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昌：花与文明 / 四六文摘

从浙江河姆渡五叶纹陶块上阴刻的栽培植物和陕西半坡彩陶上的花纹，到殷墟甲骨文的园，圃，囿等最初的文字，我们发现，早在新石器远古时代，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寄与了花，草，树木一种美的象征，尤其是对于它们赋于了象征意义。

中国古人对于花，草，树木的感情极为深挚，也非常独特。古人自称为“华夏”民族。华者，花也；夏者，大也。从这意义上看，所谓华夏，即花之大者。悠悠五千年，人类的文明进程中，中国人的发生，存在和壮大，都与花，草，树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华夏”这一民族的图腾柱上，凝聚着他们对花，草，树木的倾心爱戴，由衷赞美和无比尊崇。

由于华夏民族的诞生和繁衍与花，草，树木有着特殊的联系，因而，在对于花，草，树木的观赏活动中，更能体现中国人别具一格的生命感悟方式。

在中国人看来，万物同人一样，各有其德。而花之德不单纯在一个“美”字，更多的在于一种道之德，即充塞于天地之间，人与自然相通的“德”，比如说，人之赞赏松柏梅秋不畏霜，冬不畏寒，是因为推崇身处逆境志气不坠；人之赞美幽兰池荷不倚不蔓，是因为褒扬了人格完善不入俗流；荒原上无名小草之为人讴歌，或因其“野火烧不尽”的生命力，或因其“寸草春晖”的关联，寄寓了母慈子孝的人伦。

更让人惊讶的是，古人深深地相信，有些花，草，树木就是人变成的。《华阳国志》载：“鱼凫王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号曰望帝，更名蒲卑。”《成都记》载：“望帝死，其魂化为鸟，鸟曰杜鹃,亦曰子规。子规泣血，化作杜鹃花”。李太白诗曰：“蜀国曾闻子规鸟，宜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又如水仙花中最名贵的金盏和百叶，据说就是远古时代福建地区一对青年男女的名字。他们为了把白鹤岭上的湖水引入山乡，被水冲走。他们的生命和灵魂也就变成了水仙花的精灵。又传说射公曾梦见仙女赠己水仙一束，次早，妻生一女，长大后聪慧善诗。还有人说一位姓姚的妇女梦见观星落地，化作水仙，醒来就生了个女儿，因而水仙又被称为“谢女花”和“姚女花”。在有关水仙的许多记载的传说中，不管是人变成花，还是花变成人，都婉转地表达了这么一个主题，即古人认为花，草，树木与人的生命是相通的，在花的身上，寄寓着人的精灵。

既然人是花草，花草亦可以是人，所以文人士大夫对花，草，树木有着深厚的感情。给花，草，树木命名也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君子兰，含羞草，仙人掌，罗汉松，美人蕉，湘妃竹------仅从这些人格化的名称，就可以见人与花，草，树木亲密无间的程度，人所共知的“岁寒三友”（松，竹，梅）“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花中花相”（牡丹，芍药）等等说法，都表现了以花比人，以人比花，把花当人，把人当花的观念。似乎只要生活在花，草，树木之中，才可以避免人世的的喧嚣，与宇宙共命运。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古人往往把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强捺在花，草，树木身上。他们认为，有的花古香自异，国色无双，当其开时，虽亦玩赏，然对此态浓意远，骨重香俨之花，每觉肃然起敬；有的花风流自赏，亲芬宜人，其开时，可凭栏拈韵，相顾把怀，不仅和蔼可亲，而且可以共叙友情，就好像投契良朋一般；有的花嫣红腻翠，送眉含情，其开时，只可供人消闲娱目------如果说古人把“我”融入花，草，树木之中，那么，观赏时，“我”又转为花，草，树木，即“我”在花，草，树木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和精神气质；而栽植花，草，树木的过程，又是“我”的情志，逸趣的实现过程。这样，古人就在玩赏花，草，树木的心理历程中，在广阔的自然界，甘于淡泊与僻野，以芳香自许，而不求闻达于世，痛痛快快地生长，完成了自己的生命活动。

在现代社会，花，草，树木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之中，成为维系人们情感的重要纽带。不难发现，凡是有一定质量的社会生活，有一定层次的社会交往，都离不开缤纷的鲜花。赠花，便是借用花卉的语言传情达意。于是，我们想起陶渊明以菊相送款待友人的诗句：“菊花知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同来。"

于是，就有了康乃馨传达的语言；“像母亲一样的关怀与爱护”，郁金香给予我们的“胜利和美好的象征”以及牡丹的“天上有香能盖世，园中无色可为邻。”

于是，就有了梅的清雅，兰的幽逸，竹的刚直，菊的傲霜；有了红豆相思，紫薇和睦，牡丹富贵。于是有了刘禹锡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黄巢的“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乡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毛泽东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就有了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茅盾的《白杨礼赞》，还有但丁的诗句：“我向前走去，/但我一看到花，/脚步就慢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