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始末考略
王汉章《刊印总述》云：“官刻之书，自曾文正金陵设局以后，浙、粤、鄂等七首官书局踵兴，今多犹存焉”(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与江浙官书局齐名的湖北官书局，又名崇文书局，是晚清全国著名的四大书局之一。由于它有70年的历史。其所刻之书不仅数量较大，质量亦精，且流传甚广，影响最大。在客观上它对于祖国的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多有贡献，特别是在保存和传播湖北古代文化典籍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
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设于何时，何人创办?有从事研究者提出疑问。
吴家驹在《清季各省官书局考略》(《文献》1989年第1期)一文中说：“湖北书局又称崇文书局，局址武昌巡道岭。《中国古籍印刷史》云设于同治末年，但据书目记载，同治七年(1868年)已刊有《仪礼注疏》(见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可见至迟在同治七年已经设局。创办人不详，《官书局书目汇编·引言》云创于左宗棠之手，但纵观各省官书局之创始者，均为当地军政大员(总督、巡抚等)，而左氏此间督陕甘(前推则总闽浙)，为何去湖北设局，尚不解。”其实，关于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创立的时间及其创办人问题，在黄嗣艾《湖北公藏版刻提要》之“湖北省立官书处本末记”(后简称“本末记”)一文中均有明确记述：“当初议开设书局，动自胡文忠公，而湘乡曾文正公赞之，曾忠襄公渐行之，至李文忠公实业其事。”“考官书处初名官书局。清同治六年十月十五日，在候补街正觉寺内开设。合肥李文忠公方为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奏派候补道平湖张炳建、补用道金华胡凤丹经理之。”
李瀚章，安徽合肥人。1865年(同治四年)任湖南巡抚，1867年授江苏巡抚，未任。旋署湖广总督。1868年任浙江巡抚。再署湖广总督。关于李瀚章创办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也在《湖北通志·宦绩传》中有所记述：“李瀚章，同治初，再署湖广总督，旋实任。奏设崇文书局刊刻经籍。”
光绪湖北崇文书局刻本 博物志
湖北官书局开设之初，局务无甚进展。李瀚章既是地方军政大吏，又是研究“舆地历史”的学者。在他再署湖广总督时，为推进湖北官书局的局务进展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一是将“湖北绅耆原设之崇文书局”“收并”于官书局。所谓“湖北绅耆原设之崇文书局”，系指原设在汉口花楼街的“楚北崇文书局”(现湖北省图书馆所藏(清)张伯行撰《小学集解》<6卷>，扉页上署有“同治六年楚北崇文书局刻本”字样)，湖北官书局雅号崇文书局，盖源于此。二是效仿江浙书局的管理体制，实行“绅督官佐制”。为把崇文书局办成具有商业赢利性的和有现代色彩的书局，有关经费筹措，校雠人选，官员提调，均由李瀚章直接督办。为办好崇文书局，他遴选、奏请名士胡风丹(月樵)任编校兼主管经营。三是总督李瀚章与同事诸公搜集古籍善本，并动员地方官吏和社会名流向书局捐送善本以便刊刻。“如江夏彭廉使嵩毓、张尚书凯嵩等，监司如南海张侍郎荫桓等，莫不取私刻善本，送储局毅然规画之。”(黄嗣艾：“本末记”)
在李瀚章的督办下，崇文书局首刻《四书》、《十三经》原注读本，《钦定七经》、《御批通鉴辑览》等书；续刊《说文文选》、《资治通鉴》、《百子全书》和《正觉楼丛刻》28种。《正觉楼丛刻》，系总督李瀚章与在事诸公所搜集古书28种所刊。由于书局设于正觉寺，寺内有楼名正觉，故名《正觉楼丛刻》。崇文书局所刻之书，由胡凤丹精选精审，详加校勘。经其精审精校的经、史类书达60余种。是时前往购书的读者络绎不绝，崇文书局门庭若市。嗣艾“本末记”中记载：“相传初时民间购读官本者，门无停轨，今尚可想见承平之风焉。”
二
清同治八年(1869年)，湖广总督李瀚章与江浙地方官吏联系，并奏请合刻《二十四史》，此事曾得到调任直隶总督曾国藩的赞赏和支持。曾国藩曾致两江总督马新贻函称：“顷见李少帅奏牍湖北书局与苏、浙、金陵各书局合刊《二十四史》，诚属善举”(《国学书局本末》)。是年，湖北崇文书局与金陵书局、苏州书局(李鸿章创办)、浙江书局议定合刊《二十四史》。金陵书局承担《史记》至《隋书》十五种，后淮南书局分其《隋书》一种；浙江书局刻《唐书》、《新唐书》、《宋史》；苏州书局刻《辽史》、《金史》、《元史》；湖北崇文书局承担刊刻《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和《明史》。
清同治八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 国语
