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大学你就轻松了！”真是这样吗？
▽
上了大学你就轻松了！
真是这样吗？
文 | 聂辉华
01
为什么要上大学？
这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看上去非常“无聊”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求学读书呢？
让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境。你和你周围的小伙伴们都想去本地一家著名的互联网公司上班。这家公司需要很多聪明人，并且根据聪明程度来支付薪酬。现实生活中，谷歌、微软和华为就专门设立了这种“天才”岗位。当然了，聪明只是成功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因素。你的小伙伴们有些很聪明，有些一般聪明，你们知道各自的聪明程度，但是公司在招聘你们之前并不知道。
因此，你们和公司之间存在一种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显然，每个人都希望进公司拿高薪，但如何证明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呢？经过摸索之后，大家发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去读书。一个人要想在学校考高分，必须有很好的记忆力、推理能力和计算能力，而且越是聪明的人学起来越轻松，越是不聪明的人学起来越吃力。读书需要投入时间和金钱，但读书本身并不会提高你的智商，因为智商往往是天生的。
当读书成为一种证明自己的信号时，你会怎么选择呢？这就说到做出最优选择的两种规则。
首先，你需要权衡读书的成本和收益。成本-收益分析法就是经济学的独门秘籍。读书的好处是，你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聪明人，毕业后就可以到企业拿更高的薪酬。读书的成本是，你耽误了几年时间，还要交纳学费，而这几年去上班本来可以挣到一笔钱，这笔钱就是你读书的机会成本。同时，你还要考虑到读书的努力成本跟你的聪明程度有关。
其次，你需要考虑其他小伙伴和公司的策略。当公司把读书作为挑选员工的手段时，如果有很多自认为聪明的小伙伴都去读书了，那么自认为聪明的你，就需要比他们多读几年书，这样才能进一步将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当聪明的小伙伴们都这么考虑时，博弈的结果就将是，读书的年份越来越长，比如从大学本科读到硕士，从硕士读到博士。在这个博弈过程中，直到有一部分最聪明的人终于成功地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出来，这场拼智商的游戏才会结束。
02
两种均衡
在这场读书博弈中，斯彭思教授推断，最终将形成两种均衡。第一种均衡叫“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就是不同类型的参与人通过发射不同的信号分离出来。很聪明的一群人先去读几年书，然后再进公司工作，并且在公司上班后直接获得较高薪水；而一般聪明的另一群人干脆不读书了，一开始就进公司工作，从而获得普通薪水。总之，不同聪明类型的人通过是否读书发射了不同的信号，可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大家都是通过读书来发射信号的时候，想要证明自己聪明的人，究竟要读几年书才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取决于群体的智商分布，以及相应的分离成本和收益。如果一个群体中大部分人智商一般，那么少数很聪明的人只要上大学就足以将自己与普通人区分开了。
电视剧《小欢喜》剧照
如果一个群体中多数人都比较聪明，那么极少数超级聪明的人（比如IQ超过140）为了和很聪明的人区别开来，他们必须读完博士；那些很聪明的人为了与一般聪明的人区别开来，他们必须读完硕士，以此类推，最后，不太聪明的人就没必要去读书了，因为他们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再去证明自己。因此，读书作为一种信号，实际上是一种连续变量，可以将两种乃至多种人区分出来。这也可以理解为，能力强的人需要投入资源去主动证明自己，而能力差的人只能等着被别人证明。
但分离均衡并非唯一的结果。如果有人发现，虽然花费了很高的代价去读书从而证明了自己的智商，但是多读书得到的高工资并不足以弥补读书的成本，此时他就会减少读书的时间，直到读书的收益刚好等于读书的成本。
很有意思的是，斯彭思发现，存在这样一种临界点：当人们发现读书带来的好处和成本一样多时—也就是说，多读书并没有用，所有人都不再读书了，或者所有人都去读同样多的书（例如九年义务教育），然后宁愿被公司当作普通人支付普通薪水。这样的结果叫作“混同均衡”（ pollingequilibrium），即所有类型的求职者都发射同样的信号，公司在事后仍然无法区分求职者的真实类型，只好按平均类型和平均工资来对待了。
03
过度证明
极端情况下，如果这个社会人人都去读博士，那么读博士也就没有信号价值了，跟没读书是一样的。可见，发射信号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的，有时发射信号不如没有信号。换句话说，有时没有必要去证明自己。
最有意思的是，有经济学家发现，如果一个群体里大多数人为了证明自己不同于极少数人，而投入大量资源去证明自己——比如都去读博士甚至做博士后，虽然信号发射会成功，但是从社会最优的角度讲，这可能导致了过度证明，浪费了宝贵的社会资源。好比两个公司打价格战，不管谁最后赢了，其实两个公司都输了，因为赢了的企业也赚不到利润，最后必然都倒闭了。这其实是一种“囚徒困境”。因此，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应该避免每个人过度证明自己。就像孔子的，过犹不及。
那么，如何避免参与人过度证明从而导致资源浪费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数年前，中国有两家主要的网约车公司：一家叫“滴滴”，另一家叫“快的”。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网约车司机，都希望选择实力强的一家。但是当时的市场形势并不明朗，对于大家来说，两家网约车公司的实力强弱都是不对称信息。
于是，为了证明自己更有实力、资金更充足、市场规模更大，滴滴和快的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开始了长达几年的“烧钱”游戏。两家公司采取各种政策补贴消费者和司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有人甚至只花1分钱就可以打车，但是这样的情况没有持续太久。
2015年2月14日，在情人节那天，两家企业宣布合并为一家企业，名称就叫滴滴。为什么两家水火不容的企业突然就合并了呢？2015年，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在香港大学的演讲透露了背后的秘密。马化腾说，我支持滴滴，马云支持快的。我们就像打仗，一天大概亏损2000万，再到3000万，我们最高一天亏4000万。谁也不敢收手，一收手就前功尽弃了。最后我跟马云沟通，在很多资本方的撮合下合并了。
对于企业来说，价格战就是一个发射信号的囚徒困境。如果不敢打价格战，企业就会被市场认为是弱者，从而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是打价格战又是一种双输的结果，这就是过度发射信号。
其实，日本企业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认识到，企业之间打价格战是“自杀式竞争”。为了避免过度发射信号，他们采取了三种方式。第一，鼓励企业之间交叉持股，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第二，鼓励企业之间在不同领域加强合作，避免同质化竞争。第三，鼓励企业抱团“走出去”，一起去占领海外市场。日本企业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在信息不对称下，参与人可以通过发射信号，向别人证明自己的真实类型。除了读书，大家去考取各种证书，企业参与社会慈善活动，以及企业家担任一些社会荣誉职务，都属于发射信号。总之，只要你能做别人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你和别人就区分开来了，这就是分离均衡。
但是发射信号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发射信号的成本和区分之后的收益是差不多的，那么所有人都会选择同一种信号或者干脆都不发射信号，这就是混同均衡。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过度发射信号，这会导致资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