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慈禧太后养狗（外二题）

张海沤《曼陀罗轩闲话》，见《民权素笔记荟萃》，山西古籍出版社。

慈禧太后养狗

教狗之法，最要使之善解人意，欲左左，欲右右，丝毫无违忤。然后喜怒非常，苟狗稍违旨，虽平日所最爱者，亦随即掷之地，致之死。狗死后，后又思之，则归咎于教狗监，杖之。（张海沤《曼陀罗轩闲话》）

据说慈禧太后喜欢小狗，宫中特设“养狗处”，内养哈巴狗一千余只，并有太监专司喂狗、驯狗之职，名曰“狗监”。这些哈巴狗饱食终日，逍遥自在。狗监每天都用上等花露水调好水，倒在金玉之盆里，给狗洗澡，洗毕，在狗脖子上挂一串小金铃，再给狗喷一次香水，然后从中挑选几只懂事的供慈禧太后消遣、玩乐。慈禧太后之奢侈，举世闻名。她有一件披肩，“形似鱼网，以三千五百粒真珠缀之，粒大如鸟卵，圆而且光”（徐珂《清稗类钞》）。从她养狗的排场，也可以窥见其糜费之一斑。那么，她是否真的像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女士在《慈禧写照记》中所说，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惠及天下，泽被四方，连牲畜也顺带沾了光呢？那倒不见得。她的权力欲是很大的，而且随时都要抖露一下权力的威风，驯从者生，背逆者死。即使是一条狗，如果不听话，也会惨遭毒手，鲜有幸免者。养狗和养奴才，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在权势者的字典里，狗和奴才常常并称，曰：狗奴才。

孙家振《退醒庐笔记》，山西古籍出版社。

权力代表学问

文达始言先一日入值南书房，上欲看书，侍臣以眼镜进，上摇手止之曰：“不用他。”翌日试题适为眼镜，所得又系他字，以是即用本地风光，否则“不用他”三字何可入诗，岂不畏贻鄙俗诮耶？（孙家振《退醒庐笔记》）

“文达”即纪晓岚。翰林院例行月试，题目是“眼镜七律一首得他字”，就是以“眼镜”为题作一首七律，且首句须以“他”字押韵。旧时文人墨客作诗，不但讲究平仄、声韵，还喜欢用典，追求“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这样才算是好诗。乾隆时代，眼镜属于新鲜事物，没有什么典故可用，“他”字更不见韵书收录，很难入韵，即使勉强入韵，也是“险韵”，因为“他”字不容易组词。面对如此高难度的试题，一班文学词臣搜索枯肠，计无所出，惟独纪晓岚才思敏捷，下笔立就。他的起句是“舜目重瞳不用他”，把乾隆誉为明主圣君，“不用他”又出自乾隆之口，来历甚大，所以，纪晓岚的诗被评为第一名。“不用他”本是随口之语，普通人以此入诗，一定会被数落得鸡毛鸭血，没脸见人，但如果是皇帝说的，那就不一样了。凡是皇帝说的，都是金口玉言，即使皇帝说个“屎”字，也是“御屎”，只有香的，没有臭的，诗人把它写进诗里，就等于引经据典，有了出处，就是学问大，水平高。简单地说，权力代表了学问，有权力就等于有学问。不要说皇帝，就是小小一个芝麻官，如果升了一级，他自己或者身边的跟屁虫们也会有学问升了一级的感觉，这就叫做“官升学问大”。

石成金《笑得好》，见《传家宝》（第1集），岳麓书社。

死错了人

有人亲家母死，托馆师作祭文。师于旧文集中抄一祭亲家翁者与之。其人看曰：“错了。”师怒曰：“此文乃是刊刻在书上的，一字也不错，除非是他家错死了人。”（石成金《笑得好》）

类似的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病人去看医生，连吃了几天药都不见效，于是问道：“医生，您是不是开错药了啊？”医生一听，勃然作色，说：“胡扯！我的药方乃祖传秘方，一个字都不会错，分明是你生错了病！”这两个笑话，是对教条主义者的绝妙讽刺。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懂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全无视客观实际，只知道死搂住书本不放，死抱着“祖宗”不放。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谁不把祖宗放在眼里，谁就是数典忘祖，妄想“变天”，大错特错，罪大恶极。比较容易犯教条主义的人，往往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比如笑话里的塾师和医生，就属于“专业人士”，说得唬人一些，就是所谓“权威”。不管是政治上的实权，还是学术上的话语权，借权施威，借威护权，都是权威们的拿手好戏。权以威行，威以权显，气焰嚣张，咄咄逼人，毫无商量、妥协与回旋的余地。权威们宣称，他们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永远都是正确的。如果人们因为遵从权威而遭了殃，那一定不是权威的错，而是人们对权威的遵从还不够，还没有服从到盲从、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教条主义不死，病是经常会生错的，人也是经常会死错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