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有女画中诗，此意何如倒好嬉。”明清之际女子擅诗文书画者，不乏其人，惟工篆刻，驰骋印域者，稀若星凤。加之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重压，使她们的篆刻创作活动很难走出闺门，只能深藏闺阁，孤芳自赏。这就是古代女子印家及其印作均较鲜见的原由。最早以女篆刻家身份载入史册的是明末清初的韩约素，其史迹见《印人传》。韩约素，自号钿阁女士，初为歌妓，后归为梁袠之侍姬。梁袠，字千秋，(生年不详，约卒于1637年左右)江苏扬州人，住南京。篆刻以何震为宗。梁氏治印面目较多，印艺技巧颇高，著有《印隽》。韩约素身处如此文化环境，加之她资质颖慧，自幼识字，能弹阮咸琴，又会作曲，所以，她从梁氏学习篆刻便较为得心应手。初为治石，石经她手，辄莹如玉，次学篆，章法刀法，能解语。摹印别具慧心，颇得梁氏传，加之久居南京，受南北名流薰陶，其印或意境横阔;或苍劲淋漓;或浑然湛凝，边款也具风韵。她不轻易为人操刀，即使应允，也要历数月才得。当时欣赏其篆刻者甚多，若能得其一印，颇珍秘之。有收藏家杨复吉弟鹤街，于肆中得一白文“吴应贞印”，从印的边款得知为韩约素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三月所刻，遂如贪儿暴富，为之雀跃，并赋诗曰：“写生彩管识林风，钿阁尤传铁笔工。珍重芳名劳弱腕，一时双绝擅闺中。”更有趣的是，韩约素性喜刻佳质冻石，有以石之小逊于冻者往，她总是皱着眉头说：“欲侬凿山骨(想叫我刻石骨头)邪生幸不顽，奈何作此恶谑”此后，篆刻家多喜以“凿山骨”一语以示雅谑。如“山骨凿开混沌窍，有如雷斧挥丰隆”。(吴昌硕《刻印》)她还自怜腕弱，不喜欢刻大章，有求之者，怒而却之，并曰：“百八珠尚嫌压腕，儿家讵胜此耶无已，有家公在。”真是：“腕弱难胜巨石镌，梁家约素说当年。回文小篆经纤指，粉影脂香绝可怜。”(清倪印元《论印绝句》)传为印林佳话。谈月色(1891～1976)，书画有“梅王”之誉，篆刻以汉印、瘦金书造诣更深，有“女子制印第一高手”之称，著有《梨花院落吟》《茶四妙亭稿》《月色诗集》《月色印本》《茶四妙亭印草》《茶丘契阔》《中国梅花发展史》等。她以瘦金书体入印，开创了印学史上的一大创举，沈禹钟《印人杂咏》赞叹说：“韵事红润似仲姬，侨踪老向白门羁，瘦金字认谈家印，比玉分书未足奇。”不仅如此，她留下的大量的各种书体皆能入印的优秀作品表明，她掀开了女性篆刻家的历史，在民国篆刻史上熠熠生辉、谈月色毕生从事艺术活动，精金石、考古、书画、诗学，还善拓古物全形。谈月色30岁之前是广州檀度庵尼，雅擅书画，为后期的篆刻创作打下一定的审美基础，后嫁给金石书画皆有造诣的蔡哲夫，可以说夫君是她印学的启蒙老师，其夫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与文化传承的角度，肯定谈月色的艺术天赋，并为之创造学习的条件。在夫君引导下，谈月色从秦砖汉瓦到明清印学诸流派作深入的研究，又受到当时黄宾虹、王福庵等篆刻名家的指导。在她勤奋专研之下，对篆刻领悟的高度与思想内涵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从她早年所刻“广州檀度庵画梅尼月色壬戌归顺德蔡寒琼后手拓南天金石与金石外及古物全形之记”，可以看出谈月色对三十岁以前檀度庵岁月的记忆，又有“蔡谈月色、蔡守钵月色、牟轩夫妇同观、牟轩双管”这种表现贫屋陋巷掩不住琴瑟相合的生活写照，表达她入世后的生活情感特征。