同治十一年(1872年)，湖北崇文书局刊印汲古阁本《新五代史》(74卷)和武英殿本《旧五代史》(150卷)，蔚成大观。光绪三年(1 877年)，崇文书局刊出《明史》（332卷）。湖北与江浙合刊《二十四史》，此种和衷共济、协同刊刻史书之壮举，曾传为书林佳话。崇文书局因刊印此种弘扬文化与益世之作，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
光绪三年，崇文书局不仅刊印了《明史》，还刊印了《水经注》(40卷)、《意林》(5卷)、《阙史》(2卷)、《世说新语》(6卷)、《楚辞辨证》(2卷)、《楚辞集注》、《离骚集传》、《文心雕龙》(10卷)、《尚书大传》(4卷)、《制文体要》、《人谱类记增订》(6卷)等20余种，其中有些堪称善本。
崇文书局的经费来源，由于得到李瀚章的特别关注和地方官吏及学士乡绅的支持、赞助，加之经营管理得法，故能源源不竭。因此，书局做到“凡一切有用之载籍，补残而印，求善而刻，不惜乎度支之繁费”。
是时，崇文书局的发展具有一定规模。仅刻印和装订的生产场地就有十间房屋，日有六七十名手民缮刻刷印。为保证刻印质量，书局对刻工选择亦严。因而版片雕刻工艺甚为精致。其“镌工精雅，为各省官书之冠”(《最近湖北教育一览》，民国21年<1932年>11月版，汉口新昌印书馆印行)。这一点，黄嗣艾在“本末记”中亦有记述：“湖北官本，以仿清初期钞写本为多，以影宋本为尤多。至体质笨拙之元代本、明嘉靖后之重眉密行钩勒圈批，今方局则俱无有。”
崇文书局刻本，在全国流布甚广。“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江南盐巡道孙公衣言以江宁士子寒酸者多难于得书，请予总督曾文正公取江宁、江苏、浙江、湖北四书局新刊经籍每部藏书于惜荫书院”(《读纂江宁府志·实政》)。左宗棠在西北任职时，曾专门订购崇文书局刻本发往西北。他如上海、天津、吉林、河南、四川等地也常有汇款崇文书局索书者。
三
崇文书局的发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得力于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同治六年(1867年)，张之洞出任湖北学政，“仿浙之诂经，粤之学海，创建经心书院，择岁科高等生肄业其中，人文兴起，学业臻盛”(《湖北通志·宦绩传》)，为崇文书局发展刻书事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1 869年，张之洞创建经心书院(设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课程)，该院主讲应山左绍佐将该院肄业士子课卷，仿广东学海堂及浙江诂经精舍体例进行选编，分为四卷《经心书院集》，交崇文书局刊印。光绪十四年(1888年)，崇文书局相继刊印了《经心书院集》(4卷)、《经心书院续集》(由该院主讲谭献编，共12卷)。
光绪十五年(1889年)，学者型的张之洞善于结纳文人，宏奖士流，鼓励刻书，对崇文书局尤为重视，每月从善后局拨银数千两予以补贴。张之洞与主持局务的名士胡凤丹交往甚密，并予极力支持。
胡凤丹，字月樵，浙江永康人。同治间官湖北观察使。学识渊博的胡风丹自主持崇文书局后，与江浙书局常相应和。胡曾在《嘉惠堂藏书目序》中云：“浙省奏开书局，多借君家藏本备勘，其于乡贤遗著，网搜尤笃。”胡还曾主纂过《黄鹄山志》，为之序；并与鄂籍官绅张凯嵩(尚书)、刘维桢(副提督衔)以及彭渔帆、张月卿、张鹿仙、刘干臣、何白英、陈心泉、诸迟鞠、僧莲衣等名士结为诗课，分题选韵，常相唱和。胡凤丹将诗选编成《鄂渚同声集》，请张之洞为之作了序，由崇文书局刊印(王葆心：《续汉口丛谈》)。
光绪十六年(1890年)，总督张之洞将前任湖北学政、四川万县赵侍读尚辅三余草堂搜集校刊之《湖北历代名贤显述》的版片，包括《御定易经通注》、《周易集解纂疏》、《毛诗原解》、《春秋楚地答问》、《孟子要略》、《论语类考》、《江汉丛谈》等31种，287卷，以白银四千两购回，交崇文书局陆续汇刻，并改称《湖北丛书》，后又易名为《江汉丛书》，由崇文书局刊印。其后，张之洞还将其科试湖北各府州员生的佳作汇编成《江汉炳灵集》(5集)，交付崇文书局刊行。张之洞所著之《輶轩语》，亦由崇文书局刊行。
四
张之洞办洋务，深感人才之绌：“尝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张文襄公治鄂记》)。其督鄂期间，奏请废八股，兴学校。推行教育改制和兴办文化设施，以大力培养适应洋务需要的人才。是时，崇文书局亦适应时代潮流，为推动新兴教育事业发展刊刻新书。
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创办新型书院——两湖书院(学科设有经、史、理、文、算、经济、舆地学、兵法、格致、体操等课程)。同年，他还会同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之父)扎饬湖北藩司(布政使)于次年在武昌设立湖北舆图局，并任命邹代钧为总纂，刘汉藻为提调。经过数年的努力，舆图局编纂、绘制湖北舆地图书多种。在崇文书局刊印的图志类书中就有：《清一统分省地舆全图》(20册)、《清一统地舆图》(12册)、《光绪湖北舆地》(4册)、《长江全图》(5册)、《鄂省全图》(1张)、《武汉城镇合图》(1张)等。
