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妹老矣，尚能饭否？
巧妹老矣，尚能饭否？
我的另一个发小叫程溥湛，也住在我家楼下，是达成家的对门邻居。从幼儿园开始我和他也是同班同学，我们都叫他“巧妹”。据说他的父母有了两个男孩以后希望生个女孩，但结果还是生了一个男孩，失望的父母连名字都懒得给他起，就让他的二哥给刚出生的弟弟随便取了这个像女孩一样的名字“巧妹”。
巧妹不但小名有点奇怪，长得也有点奇怪，他的相貌非常像欧洲白人。其实他的父母都是正宗的汉人：父亲祖籍是安徽，据说祖先是皖南程氏大家族，母亲是山东人，父母都是中学教师。后来电视台播放美国电视连续剧《神探亨特》后，我们忽然发现：巧妹长得非常像亨特，甚至比亨特的五官更是凹凸有致，连他自己看着也说像。
巧妹从小就有白癜风，不知是他父母因为有了相貌标志的大哥二哥呢，还是没有精力顾及他，总之一直没有带他去看医生，他就这样带着满脸满身的白色斑块长大了。我们小时候不懂同情和尊重，男孩子们就给巧妹取绰号：“花姑娘”“奶牛”或“牛奶公司”。直到巧妹到了男婚女嫁的年龄知道相貌的重要时，才自己花钱求遍名医，但始终没有效果。于是，那些白色的斑点和块状便渐渐发展到互相接壤而最终遍布全身，他也就更像白种人了。他在路上走时，若遇到欧洲白人就经常会被主动打招呼：“Where are you from（你是哪国人）？”遇到这种情况，巧妹总是开玩笑：“I am German（我是德国人）”，对方也总是深信不疑。
巧妹是我们大楼里的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从小语言能力和模仿能力就非常强。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他的父母经常会带他们弟兄仨去看电影，而他每次看完一部新电影，就会到幼儿园来绘声绘色地讲给小朋友们听。他总是坐在我们中间，让小朋友们围着他坐，并规定：“小妹（我的乳名）坐在我的前头！”我和他几乎是膝盖顶着膝盖面对面地坐着的，所以后来只要听到“和贫下中农促膝谈心”时，就会想起小时候听巧妹讲电影时和他顶着膝盖坐的情景。
那时达成只能坐在我的身边，当然也是离巧妹最近的位置。然后巧妹就声情并茂地配合着手势把电影情节复述给我们听。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场景就是：巧妹双手并拢像两扇紧闭的大门，然后缓缓打开，说：“大门开开来了，”然后弯起右手的四根手指伏在平摊的左手上，慢慢移动起来：“一部吉普卡开出来，呜～”这时声音必定从响到轻，就像驶远了一样。像《七天七夜》、《战上海》、《兵临城下》等打仗的片子，我们都听他讲过。
聪明的巧妹往往担当着孩子王的角色。记得我们幼儿园的班主任袁老师是个漂亮而和气的女老师，要是她值班，看见你午睡时睡不着，就会坐在你的身边，把她的小花手绢叠成一长条盖在你的眼睛，陪着你直到你睡着为止。有一段时间袁老师生病了不能来上课，就叫一个姓顾的女老师来代课。
那个顾老师大概40多岁，脸长得够长的，但还总是拉长着脸对待我们，看见哪个睡不着，绝对没有袁老师陪你的那份耐心，不是大声呵斥，就是手脚很重地一把拖起你直接推进堆放被子的暗房间里，把你关个半天。有时候她自己也忘了，直到家长来接，才忽然想起你还在小房间里！我就亲眼（应该说是午睡时“偷眼”）看见过几个小朋友被她关过黑房间，因此一到吃午饭时我就担心，生怕又睡不着就被关了黑房间。而巧妹、达成和我挨在一起就忍不住说悄悄话，更不容易睡着，所以我们三个也被“箍（顾）马桶”关过小房间。
有一天上午，小朋友都在玩积木的时候，巧妹对我说：“我们逃走好伐？”我点点头。他四周看看，只见小朋友们正玩得起劲，而“箍马桶”正好没在，大概是上厕所去了，于是他轻轻说：“快跑！”我毫不犹豫地跟着他悄悄跑出了教室。我们跑下楼梯、经过厨房跑到幼儿园的后门，居然没有碰到一个人。后门居然也没有上锁，我们便跑出了幼儿园。
我们跑到马路上已经是气喘吁吁笑也笑不动了。我们尽情地跑啊笑啊，直到肚子“咕咕”叫了才忽然反应过来：呀，应该吃午饭了！可是我们能去哪里吃午饭呢？我和巧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傻眼了。想了半天，巧妹无奈地说：“还是回去吧！”