从一个独对孤灯的清静之人到一个为人妇的俗世生活，身份与生活背景的转变，以及时代文化的要求与社会的动荡不安，在她的内心里有着深刻的情感体验，对她的印学风格以及思想特征有着很大的影响她具有诗学、书画、考古、金石学的修养，渗透印学，精熟刀法，以生活写照与印学思想内容相融合。谈月色诗、书、画、印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促使她能够在篆刻艺术的天地里，用宏取精，触类旁通。“印外求印”让她的印作不落窠臼，并且具备精微致广大的文化蕴意，尤其对各种书体都能旁涉，又能以刀代笔完美入印。她初学柳公权后来对瘦金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利用其硕长挺秀的特色移步于方寸金石中，开拓前人未有过的印风。如图力争上游”，撇捺钩画如铁划银钩，出锋犀利迅疾，瘦硬刚健，随意自如，自然天成，把瘦金书潇洒挺秀、风神姿意的面貌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更加苍劲。不仅于此，谈月色的汉印亦能突显雄劲古拙的特征，王家葵《近代印坛点将录》中评曰：“其仿汉玉印之作，功力最深，朱文劲挺道润，白文停匀整饬。中年以后，创用瘦金体入印，亦绰约多姿。”线条爽健，结构谨严;又能把甲骨文、金文、石鼓文这些时代不同风格稍异的文字，统一于劲挺秀丽的风貌中，如“黄宾虹”等，或古拙或灵秀’皆能自出机抒。又有“徐仲仁”以鸟虫书入印，“柱尊章草”则是草书入印，“樗散常称老画师”圆朱文印，含刚健于婀娜多姿之中，布局巧妙多端，用刀干脆自然，线条细劲挺拔，有王福庵的衣钵，韵味十足。这与她作为一个女性的视角，表现女性柔美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她将女性特征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她用自己的心去完善她的印学风格与当时的印学审美取向，表现一个时代的女性坚韧不拔，不为男性印风所左右，更不是在夫君的光环下赢得赞誉。曾有人传言谈月色篆刻多由哲夫代作，哲夫有诗辩解，云：“衰翁六十眼昏!治印先愁臂不仁。老去千秋有钿阁，床头翻误捉刀人'新文化运动以及革命的浪潮，成就了谈月色一个女艺人的身份，给她提供了一个发展自己才能的平台。又由于她的前半生与后半生身份的转变，让她能够对生活有更深入的思考。作为民国时期的女性，她女性的方式去表现社会生活，用女性的情感去润化世事沧桑桑。她向篆刻学界以男性为主导地位的长期风气挑战，宣告了女性篆刻刻家的聪慧表现她独特的艺术视角，以及取得的篆刻成就。刘淑度(1899-1985)，名师仪，字淑度，原籍德城区，我国著名女篆刻大家，中国女性篆刻艺术开拓者和“女子篆刻家先驱”(齐白石语)，被称为“中华当代女子篆刻第一人”。刘淑度青年时代就倾心于篆刻艺术，曾师从董鲁安、章安溪、贺孔才、李苦禅等多位艺术大家学习篆刻，这些大家都是当时艺术界的名流大腕，后经著名画家李苦禅推荐，她于1927-1942年跟随齐白石先生学习篆刻艺术，时间长达15年之久。在齐白石先生的指导下，刘淑度从篆刻艺术基础知识、篆刻艺术欣赏、篆刻技艺、篆刻艺术研究入手，将白石先生的艺术思想、观点、风格融入作品中，成为白石大师众多弟子中的佼佼者，成为民国时期闻名遐迩的篆刻大家。刘淑度对篆刻艺术情有独钟，作为民族艺术来看待，一生痴迷，60载与篆刻为伴，一生治印无数。她坚持将传承“齐派”遗风作为自己的责任，同时宗法秦汉玺印，博采众家之长，博闻强识，融众家之长，而又相得益彰。刘淑度在金石学、古文字学上下功夫很大，勤于动手、动脑。通过多读书，她系统研究了中国书法史与文字发展史，奠定了扎实的文字学功底。把大量精力用到研究先秦封泥印、秦玺印和汉印上，探索文字发展规律与篆刻发展规律。