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道家的理论定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兴起当代新道家思潮，首先是1991年董光璧先生第一次提出“当代新道家”的称谓，董先生言：“我所谓的'当代新道家’，虽然他们多不自命'道家’，也不专注于道家思想的'现代化’，而是基于他们的发现，当代新科学的世界观向东方特别是道家的某些思想归复的特征，提倡一种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观。”以此为标准，董先生把注重“阐述道家思想的世界意义”的李约瑟、“论证道家思想的现代性”的汤川秀树和“推崇道家思想中的生态智慧”的卡普拉，看作当代新道家的代表人物，并充满信心的预言：“我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史意义。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融合，有如黄颜色和蓝颜色调和出绿色，将产生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绿色文明。”接下来，1999年胡孚琛先生在《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一书中，呼吁“继承魏源、严复、吴虞乃至汤用彤、胡适、陈寅恪、王明、陈撄宁、金岳霖、方东美、蒙文通、宗白华、萧天石等人的道学传统，形成当代的新道家学派。”2001年，胡孚琛先生又在《廿一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中国道家文化的综合创新》一文中，再次提出“我国学者应该重新发掘道家典籍，对中国古老的道家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将道家文化的真实面貌公诸于世，从而形成新道家学派，完成创立新道学的历史使命”的学术主张，并坚信“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的唯一可行的二十一世纪文化战略。”藉于学者们对成立当代新道家学派的关注与呼吁，2003年11月在浙江宁波举行的“首届葛洪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把当代新道家作为重要议题进行专题研讨。

当代新道家思潮的兴起，虽然是道家文化适应当代社会的必然结果，但在现实性上，却无疑受到当代新儒家思潮的刺激。董光璧先生言：“我使用'当代新道家’这个名称出于与'当代新儒家’对应的考虑。”但当代新道家与当代新儒家乃至整个儒家的关联，不仅仅是称谓上的对应，大多数认同或提倡当代新道家的学者，往往把当代新儒家作为当代新道家理论超越的对象。胡孚琛先生言：“在文化上，夫欲有所立必须有所破，立就是要创造性地诠释道家文化并汲取东西方各种异质文化的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破就是要扬弃儒学中的封建宗法观念，化腐臭为神奇，取其人文思想和进取精神融入新道学之中。”在浙江宁波“首届葛洪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宫哲兵先生提交了名为《当代新道家的理论创新与济世关怀》（上）的学术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宫先生在肯认“当代新道家是相对于当代新儒家而言的”同时，又把当代新儒家的困境作为当代新道家兴起的理论契机；孔令宏先生也在其提交会议的《为现代新道家告全球人士书》中，把当代新儒家所存在的严重缺憾，作为发展与提倡当代新道家必要性的论据。先不管以上各位学者对当代新儒家乃至对整个儒家的评价是否允当，从他们对待当代新儒家乃至整个儒家的态度中至少可以看出，他们显然把当代新儒家作为建构当代新道家的理论参照。但实际上，无论就产生的时代背景，还是就各自所继承的传统思想特质而言，当代新道家与当代新儒家都具有明显不同，这些不同充分显示出对当代新道家进行理论定位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首先，当代新道家与当代新儒家兴起的时代背景不同。当代新儒家产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知识分子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二千多年来一直在中国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并展开对儒家思想的猛烈批判。以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陈序经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主张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实行“全盘西化”。与此同时，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怀着对中国文化的同情理解，出来为儒家文化打抱不平，于是当代新儒家应运而生。当代新儒家的产生起初完全是被迫与不自觉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使儒家面临生存的危机，在这种生存压力下，当代新儒家学者不得不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来重塑儒家文化，以适应时代需求。因此，当代新儒家经过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被动到主动的发展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水到渠成。与此不同，二十世纪末当代新道家的兴起，缺乏当代新儒家当初所面临的那种生存危机，而是一些信仰道家或对道家怀有同情理解的中国学者，主动而自觉地提倡道家文化，正因如此，当代新道家缺少理论创新的外在动源，它不可能象当代新儒家那样，在求生的动力下水到渠成，只能有计划的精心打造。

