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五月笔记
五月笔记
怎样才是真诚，以及对什么真诚，或者更进一步说如何才是写作的真诚，不同的人的认识，得到的结论可能会不一样。而我更想谈论的是，对于诗歌写作而言，真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单纯地将其道德化，另一方面也不能仅将之技术性地看待。也就是说，真诚，在诗歌写作中必须复合性地去认识它。所以我想强调，如果将诗的构成看作一种艺术性的存在，对真诚的认识必然要求我们不将之看作对诸如人性、环境的“政治正确”的简单理解，而是应该在此基础上更深入地看到，谈论诗歌的真诚，应该将之与诗歌本身要求的语言关系，语言创新性等因素联系起来。这里面当然包括了如何对待诗歌叙述、语言结构、外在形式、内在节奏等问题，甚至包括了意象生成，意象选择这些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清楚的是，这些因素在诗歌中的出现，并非单纯的技术性选择，而是基于我们对诗歌构成方法合理性的综合理解。从这样的角度看待问题我们会发现，真正使一首诗最终成为一首诗并具有有效性的，绝不仅仅在于写作者在世俗道德意味上的“政治正确”，而是在其能否通过符合诗歌内在构成原则的书写，使人们看到一首诗内在机理的合规性。如果没有这一点，再“政治正确”也没有用。这里面，作为一首诗成立的要素，我们需要看到诗之成为诗，是由写作者对诗歌到底是什么的理解来完成的。这里面无可辩驳地重要因素是对诗是什么、由什么构成的清晰认识。所以，我对那些单纯地谈论诗歌的真诚问题的言论没有一点兴趣。并且觉得它们很容易把诗歌以外的道德判断带到对诗歌的评判中，从而片面地对一首诗是否优劣做出不恰当的评价。
对一个诗人生前漠视，或者说不那么重视，待到其去世后，其同代人又一窝蜂地冲上去，用尽溢美之辞夸张地谈论，是我们这些年看得多了的现象。这是由所谓的“盖棺论定”的中国式对人做结论的传统思想作为支撑产生的独特现象吗？很值得玩味。当然，说玩味可能不那么严肃，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这是与传统的中国文化对人的认识相关的，一种带有道德论性质的现象呢？即在这样的时候，人们希望做一些弥补性工作，弥补死者生前没有被充分认识的遗憾。只是或许由于这种带有弥补性质的做法，让我们看到客观尺度并没有在随之而至的谈论中体现出来。而是被“为尊者忌”左右了大多数谈论者。结果给人一种矫往过正的感觉。由此甚至还生成出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有谁在这时对此种现象提出批评，很可能会遭到普遍的攻击。再有一种则是在谈论中出现攀附现象，假借谈论死者而讲述自己与死者生前的关系，并推出死者对自己的评价。由于这些已经无法确证，从而只能任由谈论者说得天花乱坠。
有时我觉得，形容词真是语言中最无耻的类别。原因在于，旦凡它出现的地方，尤其是过去的史书对人事谈论时，基本都是夸夸其谈，说好时，星云灿烂，光被万丈，说坏时，黯然阴昏，如同狗屎。不过，就语言本身的气势而言，如果心情平静，史书谈论人读来还是蛮有趣的，那真是音韵铿锵，起浮有致，如锣鼓罄击。
写作的个人性会带来对语言的另一种理解，其所触动的亦将是对语言可能性更有趣的发现。或者进一步说，当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保证了写作的个人性，在面对意义的处理时就会不拘一格而自由得多，不再对某些被人认为是神圣律令的东西产生畏惧之心，反而会以轻松的认知看待其中可能存在的机械、僵化、教条的成分，并以自己的认识在写作中消解它，从而获得真正具有独立意味的个人识见。正是因为此，在目前的阶段我再次确认了独立认知对于写出有鲜明个人色彩的诗歌的重要性。我认为，这里面包含的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观，和对诗歌功能的理解，也就是说，它能保证我们写出的作品在形式和意义上不与别人雷同，有高度的可辩识性，成为相对于众人的个体的绝对之诗。当然，我希望人们不会因此误解，认为我这样谈论写作，是将写作置于绝对主义的位置上，即它不再对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负有责任。当然不是这样。社会的责任总是存在的，它来自于语言本身的历史，以及作为被共同使用的符号必然带有的社会属性。只是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如果没有在写作中加入作为独立个体的经验，没有在写作中呈现出我们作为个体的独立的语言认识，我们所做的工作最多能被认为只是复写了历史和社会已经存在的那些被置于平均线上的公共经验，从而成为无法分辩的声音。对于我这当然是毫无价值的，原因在于它会使写作失去本质性的意义。所以，归结到一句话上：将追求本质性看作写作的意图，应该被看作我对自己的写作的唯一要求。
亲历与旁观在人的意识上带来的感受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我的理解中，旁观始终存在着看闹热的成分。所以，如果我们要写旁观之诗，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当然，有人会说旁观会带来理性，可以更冷静地分析、判断，做出结论。这种说法或许会有一些道理。但是旁观者的发言在我看来更容易得出皮毛之论，因为它很难从感受的角度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从而真正获得有效的认识，也很难就此做出切实有效的分析，并最终得到结论。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我都告诫自己应该尽量不要站在旁观者的立场谈论问题。我因此也对某些振振有辞地强调自己旁观者身份，但又大谈而谈的人存有警惕之心，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是由几种心理造成的，一、不甘心寂寞，二、对自己太过于有信心，三，目的性太强。所以，如果我发现了有人这样，基本是鄙视的。不管其为自己找到的说辞多么冠冕堂皇，我都不会相信。落实到诗歌中，我认为大多数以旁观者视角写出的作品，最多能做到的，只是隔靴挠痒。不可能生产出让人震颤的诗歌价值。
