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快报：北宋黄河北流和宗城县城的迁移

北宋时期，宗城县（今威县）为避黄河水患曾经有过四次迁邑，史志方面没有明确的记载，四次迁邑被分别记录在三块历史碑刻上，分别是《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大名府宗城县新修庙学记》《宗城新修庙学记略》。三块碑刻的记述非常简略，只能大致知道宗城的迁徙路线为雉川―新宗城（今威县）―雉川―邵固。其中的原委并不明了，是威县历史上重要的谜团之一。北宋时期的黄河北流汉明帝时期，王景主持了对黄河的综合治理活动，修筑千余里黄河大堤。永平十三年，王景治河成功，自此黄河“历晋唐五代，千年无恙”。北宋初期,黄河中下游河道仍循唐时河道,然而由于此道既行已久,泥沙淤积相当严重,黄河水势几乎高出周围民房一丈左右,十分恐怖,这一时期河患虽然频繁,但河道并未做大的改动。庆历八年(1048年)六月,黄河在澶州商胡埽决口,从此，黄河开始改道北流,其河道“经大名府、恩州(今河北威县东、清河西北)、冀州、深州、瀛洲（今河北河间)、永静军(今河北东光)等府、州、军,至乾宁军(今青县)合御河(今天津地区)入海”。这就是宋史所谓“商胡北流”。以后，北宋朝廷多次启动黄河回流（回河），都没有成功。嘉佑元年，堵塞商胡北流，让黄河流入六塔河，结果当天晚上就发生决堤，河北遭受水患的地方有数千里。神宗熙宁二年，导东流而北流闭，元丰四年，澶州小吴埽复大决，北注御河。哲宗绍圣初又闭，元符二年，东流断绝，河竟北流。自仁宗庆历八年至金章宗明昌五年。黄河北流历时146年。黄河北流河道流经宗城县东部，宗城县区域成了黄河泛滥的重灾区。黄河北流日久造成新河道淤积，元祐年间西堤多次决口，“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并且宗城决口处多年都没有修复闭合，水患肆虐，宗城县域受难深重。《宋史》河渠志多处记载宗城水患的情况。频繁的水患造成了县邑的多次迁移。

第一次迁往新宗城第一次迁移，由雉川（今威县方营镇方营村）迁到县城今治，对于这次的搬迁史志方面没有明确的记载，史料的来源很偶然，在这块石刻发现以前，并不知道这次县城迁移。1913年，威县县城东马道街邱姓、余姓居民在其住宅以南的东内城濠春涸地带挖土修房时，无意中发现一通石刻，经过刷剔清理，完整无缺。此碑刻名为《新宗城县三清殿记》，这块碑的珍贵之处在于其集王羲之字，自由洒脱，一气呵成，颇具王体神韵，可与唐怀仁和尚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并称集王书法刻石的双璧。同时，碑文也记载了黄河水患、县城迁址等内容，可补威县地方的变迁史。此碑的出土“哄动远近，竞相观奇，络绎不绝，道路充塞。”当时，由县长乔培茂、劝学所长张增堂、县立高小学校校长荆漳，建议移至县立高小学校，辟室一间，加以管钥，妥善保护，珍视为稀有文物。后由于战争原因几经辗转，现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1933年，《河北》月刊第1卷第9期分两页发表了该刻石的拓片，并刊载时任威县县长崔国卿的短文《威县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考略》，记述了刻石的年代、尺寸、发现经过、内容简介，并对撰文和集字者的生平进行了简单考证。《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刻石记载：“邑居三河之间，相距无百里之远，间或为浸润决溢之患。元初，大河一决，并漳、御而东注于海，奔湍渺漫，极目千里，非堤防可得而御。国家岁尝为之计矣，尚未得其御之之策，而民朝恐暮惕，常虑其为鱼之患。而幸晏侯宣德来尹是邑，未几布政而请议于上，遂迁其邑，民得奠枕，咸戴其复生之赐。”此碑立于北宋元祐戊辰年（公元1088年），记载了宗城县因水患而迁移县邑治所，因为刻石出土于今威县县城内，因此今威县县城应是这次迁移的新县治。从东汉初期设置广宗县，隋朝改为宗城县，县城在原址（威县东方营村）已历千年，为什么北宋要另外选址迁移呢？北宋时期，治河的手段已经非常成熟。当时河堤的种类繁多，仅据《宋史》的记载就有“正堤”“遥堤”“缕堤”等。大河两岸的“正堤”，一般只称为“堤”。“遥堤”则是“正堤”以外的最外一重堤，其可在黄河汛期，将河水限定于堤坝以内的地方行流，尽量将河水泛滥区域控制在有限范围内。“缕堤”是介于“正堤”和“遥堤”间的第二重堤，它有“预备堤”的作用。若“正堤”决溢救治不及，则加强“缕堤”可快速抵挡水势。当时的宗城县城就位于大河的两堤之间。元初黄河决堤，洪水顺着御河和漳水流向大海，奔湍渺漫，极目千里。虽然县城一直没有被洪水淹没。但是各级官吏感觉如此大规模的洪水“非堤防可得而御”，故“朝恐暮惕，常虑其为鱼之患。”想把县城搬迁到安全的地方。《宋史》河渠志记载元丰四年（1081年）四月：“小吴埽复大决，自澶注入御河，恩州（清河）危甚。”同年7月，水官李立之奏称：“北京、南乐、馆陶、宗城、魏县、浅口、永济、延安镇、瀛洲景城镇，在大河两堤之间，乞相度迁于堤外”。可见，当时因在两堤之间，想搬迁到堤外的不止宗城县，共有城镇9个之多。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宗城县邑的搬迁列入议事日程，以后几年，各级官吏一直在讨论县城的搬迁。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初二，黄河在大名府的决口，《续资治通鉴》记载：“二月，辛酉，以河决大名，坏民田，艰食者众。”这次决口直接导致了宗城县的迁邑。朝廷终于批准县城搬迁。《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祐元年：“北京留守司言：乞移宗城县。从之。”按照此碑刻记载，公元1088年县城已经“新徙是邑”，对于新县城碑刻称呼为“新宗城”。虽然碑刻铭文对这次搬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次县邑搬迁并没有给宗城县带来期待的好运，却很快就成了可怕的梦魇，这就要提到另外一通碑刻《大名府宗城县新修庙学记》。二次迁移重回雉川《大名府宗城县新修庙学记》是记述宗城县城搬迁的又一碑刻，碑刻中记载“县在雉川村时有学，元祐七年（1092年）令郭长卿辟而新之，今丞相何公实为之记，其文固在。”碑文记述了“县在雉川时有学”，同对新修的庙学用了一个词“辟而新之”，意思是宗城县的庙学是在原址开发重新建造的，说明此时（元祐七年）县治又在雉川。从1088年到1092年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是什么原因让县城又回迁雉川呢？这件事从《新宗城县三清殿记》出土后就一直困惑着后来的研究者。其实，这件事的答案就在《宋史》之中。《宋史》赵挺之传给出了完美的答案。提起赵挺之都不太熟悉，但是赵挺之的儿媳非常有名，就是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赵挺之曾在元祐初年任德州通判，当时魏州境内黄河多次决口，有人建议迁移宗城县邑。转运使让赵挺之前去查看地形，赵挺之说：“县距高原千岁矣，水未尝犯。今所迁不如旧，必为民害。”转运并没有采纳赵挺之的建议，最终把县城迁往新址。然而，“才过两年，河果坏新城，漂居民略尽。”这一年应该是元祐4年（公元1089年），《续资治通鉴》记载元祐4年：“秋，7月丙申，都水监言：宗城决溢向下，包蓄不定，河势未可全夺。”《宋史》河渠志也说：“今四年决宗城中埽，岂谓北流可保无虞？……继又宗城决溢，向下包蓄不定，虽欲不为东流之计，不可得也。”这次黄河北流在宗城境内决口，新宗城县城直接被洪水漂没。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这次迁邑的失败是由于地方官决策失误造成的。公元1089年新宗城县城被洪水漂没后，县城重新又回到了雉川。往前推两年，公元1087年应该《新宗城县三清殿记》记述的宗城县城迁往新邑时间。

