达成和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根基性原因。
第四，新修辞学认为，修辞被修辞者的动机触发，本质是为了改变受众的态度和行为，与修辞者“同”。
修辞是一种社会行为，因为语言本身就是行为，所以，它的研究重心开始倾向与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和发展，其研究领域一下子变得海阔天空，与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难舍难分，力图从修辞的角度去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形成了一门以社会认知为基点的新修辞学理论。
第五，伯克不断强化“语言＝修辞”，因此，不管是科学，还是哲学，都是修辞性的，因为它们都需要用语言表达，它们的本质都是说服性的。
第六，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真理，所谓的真理不过是“不协调而导致的视角”的意见而已，而人类也正是如此创造着隐藏其动机的辞屏，我们还从来没有和真正的真实的直接接触过，我们永远都是隔着由他人主要用语言构筑的辞屏观察世界。
特别是第四、第五、第六，对于哲学来说，都属于釜底抽薪式的论述。
坤鹏论认为，它无异于有史以来修辞学对哲学最致命的一击，从根之处对一直高高在上的哲学进行回击。
伯克靠一己之力生生为修辞学杀出了一条无比宽广的生路，让本已垂死的修辞学迎来了最辉煌的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讲，伯克的成就是远远超越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方面的贡献，甚至称其为修辞学第一人，也不为过。
二、自己当自己的受众
坤鹏论以前讲过，成功人士的重要素质之一是自知自省。
正如《论语·学而》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在这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概率世界中，最有用的秘技是：干；但是，最难的事情也是：干，它难就难在——从我干起。
因为很多时候，说服自己采取某种行为比劝说他人更困难，并且，从思想到行为，我们总是需要先说服自己。
所以，伯克将修辞的受众扩展到了自己，他指出：“人可以作为自己的听众，只要他，甚至是在其秘密的思想中，培养某些观点与形象以取得一种他所希望的作用于自己的效果，在这一方面他是修辞性的，正像他运用令人愉悦的形象去影响一个外在的听众而不是内心的听众一样。”
还是伯克那个关键思想：语言是思想的象征，同时也是思想的樊笼，语言就是修辞，人是使用象征的动物，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因此，人在思想时，离不开语言，人的思想也是修辞性的，而我们所说的认知，甚至还可以理解为修辞能力，认知越高，修辞能力越强，于是，说服别人的能力也就越强，同时，也更善于说服自己行动。
著名修辞学家琼斯通曾这样总结道：“倘若人要想避免修辞，那么就得离开他的社团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去生活……可是即使这样也不能摆脱修辞，因为在促使自己干某事或接受某个结论的过程中也是有修辞性的。劝说自己与劝说他人在本质上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谁放弃了修辞谁就放弃了他的人性……做人就必须实施修辞。”
从这段话中，我们又看到了修辞的另一个定义——修辞是人性的一种体现。
三、人生如戏，修辞无处不在
伯克指出，人类用象征构筑了自己的现实生活。
只要是象征，便都是说服性的，都是修辞，那么，人类其实一直生活在语言中，生活在自身用修辞构筑的修辞生活之中。
所以，人生如戏！
人，永远是通过他人用修辞构筑的辞屏观察世界。
同时，人，也永远在不断自己或辅助他人用修辞构筑着辞屏。
所以，这个世界中，没有人完全是主角，也没有人完全是配角。
但是，所有人注定都是剧中人，所有人都注定在自欺和欺人，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通过戏剧主义思想，伯克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人、语言、思维、现实之间的关系。
语言之于人、之于现实既具有媒介性又具有本体性；
而人之于现实既是体验者又是超验者；
在三者共同运作的“戏剧”中，修辞无处不在，冲突得以代偿，情节得以润色。
同时，既然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除了演员、以及他们的行为和台词之外，所有通过辞屏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一切，都具有修辞性。
所以，伯克指出，修辞除了关注口语与书面语等话语外，还应包括一些传统修辞学中所不包括的领域，比如：
促销、广告、求爱、社交礼仪、教育、巫术等话语；
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语言，因为，艺术是交际的一种形式，其意图是引起某种反应，它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行为；
饮食，虽然食物本身不是修辞的，但修辞存在于食物的意义之中，美食文化就是修辞的典型体现；
建筑，比如：一幢银行大楼，人们通过建筑材料和宏伟的风格修辞出了安全、力量非凡的意义，从而达到对人们的说服作用，促使人们将自己的钱存入其中。
除此之外，科学、军事武力的运用或者医院里的医疗器械，都在伯克的修辞研究范畴之内，他们都是一种象征，其“意义”内部包含说服的成分，借此他们可以对其受众产生影响。
显然，这里面传达的中心思想是，我们可以用语言形式表达意义以达到说服的目的，也可以用非语言形式来表达同一个意义从而达到相同的说服的目的。
正如伯克所说，“哪里有说服，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说服。”
修辞几乎无所不在。
从伯克的著作中，我们可以隐隐感受到，他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将其研究领域扩展到一种普通语言哲学。
这也使得伯克的修辞学理论更具哲理性，展现了极强的通用性，跨学科研究成为了其典型特征。
就像美国著名修辞学家西蒙斯所说：“将伯克的著述看作是单纯的对某一学科的贡献就错了，因为他总是赋予自己的每一个探究对象首要的跨学科框架，使一个学科的研究能够滋养另外一个学科。”
而美国著名修辞学家韦恩·布斯则这样评论：“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修辞学家中，他(伯克)的‘戏剧主义’越来越被认为是至少必须在人们的索引中出现，不管人们是否试图去弄懂伯克。”
当代学者们也重新定位了新修辞学，将其定义为：“修辞学是一门研究言语交际行为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既涵盖了语言学的研究内容，也兼涉哲学、文学、传播学、美学等学科领域，是一门兼具人文科学属性和社会科学属性的综合性学科。”
现代修辞学从狭义的对演讲与写作技巧的研究转向广义的对一切话语的研究。
任何形式的人际交往、群体交往以及跨文化交往，包括诗歌、小说、电影、电视、戏剧、政治等，统统属于修辞学研究的范围。
终于，现代人开始崇拜2000多年前高尔吉亚的断言：
话语是不完善的，甚至是欺骗性的；
但是，这种不完善性与欺骗性，却构成了话语或交流的本性；
我们生活与交往在话语编织成的意见之网中；
而这种意见甚至话语编织之目的，就是说服；
生活在话语中就是生活在说服与被说服中；
也就是生活在欺骗与被欺骗之中；
这是人类无可逃脱的生存状态；
我们没有办法生活在一个没有欺骗的话语中。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2000多年前西塞罗曾经的评价，是那般睿智：
修辞是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修辞使人类社群得以形成、文明得以发展；
各个学科或“艺术”的专门知识的表达完全依赖于言说艺术，修辞覆盖了整个人类活动领域；
“融雄辩和智慧于一体的修辞应该是至高无上的美德，是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智力追求、一切学科艺术的最终归宿。”
重温高尔吉亚和西塞罗的观念的同时，再对比揣摩伯克的修辞观，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于伯克思想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终于，在20世纪以后，西方修辞学真正成为了一门跨学科、多元化的综合性学科，进入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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