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争议最大的一个作家：张贤亮小说批评之争
批评观念的嬗变:张贤亮小说批评之争
张贤亮是新时期以来引起争论较多的作家，他的作品争论涉及婚恋伦理、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学风格多个方面，可谓研究新时期文学批评演变的重要个案。程光炜曾提出:“今天很多对十七年、90年代、包括对当代文学的看法，都是从80年代的知识立场中孕育出来的，那里原来有很多没有被充分意识到和理解的所谓'知识的原点’。”通过这些“知识的原点”，联系复杂的“周边”，能够让我们更为清晰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归来”作家之一的张贤亮，其主要文学创作始于70年代末，延续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曾被称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争议最多的作家之一”，将其作为“知识的原点”，透过相关争论，对于研究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观念和批评话语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1.1
文学批评从争议开始
在文学批评的道德伦理观念和意识形态观念演变的同时，文学批评自身的艺术标准和话语也在不断进行着梳理和调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批评尺度的变化，一是文学理论的不断丰富。
在新时期以来的重大文学争论中，总是会产生关于争论本身的标准和尺度的探讨。面对不断出现的文学争论，刘再复认为真正的文艺争鸣“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动力工程”，应该具有真诚的态度，不应该是“阶级斗争的策略”，不应该是“打棍子”的文风。在张贤亮的小说引起争论之后，同样总有批评者对争论本身进行反思。如《宁夏日报》组织关于《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的讨论之后，有论者为此大加赞扬，为能够组织公开的文学争论而“叫好”。《灵与肉》发表之后引起争论，有论者为作家鸣冤，明确提出“要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白烨认为关于《绿化树》的部分批评文章“超出了一般的文艺批评，而迹近于政治判决”，“继续警惕和肃清文艺批评中的左倾思潮的流毒，仍然是今天的任务之一”。邱成学认为关于张贤亮的文学批评或带有“左”的余波，或缺乏勇气，是“一种徘徊在新与旧、传统与现实十字路口上的批评”。瑏瑠南帆从当时学界对张贤亮、阿城和张洁等作家的评论出发，反对“哨兵”甚至“宪兵”式批评，提出文学批评应该具有一定的自由和视野以及不断探索的勇气，主张争鸣者的真诚、尊严和价值。许子东则用“围困”一词形容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所引发的纷繁复杂的批评困境，一方面显示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自由的争鸣氛围和面对争议作品形成的壮观的批评成果，同时也显示了文学批评价值标准和批评话语的迷乱，即在打破了极左批评模式之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建构过程中的无序状态。对文学批评如何参与争鸣的探讨，显示了80年代前期文学批评挣脱极左思维、建立公平的批评语境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新时期以来的多元、独立的文学批评方式就是从“争论”开始的。
1.2
批评标准的不断变化
不仅批评标准和观念在不断寻求突破和解放，实践中的文学批评自身也在不断丰富自己的美学内涵，在理论视角和思想资源上不断推陈出新。除前述两性伦理道德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突破，在文学批评自身的美学理论建构上也不断推陈出新。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对极左文艺思想的批判和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背景下，文艺批评中对作品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艺术特色较为重视。批评界对张贤亮的小说批评自然也免不了对真实性的讨论。当《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问世后，有读者对小说中描写的苦难生活是否符合当地社会现实而提出诘问，由此引发对小说真实性的争论。《宁夏日报》“六盘山”文艺副刊曾组织稿件专门对此进行讨论，最终是以小说的悲剧意蕴的社会效果问题结束。有论者认为他的小说是“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深化下去”的硕果;曾镇南认为张贤亮最重要的文学价值是“深沉而广阔地反映了时代风貌”。诸如此类，直至8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范畴的艺术探讨在张贤亮小说研究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对把握张贤亮小说创作的时代特色和写实风格固然有益，但过于注重历史真实和现实效果的视角也有其局限性，即往往容易将其与历史或现实进行对比考证，符合历史事实的就是好作品，否则就不成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作品的非现实主义成就。
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文学界对“方法论”的提倡，现实主义理论不再是文学批评的主要理论资源，符号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等多种理论拓宽了文学批评的视野。在关于张贤亮小说的研究中，季红真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发现了张贤亮系列小说中劳动者和知识分子这两个彼此参照的世界，并认为这是他总体创作的两个基点，以此分析作家创作水平的波动和美学风格的欠缺，在当时的批评文章中显出了作者独到的学术眼光。王晓明和李扬从叙事学层面解读张贤亮作品，许子东从知识分子书写角度入手，将张贤亮的小说放置在中外同题材小说的视域中对比考察，分析评价张贤亮小说表现出的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精神分析理论在80年代西方文学思潮大量涌入的时候，成为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炙手可热的理论资源，为批评家提供了进入作家文化心理和小说潜意识层面的理论钥匙。这在张贤亮的创作和研究中得到充分展现。王一川较早地运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王蒙和张贤亮小说进行研究，发现了二人小说中“自嘲”和“自虐”的反讽模式。李遇春将张贤亮小说置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框架中予以解读，邓晓芒从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考察90年代中国社会的精神境遇，认为章永璘懦弱人格的根本原因是“回到子宫”的恋母情结。
1.3
文艺批评的建立
除精神分析理论之外，在90年代以来的理论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对话语、权力关系的探讨也是热点之一。南帆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福柯的权力与性的理论结合起来，从文学、革命和性三者的关系角度分析了张贤亮小说中性冲动和革命激情的“美学对称”。郑万鹏对张贤亮小说的解读也有独到之处，他不仅看出了张贤亮小说艺术表现中的直觉艺术和存在主义特征，同时还敏锐地发现了张贤亮系列小说中的西部文化底色，虽然论述仍围绕文化心理和艺术特色，但视角新颖，富有创见。其他角度如对张贤亮小说语言艺术的发掘和复调理论的解读也都具有理论上的创新。就文学批评自身来讲，正是这些批评视角和批评理论的不断开拓，建构了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审美品格和独立地位。
作者：马占俊
来源：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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