于是我跟着垂头丧气的巧妹又回到了幼儿园。这时，幼儿园里已经开锅了，因为午饭时忽然发现少了两个小孩！“箍马桶”站在围着她的一群老师和阿姨中间，正努力说着什么，一回头看见我和巧妹出现在教室门口，立马拨开人群冲过来，就像老鹰捉小鸡似的一手一个捉住我们大声地审问：“啥人带头的？说！是啥人带头的？肯定是侬对伐？程溥湛！侬最会得带坏头！”大概我从小就看不起那种虚张声势的人，我那天居然勇敢地对着“箍马桶”大声说：“是我！”
气急败坏的“箍马桶”狠狠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好啊，格么就关侬的小房间！”一面拽住我的胳膊就往黑房间里拖。这时巧妹也勇敢地承认：“是我带伊出去的！” “箍马桶”二话不说，干脆也一把拽住巧妹的胳膊，一边往黑房间拖一边说：“叫倷嘴巴老！统统关小房间！”
我们两个人一起被关进黑房间倒是一点也不害怕，看见几叠被子和垫子就开心起来。仍然是巧妹的主意：把被子拖到地上，然后可以在上面开心地跳。跳啊跳，直到跳累了，两个人都躺倒在被子上，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门开了，因为小朋友们吃好午饭要午睡了。“箍马桶”进来拿被子嫌我们碍事，再说总归不可以不给我们吃饭的吧，所以只好恶声恶气地叫我们出去吃饭。那天的饭菜好象特别香，我本来吃饭是最慢的一个，经常要袁老师喂我的，但那天我自己吃得很快，而且午睡时很快就睡着了。
好多年以后才知道，那个“箍马桶”不是幼专毕业的，根本不懂幼儿教育。她当时只是财务科的出纳，是临时来我们班级代课的，倒霉吧！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电影除了八个样板戏的记录片以外，看来看去也就是诸如《地雷战》、《地道战》之类的电影。小孩子记性好又喜欢模仿，看过两遍就记住了里面的情节和对话，然后就想模仿着玩一遍。记得看过《地雷战》和《地道战》以后，我们几个“小鬼头”也摩拳擦掌地想演绎一遍“巴巴雷”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的精彩场面，但无奈找不到“巴巴雷”的代用品，就只好玩“地道战”的游戏。
“地道战”当然不能真的挖地道，而是模仿“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的方法，动脑筋恶作剧。在巧妹的带领下，我们在三楼一个男孩的家里布置了“战场”，大家各自从家里找来了厚毯子、绳子和臭鞋子什么的，几个大一点的男孩爬上窗台，把厚毯子蒙在窗户上，把房间里弄得黑呼呼的。几个小一点的男孩则在床腿和过道之间拴上绳子作为绊子；在床底下、桌子底下准备好水枪、积木、臭鞋子什么的当手榴弹，并在虚掩的房门上小心地搁了一只臭鞋子。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已经笑也笑不动了。
巧妹像司令员一样分配任务：谁在床底下管丢臭鞋子、谁在门口的桌子底下负责拉绊脚的绳子、谁在门背后负责敲头，然后叫我去当“带路的”，把后面楼里那个令人讨厌的“拖鼻涕”男孩叫来，就说一起玩。他还再三告诫我千万不能笑出来。
“拖鼻涕”总是拖着两条黄脓鼻涕，还时不时地狠狠吸一下，腻腥得很。我一听“敌人”就是“拖鼻涕”，就欣然前往。但是“拖鼻涕”听说是我们楼的男孩叫他去玩，就像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并不相信。因为我们这栋楼属于教育局的，楼里大多住着中学教师。教师的孩子们一般都不跟其它楼的孩子们玩的，就连我们学校的老师们都说：25号里出来的学生就是跟其他学生不一样咯！
