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是个万能砖？九一八前夕，日本竟然也拿“人权”说事
1927年，日本在所谓的“东方会议”上，提出了以武力手段率先夺取“满蒙”的国策，为了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动手借口，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制造大量事端。
在我们熟知的九一八事件之前，日本侵略的步伐就已经大踏步地展开，这里不得不说一说九一八事件的前奏之一——万宝山事件。日本侵华的步骤历来都是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进军东北，进而向华北和整个中国挺进。
万宝山事件就是日本在占据临近中国的朝鲜后，向中国东北大量非法移民以挑起事端的重要事件。
一、蓄谋已久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早已今非昔比，分别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胜身边的两大旧帝国，从此开始将朝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日俄之间的《朴次茅斯和约》中，夺取了旅顺和大连的俄租界以及南满铁路的控制权，开始将侵略步伐迈向中国东北。
随着以“中国征服派”闻名的田中义一和“对华强硬派”为名的森恪组成的新内阁登上日本政治舞台，日本开始急速推进侵华计划的实施。
1927年6月至7月，刚刚担任首相不久的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该会议的主题就是商讨如何加快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实际上就是讨论怎么更快更高效地入侵中国。
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提交了会议的最终结果《田中奏折》，里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侵华战略和政策，即臭名昭著的“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论断。
可以看出，满蒙地区在日本的侵华计划中有着特殊地位。
在第二年的第58次帝国会议上，首相兼外相的田中义一再次提出，日本对满蒙的“特殊权益”如果得不到中国方面的尊重，则日本将采取“断然的自卫措施”。
这和“东方会议”的结论如出一辙。但不同的是，在这次帝国会议上提出了日本有一百余万臣民在中国满洲居住的论断，而事实上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所有日本人加起来也不过20万人，这多出来的80多万，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田中所说的一百万帝国臣民，包括了已经被日本统治的朝鲜人。也就是说，日本欲以“保护”脱离日本控制、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农民的“主权”为借口，事实上发动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并且，田中义一还提出应该对朝鲜移民实行奖励和保护，甚至扶持，从而“为帝国发展创造新的机会”。为此，日本方面还通过东拓会社、满铁公司等组织给这些朝鲜移民提供贷款，让这些已经归华入籍的朝鲜族收购中国东北的土地农田，如果这些朝鲜移民有发生了半点问题，就能够给日本干涉中国东北满蒙事务提供借口，毕竟朝鲜人置办的这些资产可是日本掏的腰包。
另外，这样做还能将大量非日本本族人口外移，以减轻国内资源危机。
而万宝山，就是一个适宜移民的宝地。
在1929年到1931年日本对东北进行的秘密侦查报告中，可以发现当时日本参谋部认为万宝山是日本取得巨大利益的风水宝地，不仅连接如长春等重要城市，而且沃野千里，宛如大海中之浮岛，国防价值巨大，如能再次移民三五万，则必是一片“新天地”。
所以日本当局那所谓的“保护人权”，不过是将朝鲜移民当作侵略中国东北排头兵而已。
二、挑起矛盾
日本打着“保护”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的幌子，到处设立领事馆和警察署，这就导致当地中国官民普遍认为朝鲜是日本前来侵占自己家园的“先锋”，这就导致了东北汉族和朝鲜族关系的紧张。
截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挑唆汉、朝两族矛盾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推行“换位移民”政策。