其次，儒道两家应世态度的差异，增加了正确把握当代新道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难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归宿的儒家文化，向来以积极入世而著称，儒家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被当代新儒家所继承，在当代新儒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模式中，就透显着这种精神，这种精神使当代新儒家可以顺理成章地应对当今世界。与此不同，道家向来被视为一种避世或隐世哲学。儒道两家人生态度的不同，使它们在中国历史上分别起到了不同的社会作用。儒家文化是建设性的，而道家文化则是治疗性的，或者用一个比方来说，儒家文化是饭，道家文化是药，饭为人类生存之必须，而药却只能在生病时才食用，没有人愿意以药当饭。在中国历史上，当儒家文化的发展出现问题时，统治者才会考虑以道家文化来进行补偏救弊，但当形势一稳定，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儒家文化。目前提倡当代新道家的学者，似乎并不满足于把当代新道家定位在治疗学的意义上，胡孚琛先生言：“道学文化包括究天人之际的自然学说，察古今之变的历史学说，穷性命之源的生命学说，集中了自然、社会和人体生命的智慧，必将给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带来希望。新道学是革新的文化，前进的文化，通向未来的文化，世界大同的文化。新道学文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东方的，更是属于全世界的。”胡先生坚信当代新道家将成为未来世界文化的主体，成为“唯一可行的二十一世纪文化战略”，如此一来，当代新道家仅局限于顺任自然、无为而治的人生态度是很不够的，它必须积极入世、主动应世，否则，将难以完成拯救未来世界的历史重任。但是，假若当代新道家真的变成一种以积极入世和主动应世为主导精神的文化，那么，又如何保证当代新道家仍然还是道家？

最后，与儒家重道轻术不同，道家既有道又有术，术是道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处理道术关系是决定当代新道家未来命运的关键。老子讲“无为而无不为”，其中就有术的成分；庄子“技进于道”的理论，也充分肯定术在成道过程中的作用；道教的外丹术、内丹术、医术、占卜术等也都属于道家文化中术的内容。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言：“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而儒家则“博而寡要，劳而少功”，道家文化对术的肯定和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使道家在近现代中国避免了儒家的悲惨命运，同时，这一点也使道家文化易于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使它较少表现出儒家所具有的那种理想主义的特征。但道与术毕竟有别，道是一个具有浓厚价值意味的范畴，属于应然的领域，而术则是一个事实概念，属于实然的层面，若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来区分，道属于形上之域，术则属于形下之域。道离不开术，术也离不开道。离开术，道就不能落实，就会陷入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弊端；离开道，术就失去规约，不能把握自身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传统道家以“道术并重，以道制术”来处理道术关系。今天提倡当代新道家，也应该遵循“道术并重，以道制术”的原则，否则，若只重术而不重道，就会使道家文化中工具理性的层面无限扩张，从而产生“术的异化”。

藉于以上三点理由，今天提倡与发扬当代新道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当代新道家进行合理的理论定位，也就是要首先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即何为当代新道家？谁才是真正的当代新道家？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当代新道家能够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

