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川边风云》辑录（8）

1905.川边近现代史的一个节点

—巴塘“凤全事件”始末

巴塘“凤全事件”始末（8）　　　　　　　　　　

治边何易 (三)

川督鹿传霖坚执“易换番官”，而朝廷考虑的则是这个川督“不知三瞻介在里塘，为入藏要路，此等办法达赖岂肯甘心？”明示：“保川固要，保藏尤要。”进而指出“筹善后，设流官，此保川之计，非保藏之计也。”十一月辛丑（１２月１４日）又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瞻对关系川藏大局，请饬筹经久之策以杜外患而固边防一摺。瞻对一事迭经传谕鹿传霖通筹全局，妥慎办理。此奏所称撤去番官，建置汉官，设兵戍，开垦屯田各节是否悉合机宜？”也要“身任封圻”的鹿传霖“当兼筹川藏全局”妥筹（据《清实录. 德宗实录》）。

不出所料，尽管朝廷为瞻对归川之事要讷钦说服达赖，并许以银子，可那达赖喇嘛就是“不遵劝导”，并以“（印藏）分界之事藉以挟制”。当达赖喇嘛“恳请赏还瞻对地方”时，朝廷只得“赏还”，且责怪鹿传霖“操之过蹙”，并将其“开缺”（撤职）。对此，《清实录．德宗实录》是这样“录”的：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午（１８９７年１２月２日），谕内阁：“上年瞻对番官越境滋事，当谕令鹿传霖秉公查办，以息争端。乃番官胆敢抗违，经鹿传霖派兵剿办，并请收回其地，原属咎由自取。朝廷因念该僧番等久受国家深仁厚泽，岂竟自外生成，恐鹿传霖操之过蹙，未足以折服其心，特将鹿传霖开缺，派恭寿署理督篆，谕令持平办理。兹据奏称，当鹿传霖派兵进剿之时，该番官等并非有意抗拒，因见大兵临境疑惧不敢投案，凭寨固守。鹿传霖误听带兵官一面之词，遂谓其叛形昭著，是以有改土归流之议。前据达赖喇嘛在理藩院呈请赏还地方，并览该署督此次所奏各节，是该番官并无叛逆情形尚属可信。朝廷轸念僧番，岂肯以迹近疑似遽行收回其地，所有三瞻地方仍著一律赏给达赖喇嘛收管，毋庸改土归流。”起了那么大的心,费了那么大的劲，可“保川固要，保藏尤要”，这次收瞻之举，可谓劳而无功，空留白骨。而那极积操办的川督，终落得个罢职丢官的结局。

凤全上任之际，正值英国殖民者将“刺刀指向拉萨”，那“平日跋扈妄为”的达赖喇嘛，又“临事潜逃无踪”（驻藏办事大臣有泰奏言），“西藏情势”已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迫于这严峻的情势，朝廷又将收瞻内属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                                           　　

凤全正往巴塘前行，刚走到中渡（今雅江），即收到“著锡良、有泰、风全体察情形”，“及时将三瞻收回内属”的“廷旨”。这个正走马上任的“驻藏帮办大臣”，也确实想有所作为。“新官上任三把火”，急欲收瞻以建边功，便是他要烧的一把火。如何“收瞻”？他的策略是：一方面先奏请朝廷“嘱催有泰开导商上，调回番官，酌酬昔年兵费，以便接收，免误事机。”就是说，要驻藏办事大臣说服西藏地方当局，将驻在三瞻的西藏官员撤回去，赏还他以往所花消的军费（川督锡良提出的数字是银子二十万两）。他也考虑到“达赖去藏，未知定在；商上无主，因而推诿迁延，自在意计之中。”达赖不在，西藏当局会藉口推诿不办。于是，另一方面他在“静以待之”，等西藏方面回话的同时，积极做瞻对方面的工作。即一边“选派晓事土人，前往瞻地探明道路，且觇番官、瞻目向背，以便相机因应。”一边“密派得力弁目赴瞻开导，宣布朝廷德意”。朝廷的“德意”一经宣布，“瞻民均愿归川，欢欣鼓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