一直以来“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已经成为最方便地鼓动人的意识形态工具。虽然在目前以国家为聚合形式的人类生存结构中，国家的确是现实存在。但很明确的是，政治也在不断利用着这种存在。所以，如何区分“爱国主义”的真实合理性，以及“爱国主义”内含的人性自由、道德合理是否具有基本正义，对于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建构工作。而这一工作的复杂程度，在我看来是特别考验人综合判断力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对那些动不动就高喊“爱国主义”口号的人，一直抱以警惕之心。在我看来，在今天谈论“爱国主义”，如果不以人类的文明进步、不与自由、人的基本权利联系在一起，而仅仅只是以“排他性”、利已主义作为尺度，这样的谈论，其实则不能不是对“爱国主义”的反动。这样的判断，落实到诗歌写作这一领域同样适用。
诗歌技艺虽然可以被当作一种关于写作的构成方法来谈论。但是，其实质在我看来则是与人对诗歌的本质性认识相关。近来，我更相信的是对于诗歌而言，技艺的生成具有隐性的特性。即技艺从来不是简单地与写作的语言支配、意象使用联系在一起的，它更重要的生成原则应该是对写作者的洞察力的全面要求。所以在谈论技艺问题时我更愿意相信，只有在真正理解了自己所写的是什么东西的情况下，技艺的获得才会顺理成章的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归根到蒂。技艺并非来自于技艺本身的使用，而是来自对技艺是什么的认识。由此落实到对具体诗作的认识上，如果我们认为一首诗的技艺呈现出高超的特性，肯定不是写作者如何安排了词语，而应该是在一首完整的诗作中，写作者如何使每一个词都处在合理的位置上。都在诗意的构成上具有非此不可的效果。在这里，我觉得必须谈论的是“无可替代”这样的语言原则。如果我们阅读一首诗，认为它的每一个词都处在这样的原则下，那么可以说这样的诗是有技艺的。原因在于，它体现的是写作者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掌握了词的意义。或许还由于这种掌握，使之在具体的诗中呈现出其词性的最佳效果。
不断有人谈及中国诗的精神。但什么是诗的精神大多数说辞又言曰不详。其实只要深究，哪怕从屈原起始谈论，我觉得应该谈论的只有一个东西——诗怎样与世界建立有效的对话关系。这一点，不管以谁为谈论的标本，抛开表面上的那些由具体诗作带来的不同，恐怕只有一个核心是可以被确定的——对人世的关怀带来的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解释。这些解释，一方面体现在对生命的认识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身处环境的认识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有史以来，不管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内核指导的写作，还是以道家人生认识作为坐标从事的写作，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无一例外都带有这样的探究色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中国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得到的结论恐怕都是——中国诗人一直所做的不懈努力，不过是试图使自己更清楚地看到，我们与身处的世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其中产生的那些与批判有关、与赞美有关的种种具体的结论，说到底，都不过是这一努力的结果。由此我想说的是，到了今天，尽管语言使用的外在形式发生了很大改变，作为写作者，我们要完成的仍然是这样的工作。而且，由于当代生活在工业文明的巨大压迫下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图景，如何更深入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变成更为尖锐，关系到人自身的生死存亡的急迫大事。所以，怎样智慧的寻找到有效答案，其实成为考验当代写作者的，具有现实意味的难题。这样一来如何写作怎么写作写什么，就成为我们仍然必须解决的问题。落实到我本人，这些年来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体现的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点，它是否能够从精神的角度呈现出在理解当代生活，不管在是在技艺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与世界有效地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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