虽然当代新儒家与当代新道家有诸多不同，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目前都已经较为成熟的当代新儒家，却可以为恰当而准确地定位当代新道家，提供一个理论思路。颜炳罡先生言：“看一个学者是不是当代新儒家主要有两条：一是看其是不是一位真正的儒者，二是看其是否对儒家义理在当代的进一步伸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前者是儒的方面，后者是新的方面，前者是本质，后者是这一本质的具体展现。这两方面缺少了任何一面都不能算是当代新儒家。”在这段话中，颜先生紧紧抓住了当代新儒家的两大特质，一是儒的特质，二是新的特质，并由这两方面入手对当代新儒家作出了较为合理的定位。以此为例，同样也可以对当代新道家进行理论定位。“当代新道家”这一称谓显然也蕴涵着“道家”与“新”两大特质，其中“道家”是主词，“当代”与“新”两个定语都用来修饰或说明“道家”，而“当代”与“新”又分别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当代新道家“新”的特质，因此，当代新道家的内涵应该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当代新道家必须是道家。当代新道家人物必须首先是道家人物，也就是说，当代新道家必须信仰道家文化，即使不信仰也应该对道家文化怀有同情的理解，否则，就不能算是当代新道家，这是判断或衡量一个学者是否为当代新道家的必要条件。当代新道家的思想不管如何创新，它必须仍然是道家思想，也就是说，当代新道家的思想不能与道家思想的本质特征相冲突，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当代新道家。道家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学者会有不同回答，但有一条原则是大家都认同的，这条原则即是“道法自然”。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作为道家的最高境界与最终信仰，其本质特征即是“自然”。这里所谓“自然”，虽然与自然界有紧密的关联，但并不是指自然界，自然界是一个实然的概念，而道却是道家应然的价值追求，这显然是两个层面的东西，若把“道法自然”之“自然”理解成自然界，便降低了道家的形上品格。“道法自然”的意思就是“道即自然”，即道的本性就是“自然”，这里所说的自然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意思。道既超越又内在的品格，使“自然”不仅是道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而且也是天地万物的本性，回归自然即是回归自己的本性，即老子所说的“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道既是道家哲学的最高境界与最终本体，也是道家的方法论。在道家哲学中，境界论、本体论与方法论是统一的。在《道德经》中，老子对“道”有各种各样的称谓，如“自然”、“无为”、“无”、“朴”、“大”等等，其中“无为”就是老子从方法论意义上对“道”的称谓。老子讲“无为而无不为”，“无不为”显然是一种“为”，但这种“为”非一般的“为”，而是通过“无为”而达到的“为”，所以“无为”也就是“不为而为”，“不为而为”就是“顺任自然”，所以“无为”即“自然”。因此，当代新道家不仅要对“道法自然”之“道”怀有真诚的信仰或同情的理解，而且还要在求道达道的过程中，不违背道家自然无为的原则。

其次，当代新道家必须是新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道家具有几个不同的理论形态，即先秦道家、黄老道家和魏晋道家。其中先秦道家是道家的原始形态，可以称之为原始道家。黄老道家在不违背道家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吸纳儒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精髓，对先秦道家思想进行理论改造，从而成为以宇宙论和“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为主导思想的一种道家新形态，因其对先秦道家思想有所发展，相对于先秦道家而言，可以称之为新道家。魏晋道家把以宇宙论和政治哲学为主体的黄老道家，改造为以本体论为主体的道家哲学新形态，把道家境界形态的形上学推向高峰，无论是相对于先秦道家而言，还是相对于黄老道家而言，都可以称之为新道家。黄老道家与魏晋道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新道家，就在于它们在不改变道家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对道家经典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使道家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当代新道家要想成为真正的新道家，也必须在保证不违背道家本质特征的前提下，结合时代的需要，对道家思想进行理论创新，当然这种创新不仅仅是针对先秦道家，而是要针对以往所有的道家，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一种与先秦道家、黄老道家与魏晋道家完全不同的新的道家理论形态。

最后，当代新道家必须是当代的新道家。以儒家思想的发展为例，一种新思想或新学说的出现，必然要有一种外在机缘，正是因为有佛教的传入，才会有宋明理学的产生；正是因为有西方文化的冲击，才会有当代新儒家的出现。当代新道家要想成为不同于以往的道家新形态，就必须具备这样一种外在机缘，而这种外在机缘必须从时代的需求中寻找。在二十世纪，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中西文化问题，即如何把科学与民主引进到中国来的问题。正是以这个问题为契机，当代新儒家完成了自身的理论创造。但这个问题却不能再成为当代新道家兴起的现实机缘，原因有二：（一）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讲，确实阻碍了科学与民主的产生，中国迫切需要科学与民主的社会现实与传统儒家具有理论不足之间的矛盾，迫使当代新儒家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进行理论上的改造。因为科学民主与道家之间没有象与儒家那样的强烈冲突，所以这种危机感不会发生在道家身上，也就是说，对科学与民主的需求不可能成为当代新道家理论创新的动源。（二）藉于与西方科学与民主的交融来发展道家思想的时代契机已经丧失。科学与民主的问题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问题，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虽然这个问题仍然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由于时代的变迁，由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二十一世纪的全球主题已不再是科学与民主问题，而是转变为人类的生存问题。因此，“当代新道家”中的“当代”应该是指二十一世纪，而不是二十世纪，当代新道家应该立足于二十一世纪来思考问题。只有以道家立场来审视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同时立足于这些问题来发掘道家文化的当代价值，经过道家与二十一世纪的双向互动，最终才可能建构起二十一世纪道家哲学的新形态。

