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如何促使欧洲走向二战？
原作者 | [英]亚历山大·沃森
摘编 | 徐悦东
很多人会忽视一战和二战之间的连续性，其实二战的爆发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一战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就为二战埋下了伏笔。英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沃森在《铁壁之围》中，首次以一战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的视角重新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亚历山大·沃森不仅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柏林和维也纳政治人物的影响，还关注这次大战对中欧地区民众所带来的深重创伤。
沃森认为，由于一战后协约国并没有对一战的战犯及其战争罪行进行彻底清算，这为纳粹党的排犹政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外，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原则使得帝国破裂，让一战后中欧东部地区留下了无尽的民族纷争和战争隐患。一战作为一场损失惨重的现代战争，为战败国的民众留下了无尽的创伤，民众的痛苦最终演化为了战争的暴力。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铁壁之围》。
《铁壁之围》，[英]亚历山大·沃森著，宋昊译，后浪|九州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一战主要战犯未受审，为二战埋下了伏笔
在1918年秋天停战之后的几个月里，在战火的余烬中形成的美丽新世界固定成型。在战胜的协约国领导人于巴黎热切地讨论着欧洲大陆的未来之时，新诞生的中欧各个民族国家正在巩固对本国领土的控制，以武力夺取存在争议的地区——通常都会牺牲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三个共和国。
协约国与德国在1919年6月28日签订了在西部结束战争的条约。为了增加敌人的耻辱感，法国人将条约签字地点选在了凡尔赛宫的镜厅——近半个世纪前，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正是在这里宣告成立的。就像是作为事后添加的事物一样，与新的奥地利的条约于1919年9月在圣日耳曼昂莱签订。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和此后对革命的血腥镇压，直到1920年6月，战胜国才与匈牙利签订了《特里亚农条约》。
到此时，旧秩序早已不复存在。大多数旧秩序的成员并未吃到多大苦头。德皇威廉二世于1918年11月10日进入荷兰。11月28日，他正式退位。最初18个月的流亡中，他确实过得提心吊胆。开支紧张，前途未卜。他蓄起了胡须，这样自己就不那么容易被认出来，到1918年和1919年之交时，他甚至开始装疯，以期免于被引渡回国。
然而，一切迎来了喜人的结局。荷兰人不情愿地保护了他。依据《凡尔赛条约》第227条含糊形容的“对国际道德与条约神圣性的极大侵犯”来审判他的国际决议最终渐渐偃旗息鼓。威廉在荷兰村庄多恩的附近购置了一处有壕沟环绕的美丽庄园，他的皇家作派使得邻居们都畏而远之。他的妻子于1921年4月去世，不过一年之后，时年63岁的他又迎娶了35岁的寡妇——舍恩爱赫-卡罗拉特亲王妃赫米内。在1941年6月4日去世时，他虽然郁郁寡欢，却算不上心怀愤懑。卡尔皇帝的命运要更为奇特。在放弃了军权以避免在对意停战条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之后，他在1918年11月11日放弃了一切参与奥地利国家治理的权利。
威廉二世
但是，他从未正式退位。在1921年他两次试图取回匈牙利的圣斯蒂芬王位之后，协约国认定他对欧洲稳定造成了威胁并将他和家人从流亡地瑞士迁到了偏远的马德拉岛。1922年4月1日，时年34岁的卡尔因流感在马德拉去世。与同盟国其他各个领导人的遭遇不同，后人对于这个孱弱而怯懦的人的记忆带有些许好感，可能部分原因在于，跟大多数人不同，他从未写过一部为自己费力脱罪的战争回忆录。虽然他没能在战争期间创造奇迹，没能将自己的臣民从苦难与流血中拯救出来，但有些人宣称，卡尔在战争之后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个小小的壮举是，在卡尔去世之后，一位患有静脉曲张的巴西修女在向他祈祷后便痊愈了。2004年10月，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为这位哈布斯堡末代皇帝行了宣福礼。
尽管协约国宣称要惩罚那些在其看来应当为这场恐怖的战争负责的人，但同盟国的其他战时领导人并没有受苦。到1918年，在引领同盟国走向战争的诸位领导人中，有一些已经不在人世了。在1914年担任奥地利首相与匈牙利首相的施图尔克与蒂萨都在战争期间遇刺身亡。普鲁士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在1916年沮丧地去世。前任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活过了战争，在所有战时领导人中，他是特殊的一位，因为他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和辩护。