“拖鼻涕”自己也知道不讨人喜欢，何况是教师楼的孩子们叫他。但是他见我一脸的认真，当然愿意有人找他玩啦，就跟着我来到我们大楼的三楼。我指着那个男孩家的门口，叫他自己进去，他就推开了门。只见门刚被推开，就有一只手把“拖鼻涕”一把拽进去了，随后门砰地一声被关上了，接着就听见“拖鼻涕”的声音：“哪能介黑啊？”然后就是一阵乱响和大叫声。我一个人站在外面一边傻笑、一边想像着里面爆发了“地道战”的场景——“拖鼻涕”先是被臭鞋子砸着了头，接着被绳子绊倒，然后就是挨水枪的扫射、挨积木和臭鞋子的投掷，只有抱头鼠窜的份儿了。
等一切都恢复平静以后，门开了。我以为看见的会是“拖鼻涕”的狼狈相，然而，“拖鼻涕”倒是若无其事地出来了，而跟着出来的男孩子们却都衣衫不整！看来，教师家的孩子们还真不是一个“拖鼻涕”的对手！
我生怕被“拖鼻涕”报复，刚想开溜，但“拖鼻涕”只是不屑地瞥了我一眼说：“侬要不是女的，我也请侬吃生活！”说罢昂着头像电影里的黑帮头子那样大摇大摆地走了。巧妹第一次完败。
中学时，我和巧妹不在一个班级，我四班，他五班。但是我们在大楼里仍然一起玩，不同于小时候的是，我们这个楼里的孩子们都开始玩乐器了。达成学吉他，巧妹学二胡，我学琵琶，楼下的孩子中有学小提琴的，也有学手风琴的。于是，我们有时候会集中在二楼的公用地方一起演奏。没有指挥，也没有事先安排好的声部和配器，就是大家一起吹拉弹着熟悉的歌曲，所以充其量只能算“大齐奏”。但这样的阵容和水平，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赶得上学校的小乐队。
虽然巧妹的聪明能干在我们的楼里博得了孩子们的尊重，但是他在学校里显然是不受待见的。因为那时的调皮学生都喜欢欺负老实人，尤其是有生理缺陷的同学更是容易被欺负。
记得野营拉练时，我们四班和五班编在一个连。那时的伙食油水少，我们常常觉得饿，因此总盼望有肉吃。有一天终于改善伙食了，中午吃肉片菜饭。有个男生见每人都盛了一饭盒，只有巧妹还在厕所里没过来，他就狼吞虎咽地吃完自己的一份，然后就把饭盆里最后剩下的那份属于巧妹的肉片菜饭统统刮进了自己的饭盒，并且统统塞下了肚子。
等巧妹来了，就没有饭吃了。老师知道了，就叫我们女生谁愿意的就匀出一口拨给巧妹。我当然也是肯匀出一口给巧妹的女生，谁让我和他从小就是一起战斗的战友呢！而那个吃掉两份肉片菜饭的男同学，却平躺在地铺上已经撑得没法坐起来了。一会儿集合哨响了，那个男生却怎么也爬不起来，因为地铺那么矮，必须先得像坐在地上那样地坐起来，而撑过头的肚皮是挤压不得的，没办法，只好由两个男生站在两边各拽着他的一只手，楞把他像个假人似的直挺挺地拽起来的。
农村的茅厕很简陋：周围用茅草稍微围遮一下，上面盖个顶，下置一口大粪缸，一半在茅厕里面，一半露在茅厕外面以便舀粪施肥。我们四班有一个皮大王，坏点子很多。有一次他上茅厕，见五班的巧妹已经蹲在里面了，他就想出一个恶作剧。他悄悄捡了一块大石头，想将石头用力砸进粪缸里，好把粪水溅到茅厕里面巧妹的屁股上去。然而没有想到的是，皮大王用力太猛了，以至于他自己也随着惯性扑进粪缸里了！粪缸很大，缸体又是弧形的，皮大王没法两手撑住粪缸的缸沿自己爬上来，于是只得大叫“救命！”
倒是茅房里的巧妹被叫声吓了一大跳，裤子也来不及拉好就跑出去叫人。后来那个皮大王还是被巧妹叫来的农民用粪勺捞上来的，浑身上下都是粪水，尽管赶紧去洗澡换衣服，但是几天里只要走近他就闻到一股浓浓的臭味，洗都洗不掉，大家躲他都来不及的。
中学毕业时，因为巧妹的两个哥哥都已经去了黑龙江兵团，所以按档次分配巧妹属于“第一档”，被分配到上海啤酒厂当工人。一个人的聪明，往往会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制作啤酒的主要原料是粮食，而粮食的翻晒当时全靠人工。巧妹就用他那少得可怜的一点理工科的知识，加上自己努力钻研并向专业的人请教，居然发明了一台翻麦子机器，在啤酒厂推广使用了。但遗憾的是，那时他不懂什么专利，即使懂，在中国也还没有专利法，不然他靠这个专利所获得的报酬，不至于让他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活得那么贫穷和悲惨。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但巧妹的皮肤病是不能参加高考的——即便考上，体检也不会过关。所以，大楼里最聪明、学习成绩最好的巧妹，便失去了上大学并且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啤酒厂继续当工人。