张之洞为办洋务，把翻译出版西书作为当务之急。光绪十七年(1891年)，他延聘上海格致书院山长王韬搜罗西书，分十二门类，并请两湖书院任教的著名数学家华衡芳翻译、编纂，陆续汇齐付印。
张之洞“患弱而练兵”，“以讲中国自强之学”，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先后在武昌创办自强学堂(分设英、法、德、俄四种语言课)和武备学堂。并规定“专置古今中外有用书籍、图画之属，以备学者浏览”。此时崇文书局特别是对新式教科书、科学技术类书和教学参考书的编纂刊刻十分重视。如湖北武备学堂编译之《湖北武学》(20种)，由崇文书局刊印。《湖北武学》包括：体操、打靶通法、快枪图说、护队集要、地势学、步队、马队、炮队战法、雷火图说、修路学略、军械图说、枪法图解、侦察要略、造桥图说等20余项。此书印行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是时清政府兵部拟开兵学馆，还专门索取《湖北武学》等作为课本之用。
此外，崇文书局所刊印之《图画临本》(8册)，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被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列为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并被全国小学堂广为采用。
崇文书局所刊之书有署名湖北官书处(局)、鄂官书处(局)刊本者，亦有署名湖北崇文书局，崇文书局刊本、重刊本、刻本者。崇文书局刊行的书籍中，经史子集的书占有相当数量。经部有《经典释文》、《康熙字典》、《说文解字》、《字典考证》、《说文通检》、《十一经音训》、《经学初程》等；史部有《稽古录》、《明通鉴》、《史通削繁》、《读史兵略》、《湖北通志》、《清会典》、《清律例汇辑便览》等；子部有《孔子集语》、《医宗备要》、《徐氏医书八种》、《沈氏尊生书》等；集部有《唐宋八大家类选》、《文章轨范》、《胡文忠公遗集》、《张文忠公集》、《精刊太白集》等。除经史子集类书外，有关数学、天文、生产、政治、法律、军事类读物也刻印了一些。数学家华衡芳的《算草丛存》(8卷)及清圣祖的《御制万象考成》(15册)、《钦定康济录》(4卷)、《荒政辑要》(9卷)、《捕蝗要诀》、《警监正则》等。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先后刻书，有人统计250余种，实则有300余种，积累书版144700片。方志学家朱士嘉1933年编《官书局书目汇编·缘起》中指出：“官书局创始于同治，极盛于光绪。”这两句话也是对湖北官书局情况的极好慨括。
五
光绪后，湖北官书局情势江河日下。
1911年，武昌辛亥首义之际，清军驻于湖北官书局所在地的正觉寺内，书局成为军储所。驻军用书和版片烧火做饭，因而损失不小。1912年(民国元年)，革命政府建立，无暇顾及书局。王汉章《刊印总述》云：“民国成立，军事频年，戎马倥偬，鲜暇及此。且自军兴以后，原有各省设立之官书局，在减政裁并方策之下，纷纷停办。”此间湖北官书局亦基本处于半停办状态。
民国14年(1925年)夏，湖北官书局改为湖北省立官书处，由汉阳人黄嗣艾任官书处经理。官书处处址由武昌候补街(崇府山南)正觉寺迁至武昌巡道岭(今武汉市武昌胭脂路附近)。黄嗣艾仅“就寺内余藏”“方谋刻补”，“更商请”购置家藏本，欲苦心经营一番(“本末记”)。
民国15年(1926年)，北伐军进驻武汉时，省教育厅派员保管官书处，月发保管费120元。翌年方始复业。
民国17年(1928年)，湖北官书处奉省政府令，从杨承禧家提取《湖北通志》版片94架，进行整理，并竭力筹措资金，于1930年将《湖北通志》印行了100部。
在雕版印刷日趋没落、新的印刷技术日益兴旺之际，官书处(局)经理黄嗣艾在“本末记”中表述了自己的悲观心情：“虽然今之人皆以为书局不可废矣，其所以必不可废者，徒使摩挲此版片间无以发扬，……则不近于废之也几何。又徒恃铅堑之精良，无一学人宝贵之典则，入而览之者神游海市，矜奇骇异，不切日用乎则近于不废而废也几何，嗣艾窃有惧焉”。
民国25年(1936年)6月8日，湖北官书处(局)撤销。其版片75467块、书籍10186部移交湖北省图书馆，局址改为湖北省图书馆崇文书局保管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1953年9月，经中南文化局批准，将省图书馆所藏之原崇文书局所刻各书复本286种、3169部、115l6册，分别赠予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十个省级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和武汉大学等三所高等院校图书馆及武汉市人民政府、中南文化局资料室；原崇文书局精雕之《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图书版片，作为贵重文物存于湖北省博物馆中。它们丰富了我国的馆藏。
在我们研究中国、湖北出版史中，不能忽视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方振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