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仲昌 | 一只大锣
花洲文学
一只大锣
文 | 胡仲昌
每当我听到“咚咚锵、咚咚锵”那种优美、欢快的节奏时，便想起我童年时见过的那只已生满绿锈，右上方有个约4厘米大豁口的大锣。
听奶奶讲，这只大锣是在很多年前，太平天国后期一位捻军将领为了摆脱清军的追杀，便于突围，留给我们胡家的。从此，它就成为我家唯一的“宝贝”，可惜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丢失了。这只大锣是被一位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过的，这位烈士就是我的三伯父——胡传水。
三伯父很小的时候就迷上了花鼓灯，经常同村里小伙伴们一起，在附近的各个村庄打起锣鼓，扭着秧歌，翻起筋斗，表演起花鼓灯。在方圆几十里乡村是个小有名气的小演员。
1938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大锣声中，三伯父在台上接二连三地翻筋斗，台下一位刚从台儿庄战役下来的国民党军官对三伯父的表演看的很入迷。看完表演后，他用手拍了一下三伯父的肩膀说：“小子的功夫很不错嘛，不过年纪太小了，要是再大点，我就把你留在咱们部队，表演给弟兄们看，来鼓舞他们的斗志，让他们上前线打小鬼子更带劲。”
就在三伯父刚满16岁那年，老家凤台传来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消息。这一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三伯父同前院的二歪、后院的三扁和四园，突然离家出走。临走时，还把我家那唯一的传家宝——大锣带走了。从此，我奶奶日日想、月月盼，不知落了多少泪。后来，她老人家才听说，他们到宿县那边参加了新四军，在彭雪枫将军所在的部队里当上了宣传员。
果然，三年后的一个夏天，三伯父身穿一身灰色的军装，背着长枪，手拎着那只大锣同村里一起出走的二歪、三扁、四园一起，回到了离别三年后的家乡，这一天奶奶见到身材魁梧的三伯父时，悲喜交集。站在三伯父旁边的一位姓孟的副团长高兴地对奶奶说：“大娘，你儿子小胡参加了我们新四军，专门打小鬼子，替天下穷苦人报仇，他们这班人在我们师里都是骨干演员，小胡还是咱们团的宣传班长呢。”
同年秋的一个晚上，三伯父在下属一个连队演出完毕后，提着那只大锣，同另外7名演员一起，趁着月色，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返回师部。当他们路过一条山涧沟拐弯处，突然，在不远处隐隐约约地发现有近30人推着小车，扛着粮袋，叽哩哇啦地朝鬼子据点方向运粮。三伯父身后的一位同志，话也没有说，立刻端起歪把子机枪同鬼子汉奸交上了火，其他的同志有的举枪射击，有的向敌群扔手榴弹，三伯父也拿起那只大锣，哐、哐、哐地擂了起来，并大声喊着：“新四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我军闻讯也纷纷地赶了过来。不到半个小时，这支由鬼子汉奸组成的运粮队伍就这样地给报销了。这场战斗，在我军某营的大力配合下，除打死鬼子、汉奸15人外，又俘虏日伪军19人，缴获粮食五、六千斤，其它物品若干件，被师里评为集体二等功。三伯父也受到了师首长的嘉奖。
1944年的冬天，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三伯父所在的这个营，为了掩护全师官兵们的安全转移，在一个名叫土圩子的村庄同敌人激战了两天三夜，已弹尽粮绝。这时三伯父发现司号员小刘牺牲在战壕里，当营长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发动冲锋时，三伯父立刻来到营长面前说：“报告营长，司号员小刘牺牲了，我来用这只大锣，让战士们冲杀敌人。”营长听到这些，立即给三伯父下了命令，三伯父拎着这只大锣哐哐哐地擂了起来，战士们个个精神振奋，端起枪拿着大刀冲向敌人。正在这个时候，我军援军已到，全歼了这股敌人，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反扫荡的任务。
三伯父这支小分队除了行军打仗，到前线慰问英勇杀敌的将士外，还经常宣传发动当地群众。
1945年9月20日农历八月十五，对于三伯父来说，是个不幸的日子。
这天一大早，同往常一样，整个宿县城洋溢着抗战胜利的气氛。
三伯父所在的那支部队的宣传队，来到当地群众当中，擂着大锣，咚咚呛、咚咚呛，玩起了花鼓灯。队员们有的打起腰鼓，有的扭着秧歌，还有的踩着高跷，唱着那高亢的《军队和老百姓》，庆祝抗战胜利。
中午时分，一支国民党匪军机群，由南朝北朝这座县城飞来。轰隆隆、轰隆隆，朝这座县城投下了炸弹。
老乡们的哭喊声，叫嚷声接连不断，三伯父正要让群众安全转移，一颗炸弹“嗖”的一声朝他这边投来。他眼明手快，喊了一声“快卧倒”，把大锣立刻扣在没有来得及转移的一位带幼儿的妇女身上，自己又奋不顾身的把那位幼儿扑在地上，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了横飞的弹片。
妇女幼儿得救了，三伯父却身负重伤，昏了过去。等他醒来以后，只说了一句话：“大嫂，我死后，请你把这只大锣交给我妈。”说罢，就安详地合了眼。牺牲时，他才22岁。
后来，人们才发现这面大锣，为了就这位妇女，被横飞的弹片炸开了一个小豁口。
1947年夏天，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转战大别山。就在这年的冬天，我三伯父所属的那支部队来到我村。一位当年同我三伯父在一个营战斗过的姓孟的副团长，把这只带有豁口的大锣交给了我奶奶，并把我三伯父牺牲的情况告诉了奶奶，奶奶听了这个噩耗悲痛万分，经常望着那面大锣呆呆地出神。
1949年1月中旬，淮海战役胜利不久，我们老家解放了。奶奶让我小叔拿着那只大锣同南下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们一起，到县城里玩起花鼓灯，庆祝解放。
1970年12月底的一天，天上飘起细细的雪花，由造反派上去的公社革委会孙主任，同其它几个人来到我家，对奶奶说：“老太太，公社要排练革命样板戏，听说你家有只大锣，借给我们用用。”奶奶回答说：“孙主任，那只大锣是我们胡家几代人的传家宝，不能往外借。”
“你这个死老太婆，敢破坏革命样板戏。”孙主任朝我奶奶身上踹上一脚，带着几个人愤愤地走出了我的家。
过后，由于奶奶得罪了公社的那帮人，他们给我奶奶头上扣上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帽子，整天挂牌游街，罚站。奶奶挨冻受饿，受尽了折磨。
奶奶是1972年12月23日下午去世的，享年79岁，临终前还喊着我三伯父的名字。
就在奶奶去世的当天晚上，那位公社革委会孙主任，因嗜酒过量，连人带车摔在100多米深的山涧沟里。由于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死了。
后来，那只带有豁口的大锣，还是被公社那帮人借了去，我最后一次见到大锣是在1974年的春天。那一天，学校正在开批林批孔大会，当众多的学生听着我家那只带有豁口的大锣响声时，我才发现那只大锣在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黄某的手里。再后来，那只大锣在那场运动中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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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仲昌，安徽凤台人，大学本科。1962年生，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30多年来，共发表作品30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