若把以上三点作为当代新道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那么，董光璧先生所推崇的李约瑟、汤川秀树与卡普拉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当代新道家。首先，虽然李约瑟晚年自称“名誉道家”，但所谓他“阐述道家思想的世界意义”，只不过是发现了道家思想所蕴涵的科学价值，而科学价值虽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但决不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仅仅发现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他就是真正的道家。而对于“论证道家思想的现代性”的汤川秀树和“推崇道家思想中的生态智慧”的卡普拉，也不能说他们具有道家信仰。其次，李约瑟、汤川秀树与卡普拉用科学理论诠释道家思想，发现道家思想的科学内涵与现代价值，这并不能说对道家思想有所发展，要对道家思想有所发展，必须在不违背道家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对道家核心思想进行理论重构，使道家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前社会，这是对道家思想的一种提升，而李约瑟、汤川秀树与卡普拉仅仅用科学理论诠释道家思想，忽略道家思想所蕴涵的价值义蕴与人文精神，这不仅不是对道家思想的升华，而且还是对道家思想的贬低。最后，李约瑟、汤川秀树与卡普拉主要生活于二十世纪，没有涉及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多不自命'道家’，也不专注于道家思想的'现代化’”李约瑟、汤川秀树与卡普拉，不能算是真正的当代新道家。

不仅李约瑟、汤川秀树与卡普拉不是真正的当代新道家，而且二十世纪其他任何学者也都不能被冠以当代新道家之名。当今世界，信仰道家或对道家怀有同情理解的学者很多，但真正对道家思想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的当代新道家人物却尚未出现。胡孚琛先生所曾经提到的魏源、严复、吴虞、汤用彤、胡适、陈寅恪、王明、陈撄宁、金岳霖、方东美、蒙文通、宗白华、萧天石等，都曾对道家或道教研究做出过贡献，但魏源、严复是十九世纪的人物，当然不能说是当代新道家。吴虞、汤用彤、胡适、陈寅恪、王明、蒙文通、宗白华等，只是在道家或道教思想研究的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但对道家或道教思想的整体创发尚嫌不够。陈撄宁、金岳霖、方东美与萧天石等，曾对道家或道教思想有所创发，但方东美的思想更多倾向于儒家，金岳霖虽以《论道》建构起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但他只是借用“道”这个术语，其所谓“道”并不是道家“道法自然”之“道”，所以很难说他是道家人物；只有陈撄宁与萧天石既有道家或道教的信仰，又曾对道家或道教思想有所创发，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两人的思想都不够开扩，都没有真正建立起系统而深刻的道家或道教哲学体系，至多可以算作当代新道家的先驱，而不是真正当代新道家。

既然真正的当代新道家尚未出现，那么，当代新道家学派与理论的建构都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任务还相当艰巨，若要保证当代新道家在未来的发展中走向正确的方向，即保证当代新道家既是“当代的”又是“新的”道家，必须遵循以下几条重要原则：