不久，全国搞改制，啤酒厂也倒闭了。巧妹就承包了啤酒厂的一个车间，但是由于他没有商人的精明和心狠手辣，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他很坦荡地告诉我：他的工人们没有一个是被欠着工资离开的，他宁可半年没有一分钱薪水，也把工人们都妥当安置了。然后，巧妹是拿着每个月360元的“补助”和每年少得可怜的“加工资”，以及不多的一点积蓄熬过了几十年。他说好在他没有家庭，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没有什么压力。
童年时代结下的友谊往往会跟随一辈子。尽管我早已搬家，但是我和巧妹始终保持着联系。我在中华印刷厂当工人时他来工厂看过我，我在华东师大工作后，他也来过两次，说每次进了校园就像给心灵“充电”一样开心。我移民美国后，每次回国探亲，我也会骑车回老房子去看望他。巧妹还住在当年我们的那栋楼里，房间里摆着的还是当年他父母使用的那些家具。想当年他们家的摆设是我们这栋楼里最奢华最洋派的，让我们羡慕。而现在，当他的父母逐一离去只留下巧妹一个人过着贫寒的生活时，当我的家搬了新居有了心仪的装修和家具时，再看巧妹家那些因年代久远而早已黯淡陈旧的家具，不免顿生一种回看前朝往事的感慨了。
每次去看望巧妹，尽管他的家寒酸得没有沙发，我俩只能面对面坐在饭桌前的硬木椅子上，再加清茶一杯而已，但是和他交谈总有不少收获。他还是那么健谈，比喻恰当、引人思考，但却异常冷静。在微信尚未流行时，他的一些真知灼见很是令我钦佩。我们不仅谈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宗教问题、写作技巧，还谈人生。不知没有读过大学的巧妹，哪里来的这种哲学思维，令我钦佩。
谈到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往事时，我们总是笑得合不拢嘴，为当年的顽皮得意之后，便是对当今的社会乱象和他的现状而感慨和无奈。他收入极少，却没有停止阅读。他说，他看《新民晚报》的新闻内容，都是“反着理解”的——不言而喻，他有自己的判断。然后，我就请他一起出去吃饭。菜总是多叫一点，好让他打包回家对付晚上的一顿。
岁月流逝，巧妹也老了。他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拿退休金了，但也绝对不会宽裕。巧妹一直不用手机，当年是为了省钱，现在可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2018年回国，我打电话给他说去看望他，但他拒绝了，说：“我现在已经不像样子了，你看了会害怕的！牙齿已经掉光了，腰也不好，直不起来了。你来电话我就很开心了，你不要来啊，就电话里聊吧！”
当然，在国内可以用手机聊天，但是在美国，越洋电话聊天就不必了。从那时起，除了短暂的电话问候就再也没有和他见面，而电话里的声音也让人感觉像是在和一个垂暮的老人交谈，一次比一次衰弱，一次比一次绝望。
但是直到现在，只要想起巧妹，仍然是那个细高的、有着白人亨特身材和面容的、机灵活泼的形象跃然眼前。这次的疫情打乱了我的回国计划，等再次回国不知是何年何月？巧妹老矣，尚能饭否？
2020.4.15.
后记
前不久，我请国内的好友帮我电话联系巧妹，想问问他的近况。然而电话打过去，里面是机器应答：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我忽然想起，最后一次回国时巧妹曾说过：你以后打电话来，我接就说明我还在，假如没人接，就是我已经走脱了。
当时以为他是因为心情沮丧而说丧气话，现在事情发生在面前了，才知道他那时说的是真心话。聪明如巧妹的人，必然知道自己会是怎样的结局吧。——巧妹，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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