朝鲜作为日本的殖民地，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服从日本当局将大量朝鲜人口向东北迁移的政策，日本也正是妄图通过这种“换位移民”，来将满蒙乃至整个东北变成第二个朝鲜。
上面我们说到，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置大量领事馆和警察署来“保护”朝鲜移民，同样在朝鲜，日本也设置大量的殖民会社，通过所谓的调查朝鲜土地情况，来收购或非法占据大量朝鲜农民的土地，这些失去土地的朝鲜人，被迫被日本当局成批地组织向中国东北移民，或者诱导朝鲜农民向中国东北谋生。
这些失地的朝鲜贫民自愿与否都不重要，他们不得不大量地背井离乡，前往中国东北，这也就是为什么田中义一在帝国会议中强调日本在东北的臣民多达百万。
而中国官民认为，向东北移民的朝鲜人既是在日本的“帮助”下置办的产业，那么日本就可以如法炮制，再将朝鲜人赶走，那么朝鲜人所置办的所谓产业，自然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日本所有，这种置换可以让日本兵不血刃侵占东北大量利益。
其次，日本刻意制造“双重国籍”给朝鲜移民。
从1910年所谓的“日韩合并”开始，日本就已经将朝鲜人视为“本国臣民”，因此根据1915年的《满蒙条约》，朝鲜移民在东北可以享受与日本人同样的特权，如治外法权和土地商租权，前者是侵略的前提借口，后者是侵略的具体措施。这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又一次侮辱和践踏。
再次，是前面提到过的设置领事馆和警察署。
只要朝鲜移民所在之地，日本必会紧紧跟上，在此设立领事馆和警察署，来“保护”朝鲜移民的“安全”，从而引起种种事端。如1907年，日本以“间岛问题”为借口，派出大量军警和日本宪兵对朝鲜移民进行“保护”，朝鲜移民的聚居地俨然成为一个小规模政权。
另外，警察署除了“保护”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监视中国国民的言行。这种拙劣行为，无疑加深了中国官民对朝鲜人是日本人的“走狗”的恶劣印象。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利用东北的朝鲜族去霸占土地。
在1915年中日签订的《满蒙条约》中，规定凡是日本臣民均有土地商租之权。在条约签订后，中国当局发现所谓的“土地商租”并不是单纯的土地经营问题，而是事关国家领土主权。因为日本已经声称朝鲜人也是日本国民，这就等于给了日本蚕食中国土地的机会。
为此，中国当局也进行了防范，如禁止朝鲜人租种土地，即使租种也会附加十分苛刻的条件，并且禁止将租种出去的土地作为担保向外国银行借贷等。
然而日本还是以金融贷款为主要手段赚取了大量中国东北土地，毕竟朝鲜人是被“净身出国”的，没钱只能贷款。朝鲜移民的生存环境被不断压缩，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多次流血事件，直到在万宝山事件中，多方矛盾最终激化，达到高潮。
三、无耻的勾当
万宝山在哪？
万宝山位于吉林省原长春县东北30公里处，也就是现在的德惠县万宝乡，距离长春较远。
当时的万宝山既不是“满铁”属地，也不是日本租借地，中国具有此地完整的无可争议的主权。时任日本驻长春领事的田代重德，教唆朝鲜移民擅自来此垦殖并非法租种土地，毁坏了中国农民的大片良田，从而引发了中朝双方农民的冲突。
1931年3月，田代重德怂恿中国人郝永德成立了一个土地经营公司，以此为基础大肆出租土地，仅仅一个月，郝永德就租下了十二个地主的五百公顷左右的土地，租种期限是十年，租土地的手续一应俱全，但接下来，郝永德在未经县政府批准的前提下，擅自将这些土地转租给了朝鲜农民耕种，好巧不巧，租期也是十年。
早在1909年东北当局就下达禁令，在无批准情况下不得擅自向日本或朝鲜侨民租卖土地。郝永德明知故犯，经过多方打点，在给了县长马仲援三千大洋外加一付金镯后，他竟然获得了县政府的允许，能够招募朝鲜农民开垦农田。
这件事无疑损害了万宝山本地农民的利益。1931年4月，朝鲜侨民越过租种边界，在本地农户田中破土修渠。虽然在当地农民孙永清的制止下停工，但五月份田代重德怂恿朝鲜侨民继续开工，朝鲜人李升薰等截流垒坝，引水挖沟长达7华里，近二十公顷土地被毁。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良田被毁自然不能善罢甘休。万宝山农民代表前往县政府请愿，五月底，长春县公安局步骑警察责令李升薰等人停工，但仅两天后，李升薰等就在田代重德的怂恿下撕毁停工保证，日本领事馆派出军警“保护”，并向中国民众开枪射击，朝鲜侨农遂强行完成了饮水挖渠工程。
这一事件无疑给了日本一个寻衅滋事的绝佳借口，日本方面趁此时机大肆渲染东北当局损害日本在华利益，并在社会上煽起反华、排华浪潮，挑拨中朝关系，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制造舆论环境。