首先，要坚持道家思想的本质特征。虽然董光璧先生首次提出当代新道家这一称谓，可以看作是当代新道家思潮兴起的标志，但从他把李约瑟、汤川秀树和卡普拉作为当代新道家的代表人物来看，他显然对真正的当代新道家有一种误解，即似乎只要肯定道家思想的现代性或科学价值的人，就可以算作是当代新道家，这种误解的产生，实际上源于其对道家思想的一种片面理解，他只注意到道家思想中存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因素，而忽视了道家思想的本质在于人文，而不在于科技。道家既重道又重术，坚持道术合一。以道为信仰对象充分显示出道家的人文主义特征，而对术的重视又使道家为科技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因此，道家既重人文又重科技，坚持科技与人文的有机统一。当代新道家也应该遵循这一传统，“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重新融汇为一体，打通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社会伦理之间的壁垒，填平各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将人类认识世界的所有知识变成一门'大成智慧学’，向最高的'道’复归。”

其次，要正确认识道家的人生态度与社会作用。道家一向秉持一种柔弱、谦下、无为的人生态度和起着治疗学意义的社会作用，但近来一些提倡当代新道家的学者，为了突显道家思想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作用，试图把道家改造为一种“强者的哲学”。胡孚琛先生言：“有人从老子有关'自然’、'无欲’、'柔弱’、'处下’、'清静’、'为腹不为目’等言语，误解老子的哲学是弱者的哲学，无所作为的哲学；认为纯任自然则不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谦下退让则压抑了人的创造性和进取心。值得注意地是，学习道家之术，首先要保持自己的创造力和进取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会激发起人的智慧和才能，深刻领会道学的真谛，切忌消磨意志，不图进取，而断章取义地用道家的旗子装饰自己。道家之术乃是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治国治身之术，决不是与世无争、无所作为的纯任自然之学。”显然，胡先生极力反对把道家看作“弱者的哲学”，而突出强调道家思想的主动性和经世性，但这样以来，道家与儒家的差别何在？道家之所谓道家的本质特征又何在？道家思想的本质特征是“道法自然”，违背或抛弃了道家之所谓道家的根本原则的当代新道家，是否还可以称之为道家？其实，要突显道家思想的当代价值与社会作用，完全没有必要把道家改造为“强者的哲学”，只要充分发挥道家思想的独特价值，就完全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道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其之所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与儒家一样经世致用的“强者的哲学”，而恰恰是因为它是一种儒家所缺乏的“弱者的哲学”，才显示出其不可替代性。今天我们提倡当代新道家，没有必要为了去跟儒家争领地而丧失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否则，不但当代新道家不能成就，反而会丧失道家之所谓道家的本质特征，使道家消融或迷失于其他各家文化之中。

最后，要对当代新道家在未来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进行合理定位。作为较早提倡当代新道家的学者之一，胡孚琛先生认同“21世纪的世界文化，必然以'多元并存，相互融汇’为基本特征”，但在此基础上，他更强调“世界文化的一体化”，并坚信道学文化将成为“人类在21世纪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胡先生言：“道的学说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资源，也必将成为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的凝聚点。道学既为中国文化之根基，又为嫁接外来文化之砧木，还是世界各种异质文化的交汇点。道的学说使道学文化具有最高的超越性和最大的包容性。这种最大的包容性，使道学不仅包容进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还可以融汇进东西方异质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这种最高超越性，使道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超前意识，道学的智慧不仅能返观人类乃至宇宙创生之初的过去，而且能预见和创造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未来。”在胡先生看来，道学文化可以吸收世界各家文化之精华，成为未来世界文化的主体，甚至成为拯救人类、造福全球的唯一良药。自二十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愈演愈烈，但在文化全球化浪潮兴起的同时，文化本土化的浪潮也日益高涨。在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两种浪潮的冲击下，未来的地球将是“多种文化的星球”，未来世界的各种文化，将在多元共存的前提下，加强相互间的交流与对话，从而形成多样性、丰富性与统一性共存的世界文化格局，不可能再出现某种文化主导世界文化的局面。因此，在世界文化逐步走向多元化的趋势下，当代新道家至多只能成为中国或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积极为解决人类的困境提供其独特的文化资源。过分抬高当代新道家在未来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夸大其解决人类困境的功用，既不现实，也不利于当代新道家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