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期：血亲（清明节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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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他们是谁的时候，仿佛在追问——我是谁。

他们是我血脉的源头，是我性格的密钥，是我思想或者灵魂的天幕。他们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甚至由此上溯，那些更旧、更老、更遥远的祖宗，尽管是稀释的、疏离的、隔了许多代际的鸿沟的，却潜伏在遗传的基因里、流淌的血液里。这些血亲们，缠绕交织、水乳交融，他们端坐在我的身体里、血液里、灵魂里，他们有的沉默，有的絮叨，有的安伏，有的冲动，有的相安无事，有的焦虑烦躁。

他们共同铸就我、捏合我，让我从偶然成为必然，让我一念千转、胡思乱想，我内心的阴郁来自于他们，我内心的明媚来自于他们，我内心的恶念和慈念来自于他们，我内心的爱慕与厌弃来自于他们，我的肉身和灵魂也来自于他们。

有时候甚至错觉，我不是我，我只是这些祖宗的倒影，在世世轮回中，替他们领会和修行再一轮的苦难旅程。

外    公    外    婆

依照本地方言，外公外婆叫做家家（音ga)和家公，只是作为外孙，我从来没有机会向他们叫出这样的昵称。家家和家公对于我，只是理论上的、概念上的亲人，他们像两个幽暗的、腼腆的、沉默的向隅之人，把血脉留存在女儿身上后，匆匆转身离开。

除了冷落山间的两座坟冢，除了例行的祭奠香火，几乎没有人记得他们、说起他们、爱或者恨他们。他们的神情、叹息和气味，他们曾经眷恋和疼爱的，他们曾经绝望和悲伤的，他们来过世间一趟的证明，被一并带走，像他们已彻底死亡，彻底消失。

家家和家公生育10个孩子，夭折8个，成人2个女儿，孙辈9人，曾孙11人，这些众多后辈中，只有一个人用文字记录下他们简略的生平，这个人是他们从未谋面的小外孙——我的弟弟。他的文字瘦削简洁，文字间自有一番悲凉，照录如下：

“外公杜海发，生年不详，卒于1957年，死时才50多岁，据母亲说，死时全身发黄，象黄纸一样，我想是不是黄疸肝炎。那时医疗条件几乎为零，一旦染病，只能顺其自然。外公一生操劳，沉默少言，伺弄着几亩地，拉扯着十个孩子(其中八个夭折)，其间的艰辛，不忍细想。

外婆熊兴珍，生于公元1906年12月9日(农历十月二十四)，卒于1976年3月4日(农历二月初四)，享年七十岁。

外婆22岁时嫁给了外公杜海发，那时的农村，穷困潦倒，无以为继，生下的小孩，都只能听任老天爷的安排。身为佃农的外公外婆生下的前三个孩子都夭折了，直到1933年，27岁的外婆生下了第四个小孩，才勉强存活了下来，她就是我的姨妈。

外婆一共生了10个小孩，最后只存活了两个，一个是排行第四的我的姨妈，一个就是最小的我的母亲。外婆生下母亲的时候，已是44岁高龄，那是1950年7月3日(农历五月十九)。母亲7岁时，外公便去世了，而母亲唯一的姐姐——我的姨妈，早在8年前(1949年)就已招赘成家，单独搬到了外面。此时的外婆，只能带着母亲相依为命，并撑过了可怕的三年自然灾害。

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13岁的母亲便开始在队里上工，因为年纪小，身单力薄，上一天工只能挣1毛钱，而家里两个人的口粮却远远超出妈妈挣下的工分，所以，每到年终队里算账时，外婆和母亲总是欠公家的钱。

1973年3月，母亲嫁到了离家20公里外的另一个村。此后的三年，外婆只得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1976年3月，外婆弥留之际，仍然反复念叨着她唯一的男外孙——我的哥哥。而那时的我，尚未来到这个世界。”

能够记录下这些已是难得的怀念了，我却还是怪弟弟的记录过于客观和粗略，记录只是简历和生平，没有细节，没有温度，没有还原感和现场感。转念想想，这不怪他，我们都是懒于追问，羞于追问也拙于追问的人，这些来自母亲的口述回忆，本身就是漫漶而缺失的，7岁丧父，25岁丧母，母亲或许还来不及追问，她最重大的两位亲人已带着一整场人生匆匆离别。母亲只记得她7岁时家公过世泛黄的脸，只记得家家裹过后变形的小脚，只记得家家在洪灾中把自己用绳子系牢后从洪水一边摸到对边死死抱紧她，只记得她日益严重的肺病，只记得她老无所依，只记得她倚在门边孤独地盼着远嫁的女儿回家。

