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约并不容易

从《南京条约》开始，清政府与西方列强陆陆续续签署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不管愿意与否，这些条约的签署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中外关系，它既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侵害，蒙受着不平等的耻辱，又随之带来了近代国际关系的新模式和部分体现平等原则的内容。这是一段艰难曲折、充满屈辱的历程，对清政府和清政府的官员而言，签约不容易且不轻松。

鸦片战争爆发后，洋人不请自来已经打到了大清的家门口，长期封闭的清朝大吏们颟顸无知，对国家主权、国际法，以及近代国家交往的原则和方式等一无知晓，他们仍然用封建时代的帝国观念和手段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这其中的一些官员们更是不屑与洋人接触，这才出现伊里布的常随张喜走到了中英谈判桌上的闹剧。对于条约的谈判和签订，最初清政府大多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伊里布就曾向黄恩彤传授经验说：“洋务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必细针密缕去缝。”

英国人利洛（Granville G.Loch）在《缔约日记》中对这些谈判大吏做了这样的描述：“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的字句与语法。中国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

清朝君臣甚至不知道和约与商约的区别，将结束鸦片战争订立的条约视为一揽子解决争端、一成不变的万年和约。道光帝曾一厢情愿地理解为“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从此通商，永相和好”。耆英也认为“惟一切善后事宜，尚须明晰妥议，立定章程，尽一办理，方可期一劳永逸，永杜兵端”。中英战争结束不久，美国便要求订约，而仅将条约视为解决两国争端和约的清政府，根本没有建立条约关系的打算，也没有这一观念。护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程矞采对美也要求订约很不理解，答复说：“英咭利与中国构兵连年，始议和好，彼此未免猜疑，故立条约以坚其信。若贵国自与中国通商二百年来，凡商人之来粤省者，无不循分守法，中国亦无不待之以礼，毫无不相和好之处，本属和好，何待条约？”不打仗就不签约，这逻辑还真让美国人一时摸不着头脑。

在被迫接受条约之后，清朝君臣将接受条约视为“羁縻”外夷的权宜之计。没办法打不过人家，只好暂时“聊为羁糜外夷之术”。订约中官员们还担心列强纠缠不休，认为，“所赖通商为该夷养命之源，税例之增减多寡，即关夷情之向肯从违，若过为搜剔，则恐致反复”。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这两项重要的条约特权，也是以“羁縻之道”给了对手。

说到底，当时的清政府对近代条约的知识一无所知，对新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是处于朦胧的状态，缺乏必要的认识。基于这样的认知，你还能要求他怎么样呢？官员们都把与洋人打交道视为畏途，像签约这样的高技术含量的活儿，有人去做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