日本对外先是谎称在此次事件中有200名朝鲜人被杀，后来又将数字扩大到800。《朝鲜日报》驻长春记者也被日本当局收买，大肆刊载不实信息。
在当年7月4日的《朝鲜日报》上就印着“三姓堡风云告急，中国官民800多人出动，同200多朝鲜人发生冲突，致使受伤”大字标题，异常显眼。亲日的《汉城日报》也发文声称中国暴民袭击万宝山朝鲜民众，并且其中混进了大量巡警对朝鲜农民开枪射击。
在这样的舆论风波下，大量不明真相的朝鲜人盲目加入排华活动，朝鲜国内一夜之间爆发了数起打砸中国店铺的暴力事件，仅京城府中发生的华侨住地遇袭事件就多达55起。
不仅如此，中国领事馆也遭到冲击，国民政府驻汉城领事电告国民政府，有三千暴徒围攻领事馆，在领事馆内避难的六千侨胞多遭袭击，死伤众多。
而日本当局却一直含糊其辞搪塞国民政府的质询。
四、一拖再拖
从六月份开始，长春市政府就多次向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发出抗议，提出交涉，而日本领事却狡辩称朝鲜侨民在此次事件中的所有行为均是出于“善意”，中国政府不应该以强硬态度处理此事，反而应该帮助这些贫困的朝鲜侨农在当地生活，和平处理中朝农民之间的关系。
6月3日、4日，长春市政筹备处先后两次致函日本领事馆抗议，说明郝永德租约未经政府批准，实属无效，朝鲜侨农的行为损害了中国农民权利，要求日本方面责令朝鲜人停止工作，并对中国农民做出赔偿。
6日，日本领事馆回复朝鲜人举动均出自贫困和善意，希望中方不再追究此事，表示事态稳定后便会撤回军警。三日后双方商议确定处理办法，共同派遣调查小组调查万宝山事件。
11日，调查报告出炉，报告指出租种土地的契约乃属无效，本地地主农民均对朝鲜侨农来此租种土地表示反对。当日，日本领事表示，为今之计，可以让朝鲜侨农改种旱稻，如此就不会挖渠引水，而中国农民的损失则由郝永德赔偿。
这样的说辞显然是搪塞之言，长春市政筹备处再次重申立场，但日本方面仍然坚持朝判定：朝鲜侨农的工程建设，并未酿成如水灾或堵塞通航的严重后果；而且就算赔偿，也是中间人的错误，朝鲜侨农并无不妥之处，朝鲜侨农的工作可以使得附近土地增值，对本地的中国农民也是有益的。
长春市政筹备处直接将吉林省政府的管理稻田水利章程寄送日本领事馆，指出朝鲜侨民的行为依然违反中方规定，且已经严重影响了中方农民的正常农业生产，并非赔偿可以弥补。并且拦河筑坝不仅损害农民利益，沿河的船户生计也将受到影响，要求停止朝鲜侨农的生产活动。
日本领事又借口以上危害并未发生，且现在的工程仅是为了试验，所派军警也是为了维持侨农秩序，侨农虽然有继续工作的准备，但实际上并未复工。
直到六月底，日本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此事，并派军警在万宝山不断挑衅，由此可见日方并未将东北当局放在眼中。
七月，日本派出驻吉林领事石射猪太郎与中方交涉，石射猪太郎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惩凶、赔偿、保证等事宜，需要本国政府训令后才能答复，对于朝鲜的排华事件，日本并无国际公法层面的责任，只会进行调查并做出一定程度上的抚恤。
中国政府派出外交部特派员钟毓与石射猪太郎交涉，其中共谈判12次，一直到9月4日，双方仍未谈妥。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也向日本政府三次提出抗议，但日本方面都置若罔闻，无动于衷。说明日本根本没有和平解决万宝山事件的意思，日方公开表态，认为万宝山事件是中国东北农民排挤打压朝鲜侨农所致，是一宗“无头悬案”，日本方面连最基础的诚意都没有。
从6月到9月，三个月的时间，中日双方围绕着万宝山所展开的交涉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中国方面作为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均受到损害的一方，很明显是受害者，所提出的要求也都是合理要求，但全都遭到日方拒绝。
事实上从一手炮制万宝山事件开始，日本就无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此事。
在围绕万宝山展开交锋的过程中，当年8月，日本方面与东北当局又爆发了“中村事件”，让双方的火药味异常浓烈，甚至日本国内媒体大肆叫嚣，要通过武力手段解决“满洲”问题。
1931年9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向日本驻华公使发出最后一次照会的三天后，日军撕下了最后的伪善面孔，悍然炮轰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掀起的侵华战争，便是对万宝山事件的最后“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