打捞记忆和还原记忆是一件艰难的事，在这世间无法重逢的家家和家公，我只能用母亲的影子去丈量他们。女儿随父，父如女儿，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家公，年轻时是不是也像我母亲一般脸如满月，是不是寡语中一段冷幽默，是不是热心快肠的老好人，如有读书的机会，是不是班级里沉默的学霸，是不是也如小外孙（我弟弟）有轻微的整理强迫症；而家家呢，幸运留下遗像的家家，慈眉善目，简直天生就应该是我家家，年轻时，她是不是也哼一哼戏曲，穿越到现在，她是不是也爱跳广场舞，如是识字，她会读诗写诗，或者记叙痛苦或温暖吗，还有，她做菜好吃吗，和全天下的外婆做菜一样好吃吗。

这种假设和臆想，让家家和家公终于亲切起来，温暖起来。我还在奢想这样一个场景：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回娘家，家家远远地迎出村口，站在水库顶上的山坡上张望。家公也在，他起得早，还讪笑家家过于急切，其实他早早就杀了最肥的母鸡，等着家家回来张罗，水塘边老屋门前有棵高杨树，跳着一窝喜鹊，在响亮而欢快地叫着，灶堂烟囱的炊烟升腾起来，迎回我们的家家，在灶屋里，边煨着鸡汤，边和母亲说不完的私房话，家公呢，在给我们做木枪，做木马，打桑葚，摘桔子，靠假想和虚构的亲情甜腻、温热，足以补偿和安慰无处寄托的怀念.....

爷    爷    奶    奶

快迟到了，匆匆起床，却没有婆婆（本地方言，即奶奶）照例做好的早饭，她在侧屋的床上叫我，见她在抹眼泪。从床上欠出身来，拉住我的手说：“兵娃子，婆婆要死了，婆婆死了没人再护着你了，没人再给你解交了。你今后一定要听话，听爸爸妈妈的话，听老爹（本地方言，即爷爷）的话，听老师的话，好点读书，不要太猴贱了，少挨点打，少罚点跪。”婆婆拉着我的手粗糙、厚实而温热，面容悲伤而疲倦，她的倾诉絮叨、绵长，像要把她一辈子都说给我这个不省事的孙子。我却因为害怕迟到罚站，有点不耐烦，有点心不在焉。

一路跑到学校，坐下稍息后，回味婆婆的话，尽管她多次在我面前，在老爹面前说过死亡，却是嗔怪式的、赌气式的，这次关于死亡的话语，她的泪眼中是认真的、坚定的，有更多绝望的意思。我有些心神不宁，有些愧疚，有些惶恐，在座位上暗自抽泣，老师问起，我有些突兀地答到：“我的婆婆要死了。”老师还来不及问清来由，门口有亲戚叫老师：“要覃斌快点回家，他婆婆过了。”

现在回想，婆婆留在世间的遗言，竟是向我这个8岁的孙子倾诉的，就像是家家在弥留之际念着我的小名一样。我是她们的亲人，也是背负她们的牵挂，疼在世间的最后一个罪人。

婆婆是自缢亡故的，婆婆的死，半是因为我，半是因为老爹。因为我，是我电影散场后，或者迷路，或者贪玩，遍寻之后丧失所有的耐心，老爹迁怒于婆婆，在找回我后，一遍一遍对着婆婆吼：“你怎么不去死？！你怎么不去死？！”

其实，婆婆和老爹矛盾积蓄已久，我只是导火索。婆婆和老爹的矛盾，有日常琐事，有性格冲突，深层的原因是关于姓氏、关于传承与尊重。

老爹本姓周，本名周德元，1915年正月初二生人，入赘覃家做女婿，小婆婆3岁，依风俗，入赘女婿须改姓（这种风俗现在看来确实有失体面），婆婆姓覃，名覃光秀，老爹入赘后随之改姓覃，改名覃光德。

婆婆和老爹生养5个孩子，三男两女，均长大成人，各自分家，孙辈6人（外孙不论）。婆婆没有依二子回宗的传统，让排行第二的儿子（我爸爸）随老爹本姓改为周姓。满堂儿孙，男男女女，一个也不姓周，全部姓覃。敏感而含蓄的老爹，没有鲜明地坚持，却是埋下了心结和伏笔。

没有子孙随老爹姓，也没有子孙做老爹的徒弟。老爹有手艺，是乡间的裁缝，却没带出一个关门弟子。至于真实的手艺，我生得晚，没见过他当裁缝的时代，便疑心也稀松平常， 除了偶尔钉个扣子，补个袜子，他只是徒留着一个裁缝的名分。当然，裁缝的工具箱还是有的，黑色的木盒子针头线脑、药丸、风油精、糖果、零钱、眼镜、农历之类杂七杂八，最醒目的是那把裁衣的大剪子，却从没见老爹用剪子裁过衣服，他只是用那把长长大大的剪刀，专心致志地剪指甲。

