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大唐帝国的后半生 NO.127 改变历史的新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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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杨炎瞄准的目标，是自唐初开始已经执行了一百六十多年的赋税体系——租庸调制。

这一制度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国家按照规定给百姓授田，百姓则按照规定向国家缴纳赋税：每丁每年向国家缴纳粟二石，是为租；为政府免费服劳役二十日，或者用物品折抵役期，是为庸；同时还得缴纳绢二丈、绵三两，是为调。

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三者合起来即租庸调。

开始的一段时间，租庸调制实行得还算顺利，然而到了玄宗在位时期，由于均田制的逐渐瓦解，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人口逃亡越来越多，各级政府的户籍、田亩档案与实际情况已经有了不小的出入，租庸调制在执行时便不那么顺畅了。

而在安史之乱发生后，为了筹集平叛所需的庞大军费，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巧立名目，征收各种稀奇古怪的新税种，其随意性堪比婴儿尿床——完全没有任何约束。

这样沉重的负担，百姓当然难以承受。

富人还可以通过当官或者出家为僧等各种合法的手段来逃避征税，而穷人则只有两个办法——要么一死了之，要么一走了之，一时间，全国各地逃亡成风，有些地方留下来的百姓甚至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五，如此一来，根据户籍人口来征收赋税的租庸调制自然就难以为继了。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税制就成了朝廷的当务之急。

杨炎决定，把自己当上宰相后的首要重点就放在这上面。

可这项工作不仅涉及面极广、影响面极大，而且绝不允许出错——此时的唐朝就如同得了重病的病人，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一旦如此重大的改革出现错误，就好比重病人吃错了药，后果不堪设想。

要推动这样重大而复杂的改革，哪有那么容易？

容易。

对别人来说，也许非常难，但对杨炎来说，却很容易。

有的难题很多人要花很长时间很多精力修改很多次才做得出，但某些学霸却可以分分钟解决问题。

而杨炎就是这样的学霸。

杨炎大笔一挥，很快就拟定好了他的改革方案。

一、征税原则。

以量出制入为征税原则。即先估计国家需要的财政支出，再以此为依据制定出征收总额，将税收限制在事先规定的范围内，而不是收得越多越好。

这一点在当时是开创性的，类似于现代社会的预算先行。

显然，量出制入比之前实行的量入为出要更为科学，对百姓也更有利。

二、征税对象。

之前的老税法只对户籍在本地的人征税，而现在杨炎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不论户籍是哪里，一律在现居住地纳税。

而对于流动性更强的商人，杨炎则要求按照其利润的三十分之一缴纳税收。

三、简化税制。

之前的租庸调以及各种五花八门的杂税全部不再征收，只收取户税和地税。

四、征税基础

以家庭财产为征税基础，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以人丁为基础。

在杨炎拟定的新税法中，户税是按照每户的资产征税，资产多的交税多，资产少的交税少，地税则是按亩征粮，土地多的缴的多，土地少的缴的少。

总之，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丁，朝廷只按照你家的贫富情况来定税——按照史书的原文就是：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五、征收物品。

新税法以户税为主，而户税只收钱，不再像以前一样收取绢帛等实物。

六、征收时间。

每年征收两次，夏税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

公元780年正月，德宗李适下诏，宣布正式实施杨炎拟定的税收改革方案，由于新税法每年分两次征税，故得名“两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