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鹏论：对伯克“同”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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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鹏论
一、对伯克“同”的再思考
随着越来越深入的学习、思考与分享，坤鹏论越来越体悟到了伯克修辞思想中由“变”→“同”的精妙。
首先，修辞的基本功能是：行为者通过词语的使用促使其他行为者形成某一态度或采取某种行为。
这个基本功能同时也是“语言本身的一个基本功能”，“也就是作为一种象征手段的语言诱使对象征天生敏感的人类个体相互合作的那个可能。”
换句话说，修辞＝语言，修辞/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诱使人类个体相互合作，形成关系，造就人类群体社会。
因此，修辞/语言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生存条件。
这就是伯克整个修辞学思想的基础，将其时刻抓在手中去理解他复杂的修辞观，会容易、畅通得多。
其次，“变”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之一，一切都处于“变”之中。
在这个概率世界中，所有事物，根据参与其中的个体的数量、寿命以及自身的不确定性，“变”由多到少，“变”由剧烈到缓慢，剧烈的每秒多变，缓慢的万年可能也没多少变化。
人类社会呢？
个体众多、寿命短暂、千人千面，眼界有限，变，多而剧烈，因此，模棱多可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而这也给了修辞学存在的根基，以及生效的基本原理。
由此，伯克总结出修辞的基本工作原理就是“以变生效”。
也就是受众发生“奇迹般转化”，这样才是修辞者的真正成功。
再次，“变”的基础是“同”，“变”的起点是“同”，“变”的终点也是“同”。
志同道合；人心齐，泰山移；同心协力……，都是对“同”的最好阐释。
也就是说，“变”产生于“同”，认知上相同，道路才能一致。
所以，修辞就先要从认知入手，使受众与修辞者在某件事上达到认知层面的“同”，让受众认为修辞者和自己是“同（一）”的，只有如此，结果才能令受众的态度和行为与修辞者的动机“同”。
最后，“同”本身就代表了关系，只有人与人之间才会有“同”，比如：同学、同窗、同行、同桌、同意……
而且，人类也因为“同”才走到一起，联结成关系，进而形成群体、社会。
所以，“同”与关系，是互为根基的。
这也对应了伯克所说的，“同”是修辞学的核心概念，修辞与人类社会同时发生，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生存条件。
前面坤鹏论在介绍“同”的时候，将它的翻译确定为“认同”，现在看来，这样的处理并不恰当。
而是应该将“同”作为核心词，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分别使用“（认）同”、“同（一）”、“（共）同”等词才更好些。
不得不感叹，很多时候，少就是多，字数越少，信息熵越高，信息量越大，比如：老子的“道”。
“同”亦然，它所传递出来的思想空间、境界比“认同”、“同一”广阔得多。
二、修辞成功的必备条件都体现在“同”上
对于伯克的“同”，坤鹏论已经介绍了不少，今天借机再稍稍补充一些。
从修辞实践上看，修辞获得成功的两个必备条件都直接体现在“同”上。
一是，（语境）同；
二是，同（体）。
所谓（语境）同，就是修辞要运用在共同处在一个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背景及个人经历等方面的语言沟通环境中。
比如：在介绍修辞三段论时举的例子中的前提——高中生要上大学，否则未来找不到好工作。
如果用它劝说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人，或是劝说衣食无忧的纨绔子弟，亦或者劝说还在快乐玩耍的儿童，都得不到理想的结果。
所谓同（体），则指修辞参与双方共同拥有对某事物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信仰、思想、理念或世界观等，即对客观世界要有基本相同的认知，受众认为修辞者是“自己人”。
只有满足这两个必备条件，修辞的成功率才会大大提高。
无疑，伯克的“同”将它们涵盖其中，倡导：
有“同”，修辞者要充分利用；
无“同”，修辞者也要发现“同”。
那么，什么叫发现“同”呢？
伯克认为，“同”来自于“实质”这个概念。
自我，由各种实质或特性构成，包括：物质、职业、朋友、行为、信念和价值观等。
当我们与他人享有某些共同实质或特性时，我们就取得了和他人的“同”。
尽管每个人的自我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肉体结构、人性、居住和工作的环境、社会文化、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和推理能力）具有共同的实质、特性，从而使人类具有趋同的经验和认知假设，以及趋同的推理能力，因此，不管是语境，还是认知，一定会有至少一种共同的因素。
发现并找到这些共同的因素，也就使得修辞者与受众不管是语境，还是特性上，拥有了“同”。
在伯克的逻辑中，A与B在某个实质或特性上“同”，A与B在这个实质或特性上就是同（体）。
比如：男人和女人虽然不同，但是在人性这一特性上，他们是同（体）；老师和学生在身份上有所不同，但在知识的传播与接受方面，他们是同（体）；医生和患者由于健康因素成为同（体）；商家与消费者由于某种产品的利益成为同（体）……
三、什么是新修辞学？
介绍完伯克的修辞思想后，再来讲解什么是新修辞学或现代修辞学就容易多了。
因为，新修辞学的灵魂基本就是伯克的修辞学思想。
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亚里士多德代表着西方古典修辞学，而伯克则是不容质疑的新修辞学鼻祖，所以，也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第二。
当然，在学习了坤鹏论的修辞学系列文章后，我们也该了解到，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直到13世纪才有最早的拉丁译本，15世纪才开始引起意大利学者注意并首次有了印刷版，直到19世纪才被看成对修辞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因此，说他完全左右了西方古典修辞学，是太夸张了些，对西方修辞学的了解不够。
坤鹏论认为，要想全面了解西方古典修辞学，还要学习高尔吉亚、伊索克拉底、阿那克西米尼、西塞罗、昆体良、尼采等修辞大师的思想和著作。
而伯克也曾经深入地学习和研究过这些先辈，在其著作中用100多页专门进行了介绍与评论。
不得不承认，从20世纪开始，世界是以美国为中心的。
除了影响至今的各类主要科学技术外，20世纪以来人类思想之火最为旺盛之处也在美国。
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修辞学发端于美国。
20世纪早期，以沿袭西方古典修辞学为目的的语言交际学在美国出现。
因为它主要受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思想的影响，所以，其重心还是在于演讲层面，重点关注人际交往、群体交往以及跨文化交往等各种人类交际行为。
但是，它忽视了话语的内容、形式以及语言本身，也就是说，重形轻质。
后来，随着新文学理论的兴起和繁荣，语言交际学才渐渐转移到对各种话语的文本分析上来。
20世纪50年代后，语言交际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兴趣开始扩展，并形成了一系列新分支，比如：人际交际、群体交际和社团交际。
由此，修辞的研究与教学也得到了发展，特别是西方古典修辞学倾向开始逐渐消失。
美国人渐渐倾向于将修辞看作是思想活动，具有哲理性，重视写作。
而伯克在20世纪40~60年代的各种修辞学著作在这中间起到了最为重要的奠基、启迪作用，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修辞学的再度复兴。
总的来说，从20世纪20年代西方修辞学开始走出低谷，渐渐成为了一门在西方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新学”。
其盛况与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期作为“显学”的修辞学不相上下。
学者们，尤其是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发现，修辞学能够解决许多传统的意义理论所提出的问题。
而新修辞学家则紧密联系社会，从多个理论领域汲取营养，使修辞学的理论和思想得以扩展, 使之成为一门 “有效地使用话语的综合性的语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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