通过大量临摹汉印秦玺，她掌握治印技法，不仅求形似还要神似。同时，对古代碑刻情有独钟，多方寻求历代石刻铭文、铜石器铭和印谱珍本，精心研习，揣摩先人技法。通过努力，其篆刻作品得秦汉玺印之精华，“印从书出”“印外求印”，其治印个性更加突出。在章法上，既取古玺印之优长，又有小篆、隶书的特点，既有封泥印的遗风，又有汉印的宽厚、沉雄。其治印“绿化祖国”“家在德水之阳”“郑振铎印”等大量作品中，都将“齐派”“浙派”诸家特长与汉印结合起来，风貌也为之一变。在刀法上，融会百家而又出新意。刘淑度先生对“浙派”“徽派”“皖派”篆刻以及“西泠印派”诸家风格，对赵之谦《二金蝶堂印谱》、丁敬《龙泓山人印谱》等都进行了认真研究，分析其优长。经过努力，她形成了以冲刀与切刀相结合的刻印技法，以涩刀入笔，冲刀、切刀及其削刀、披刀相结合，用刀奇拙刚猛、横冲斜插、富有动感。从用刀看，借鉴毛笔书法用笔手法，侧锋入刀，锋刃外露，线条爽利挺峻，有八面出锋之气，有时虽然线条细如发丝，而力度不减。可以说，其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风格更加苍劲质朴。在布局上，章法变化丰富、错落有致。继承了齐白石“写意篆刻”的风格，坚持“疏可走马、密不容针”的特色，注重留白、取红，虚实结合、疏密互动、粗细相间，视觉冲击力很强。坚持从平稳处着眼，入则有据、出则有范，又竭力避免平庸、平淡。印面平中见奇，拙中见巧，“金石味”浓。在风格上，摆脱女性柔弱纤细的特点，更具有阳刚之气，篆刻线条硬朗刚健、刀法方圆互动、风格内敛丰富、格调质朴苍劲。有时还将行书、楷书直接入印，使印更加活泼有趣。刘淑度反对泥古不化，主张借古开今。她的作品特别是晩年作品，大都以汉印为基础，以平正大气为风骨，似“齐派”又有标新，似“浙派”又锋颖毕露，是集古今之长的嬗变。刘淑度的作品更加注重篆刻内涵，既继承优良传统，又注入时代气息，更多追求意象美。她是中国几千年来篆刻艺术的“一抹亮色”。艺术当随时代，她的篆刻与时代相融，不游离社会之外。她的篆刻作品也十分注重一气呵成的节奏感，给人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她主张“虚实”结合，用刀过“实”，则会缺乏空灵感觉、降低感染力;过分追求“虚”，则会给人轻浮之感。一方面她追求“实”，强调用刀准确性，使刀笔随人意、意到刀行、刀停意不止;另一方面追求“虚”，强调言外之意、象外之形、形外之趣的艺术感觉，具有写意画的意境，让人回味无穷。刘淑度的篆刻作品书卷气息深厚，欣赏其篆刻艺术作品，如同欣赏音乐，有高潮、有平缓、有起伏;时而如黄钟大吕，管弦合奏;时而如窃窃私语，小弦切切，余音绕梁不断;时而朦胧有致、轻盈披纱、轻妙流畅;时而庄严凝重、含蓄有度;时而快疾走马，密不透风，让人窒息。刘淑度作为一个艺术家，为篆刻事业做的成就与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高尚精神，她都做到了一个女性的最大努力，她作为一个女性篆刻家，也为篆刻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这就是刘淑度的艺术人生思想，一位女性对人生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理解。她用手中的刀与石抒发着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塑造出民国时期中国女性篆刻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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