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教雕塑经历了漫长的年代。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东北地区就已出现了独立的雕塑作品。在这之后，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验的积累，雕塑的门类、品种不断扩大。仅其材质就有泥土、陶、瓷、石头、木头、铜、金、铁、竹子、象牙、玉等，十分丰富，小到果核上的舟船人物，大至几十米的坐佛。在古代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雕塑家，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的劳作，创作了众多精美绝伦的经典之作，创造了一段辉煌的中国雕塑艺术的历史，而中国佛教雕塑艺术正是这段历史中耀眼的明珠。这些古代雕塑家，为我们留下了如天上星辰般璀璨的艺术作品。
但在中国古代雕塑中，只有佛教雕塑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宣传体系”。同现代传媒相比较，中国古代佛教雕塑与其在功能上、影响上是最接近的。
春秋时期牺尊
通过比较和研究，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佛教雕塑艺术家是如何运用今天都在采取的一些视觉传达手段，进而达到作为传媒的目的；又是怎样让雕塑作品“说话”，吸引民众，宣扬佛法。这些方法，在今天对我们是否还有价值？
中国古代雕塑在不同时期的艺术功能不同。
中国早期雕塑是作为装饰用的。从三星堆早期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制陶工匠用绳、席之类的具有规则纹理的织物装饰陶器的表面，逐渐地，一些小型动物的形象开始出现在陶器的足、耳处，以及勺类器具的柄末上，但它们体型非常小。到了三星堆晚期，陶器上动物的形象变大，塑造得更具体、更详细，一些玉璧、玉环开始用一种动物形象来雕刻。
秦始皇陵兵马俑
从夏商周到秦代，中国雕塑又有了另一个使用价值——代替现实的人、牲畜、财物成为墓主人的陪葬品。一些陶制的社会用具、场景被制作为冥器，供死后的墓主人使用，其中最为壮观、写实的就是秦始皇兵马俑。今天，我们看到的兵马俑坑如此壮观，可以想象秦始皇在世时的威严和气度。
霍去病墓石奔马
西汉开始，中国雕塑的作用又发生了变化，真正意义上的纪念性雕塑开始出现。博物馆中现存的大量汉代陶俑以及兵马仪仗依然是作为陪葬品使用，如击鼓说唱俑、拂袖舞女佣、出行车马仪仗。这里要提到的是西汉时建造的霍去病墓。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刘彻下令为名将霍去病建造一座形似祁连山的墓冢，并在陵墓周围放置10余件石雕作品，以象征性手法表现英雄生前的精神风貌。汉武帝的这一决定，把过去埋在地底下的雕塑改为放置在地面上，从而使中国开始了具有纪念性质的雕塑，此时的霍去病墓雕塑就具有了宣传功能，但因其独立性和单一性还不能算是一个宣传体系。
东汉说书俑
自东汉开始佛教传入中国，中国雕塑就开始逐步实现它作为传媒的功能。
佛教在公元2世纪自印度传入中国，其基本教义是以断除烦恼，得以成佛为终极目的。并宣称人的精神不灭，生死轮回，并有天堂、地狱之说。中国在东汉末年发生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失败后，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封建割据战争，以及稍后的民族间的战争，社会长期纷乱不安，人民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除少数奋起斗争、举行起义外，多数人陷于贫困、离乱，痛苦无援的境地，容易产生祈求神助的思想。人民对天国净土寄托了极大的希望，对放弃今世的欲求以换取来世的幸福深信不疑。统治者也深悟佛教能起到化民成俗的特殊作用，为了永久巩固其优越地位，便大力提倡。对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与佛教进行广泛的接触与交流。一方面，佛教通过与文人士大夫阶层在佛儒、佛道理论上的交流和讨论，不仅发展了中国佛教的教理、教义，还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士大夫了解佛教，研究佛教，进而信仰佛教。另一方面，中国佛教在禅学方面发展了“教外别传”的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它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的佛学特点在于其高度的理性化，几乎完全没有神学气息，禅宗强调内心的自证，与庄子的坐忘、心斋、朝彻如出一辙。在中国古代，禅宗与老庄思想一起成为中国文人心里儒道互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从中国佛教雕塑中，可以大量见到的是具有南朝名士风度的“秀骨清像”，它们清癯瘦弱，身段秀丽，宽衣博带，仪态超然，这既是中国古代佛教造像的需要，也是吸引文人士大夫信教的一种手段。
大足石刻 地狱变
对于平民阶层，佛教使用了安抚和规诫两种手段。一方面，由于古代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平民阶层所遭受到的灾难和痛苦最为持久和深重。佛教宣扬的天国净土为他们提供了接受痛苦的理由，给了他们寄托的希望，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无疑为佛教赢得了大量的信徒。另一方面，佛教也有种种戒律。触犯这些戒律会遭受地狱中相应的各种刑罚，而这些刑罚在佛教艺术中也多有体现。中国佛教艺术还根据中国人的儒家文化背景，将印度佛教艺术中“性”的描绘剔除干净。印度宗教中对存在物之创造性有着深深的信仰，这种信仰通过体察自身内部的神性，被移植到对女性生殖力的崇拜中。在印度寺庙中，有数以百计的男女交欢雕像，在他们看来，两性交合似乎就是宗教体验的一部分。在唐代前期和唐以前，敦煌莫高窟不论壁画还是塑像，菩萨的模样像女性，却长着胡须。唐中期以后的莫高窟塑像，虽然嘴上的两撇小胡子不见了，但即使袒着胸，仍难以辨其男女。佛的雕像完全远离了如印度宗教雕塑给予人的感性激荡。没有那些表现生命感的狂野力量，这样才能符合中国人精神生活中充满的“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礼教章法。如此，佛教便在中国很快发展起来，直到今天，我们仍能看到大量的佛教石窟艺术。除了较为著名的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还有四川地区的大足石窟、甘肃地区的炳灵寺石窟、河北响堂山、山西天龙山、杭州灵隐寺的飞来峰摩崖造像等。佛教雕塑艺术为传播教义、吸引信众，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像中国文人画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它的目的、设计学评价标准同中国古代其他画种有本质上的区别一样，中国的佛教艺术因其明确的目的性（宣传佛法），强烈的实用性、大众性，而与中国的其他艺术样式区别开来。而以上所说的这种特性正是现代媒体所具有的。因此，本文选择用中国古代佛教雕塑艺术分析中国古人是如何运用了一些现代宣传学的方法和理论，来使佛教在中国发展壮大，通过这种分析，希望对我们今天的雕塑艺术有一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