第三次迁移到鲧堤上宗城县邑回迁雉川后，由于黄河北流日久，河道淤积越来越严重，河水溢堤和决堤的情况时有发生，被洪水漂没的风险依然异常严峻，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2月乙卯，河北转运副使赵偁上书议事：“臣窃谓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闭。是三者，去其患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宗城的水患被视为当时全国河事的三大利害之一，可见当时宗城河患的严重性。宗城段的河堤决口一直没能封闭，洪水也一直危害着宗城县境。此后三个月，洪水再次从宗城决口出流出。《续资治通鉴》记载：“是月（公元1093年5月），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淤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幅员数百里，漂庐舍，败冢墓。遗民之仅免者，老弱聚金堤上，哀号之声，数舍不绝。”此次河患的破坏程度很大，受害面积达到数百里。洪水过后人们发现，没有安全的地方，只有黄河大堤最安全。县城搬迁到安全的地方仍然是管辖宗城县的各级官吏迫切面对的问题。宗城县的第三次迁移记录在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立石的《宗城新修庙学记略》上：“宗城旧治雉川，避河之冲，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始迁邵固，名虽为县，而实不若堡。”表明崇宁四年之前的县治在雉川（今威县方家营乡）。为避河之冲，崇宁四年又徙于县东五十里之邵固。这次迁邑似乎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续资治通鉴》记载，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正月赵偁又上言：“（大河北流）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水皆西决，则地势西下，较然可知。”黄河北流的多次决堤都决的是西堤，而且大河以西的地势低下，洪水顺势而下，宗城县全境都在洪水漂没之下，没有安全的地方。既然西迁不安全，这次直接把县城迁移到了鲧堤上（黄河北流威县段的大堤），古邵固村就修建在鲧堤上，村中的地势与鲧堤持平，邵固附近的鲧堤修建的也非常坚固，至今保存完好，按当时的情况，邵固应该是县城迁移最安全的去处。四次迁移终回新宗城宗城县邑于崇宁四年迁至邵固镇（今威县城东25公里的邵固村），邵固偏居县东南一隅，“名虽为县，而实不若堡，聚镇邸之雄者，官府城壁，闾巷井屋仅可而已。”不便于对整个宗城县域的管理，并不适合为县城。县城在邵固镇实在是权宜之计，县邑回迁只是时机和时间的问题。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南宋政权为阻止金兵南进，东京留守杜充决开黄河南堤，从此，黄河南流，夺淮入海，河北之地再无黄河河患。水患的风险解除了，邵固作为宗城县邑的临时避难地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明确记载宗城县城回迁时间的是《畿辅通志》，该志记载：“邵固县（堡），在威县东，宋崇宁中尝移广宗县治此。”至“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宗城县治由邵固迁于今县城。”绍兴是南宋高宗的年号，绍兴二十六年即金正隆元年，此时，河北地区已经被金占领，宗城县没有迁回老县邑雉川，而是迁到新宗城（威县今治）。宗城县邑在邵固51年。从公元1156年再迁至今天的威县城，至今未变。从元祐二年至绍兴二十六年，宗城的迁徙路线为雉川―新宗城（今威县）―雉川―邵固―今威县，70年的时间四移其邑。历史没有谜团，真相始终藏在某个角落，等待你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