也许是上门女婿的身份是老爹一辈子的隐痛，他是这个家族的祖宗，却或多或少把自己当做这个家族的客人和外人。他话语不多，每一出口，都是言词犀利，语多反讽，自有一番看低世人的傲慢。孩子们长大成人，各自得力，他几乎从花甲之年便端起了太爷的架子，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动口不动手。除了天晴时牵牛用石磙打打道场、下雨时扛着锄头下田看看水沟，筛边打网之外，不再从事耕田赶耖的重活路了。

闲下来的老爹，用黑黑的砂罐泡黑黑的苦茶，用心晒着烟叶、卷着烟叶，用长长的烟杆抽气味浓重的旱烟。也喝酒，量不大，也不贪杯，浅尝辄止。爸爸给他带了一瓶白云边，他拿到铺子上换了二十多斤散烧。

大老爹三岁，从年龄上论，婆婆应算是老爹的大姐。她性格远比老爹开朗，行事干练，风风火火，爸爸说她是厨房的老师傅，伺弄几桌宴席，荤素凉热、锅碗收拾，连帮手都不要，干净利落，连颇得其掌勺风范的姑妈，也只配给她打打下手。

实际上，关于婆婆，我听说的、记得的、怀念的，真的很依稀很恍惚了。她这些孩子里，她内心娇谁疼谁，她和儿子媳妇谁合得来谁合不来，她爱好什么，她担心什么，她的喜怒哀乐，甚至她对我的亲昵、呵护，她对我的指教、叮嘱，都被颟顸的我，一路长大一路遗忘了。只是，婆婆留在世间的我们是如此醒目，性格不论，所有她的血亲后辈，都随她的长相，都是圆圆的脸，大大的眼，身材矮胖，手脚粗短，都是笑起来有深刻的鱼尾纹。人世间，我们相见，脸上都清楚写着，彼此是婆婆的子孙。

老爹呢，他瘦，身材瘦，脸瘦，眼睛细小，鼻子挺且略带回勾，手指纤细而长。他的儿孙们，一个都不像他，一个也不随他姓。老爹的本家，他周姓的侄儿，那个要我叫用山伯的人，第一次见到时，我惊讶地发现，他简直就是老爹的翻版，身材、相貌、神态、一举一动，几乎就是年轻了一号的老爹。我不清楚，老爹见到这个本家的侄儿，这张比儿子更像亲人的脸，他是不是更加怀念他的本姓——周。

婆婆下葬后，老爹有愧疚，也更多了坚决。就在那个冬天，议起了子孙随姓的主题。讨论的过程我不清楚，我只知道结果，我作为老爹的二儿子的长子代为改姓。只是我并不喜欢改姓，也不喜欢随老爹姓。爸爸说，我不是跟老爹姓周，我是跟周总理姓周。所以，我在连老爹自己都姓着覃，满眼满眼都姓覃的家族里，我一个人随着周总理姓了周。

婆婆过世后，老爹是在三个儿子家里轮着生活，每家住一年。三个儿子，县城一个、乡镇一个、村里一个，一年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家庭，换一帮熟人，换一种生活环境，也换着和几个儿媳儿孙相处，其间冷暖苦乐，孤独自知。只感觉每隔三年来家生活的老爹，性格更为阴郁沉默，参与评论指点的意趣更低，更多时候，他只是呆坐在电视机前，看中央11台的京剧。他是这个家族活着的祖宗，却越来越像是每个具体的家庭里的客人和外人。

每一轮从我们家里搬走的时候，他总是怀着期待，也怀着感伤：“这一次走了，我估计要转不回来了。”似乎是我读中专那会，他从家里搬走时，给妈妈转交了一千多块钱，专门说是留给我，他恐怕自己再也轮不来我家，算作他把积攒多年的遗产，他最重大的嘱托，留给了我这个唯一的周姓孙子。

老爹却是高寿，从婆婆过世后，他独自生活了26年，也就是他搬过26次家，这样的高寿，是不是婆婆留给他的福气，或者诅咒。每次他住在老家的那轮，清明或春节，他会早早地去婆婆坟前，打扫祭台，清除杂草，神情忧伤而眷恋。

老爹去世是在夜间，安详、宁静，像他生前一般，不咳不吐、干净整洁、体面矜持，永远是一位客气而疏远的上门女婿。（等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