1919年6月，一得知协约国有意审判德皇威廉，他便慨然向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致信，要求代替自己的主人受审。“依据帝国的宪法，”他提出，“在我担任首相期间，我要为皇帝的政治行为负全部责任。”霍尔维格的提议并未得到回复。协约国简单化地将这场大战看作德国的罪行，这就使得存活下来的哈布斯堡领导人被置之不理了。1914年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的贝希托尔德伯爵比大多数人对这场战争的罪责都要大，但他获准不受烦扰地退隐到他在匈牙利柴普赖格的庄园，1942年，他在那里去世。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的罪责要轻得多，但他参与过1914年7月召开的、策划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的大臣联席会议，1919年，他为法国的新盟国——新独立的波兰——担任财政大臣。
最为重要的是，甚至没有一位军方高层人士受到审判。倘若在今天，在1917年前担任哈布斯堡总参谋长的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在任何战争罪行审判中都会是一名主要被告，这既是因为他在挑起战争中起到的作用，也是因为他是1914年屠杀数以万计的乌克兰族平民的军队的指挥官。但协约国对于哈布斯堡政权并不怎么在乎，对于东欧死难的农民们更加不在乎。赫岑多夫被放过，得以去写作回忆录而发财；1925年8月，他在德国南部怡人的温泉城巴特梅根特海姆去世。
协约国也曾短暂地将兴登堡与鲁登道夫列入战犯嫌疑人名单,但在重新考虑后又决定放弃这一做法。在战争的后两年里领导德国的这对军事搭档有着迥然不同的未来。在战败之后，鲁登道夫陷入了可悲的境地。1918年11月中旬，因为害怕留在柏林会被处以私刑或被审判，他逃离了这座城市。
兴登堡
此后他隐居瑞典，写作了一系列自艾自怜的回忆录，直到革命的风潮止息。在他返回德国之后，他变得越发偏执，将犹太人当作了他倒台的替罪羊。他投身于极右政治之中，是纳粹1923年慕尼黑暴动的共谋者之一，但他在1925年参选总统时遭遇了难堪的惨败。与其相反，兴登堡在战争结束时名声未受损害。他在1918年11月重返德军领导位置，成功地将第三最高统帅部军事失败的责任推卸到了平民与据说在忠诚的士兵“背后捅了一刀”的政府身上。为了重新充当德国的象征性领袖，他还能够利用他的战时名气。1925年，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去世后，兴登堡参选总统并胜出。1933年，在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面对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他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他的总理。
现在应当明确的是，并不是只有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在一战期间实施过残酷与非法的行为。不过，即便是按照当时发展仍不完备的国际法而言，这两个国家也犯下了一些极度恶劣的罪行。德国入侵了中立的比利时，发动了无限制潜艇战，无情将平民征用为苦役（这尤以在东线管制区的所作所为与1916年对比利时人的驱逐为甚），且在1914年期间杀害了非战斗人员，所有这些都违反了国际法。
但是，应对这些行为负责的人大多未受惩罚，应该对同盟国的盟国奥斯曼土耳其犯下的远甚于此的暴行——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屠杀——负责的人也大多未受惩罚。公平地讲，在奥斯曼帝国于1918年10月30日签订停战协议后，由英国人任命建立的苏丹政府确实在协约国的敦促下开展了调查。特别军事法庭发现了表明当局有意彻底消灭亚美尼亚人的大量证据，判处奥斯曼帝国战时领导人死刑，但鉴于所有战时领导人都缺席审判，上述判决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在德国政府拒绝引渡战争罪行嫌疑人之后，德国政府被协约国强迫着在1921年于莱比锡高等法院举行了审判，这些审判便远不如土耳其审判那般彻底和鼓舞人心。总共有45起案件被提交，但只有17起真正得到了审理。被控诉的都是小人物：一些是陆军人员，其中大多数是下令枪决战俘或是对战俘营中的战俘不加照管的军官，还有攻击过平民的陆军人员；还有一些是被控诉击沉医务船的潜艇指挥官。
只有4场审判最终定了罪。双方的海军封锁和对占领区敌方平民的残忍行为早已损害国际法，对重大违法行为——战败国一方做出的违法行为——的起诉和惩罚也流于失败，因此国际法的权威进一步跌堕。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1939年希特勒准备发动针对波兰的种族战争时，他便从中吸取了相应的经验教训。在要求他的将领们“在肉体上消灭敌人”时，希特勒回顾了一下历史，便扫除了部下的顾虑：“说到底，今天还有谁提及对亚美尼亚人的灭绝？”
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为何是个致命的错误？
事实很快表明，整个中欧东部都对战后秩序感到不满。早在战胜国领导人于1919年1月在巴黎考虑和平决议之前，这个地区沿着民族界线的重组便早就已经开始了。这种重组可能是实现稳定的唯一途径，但它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这个地区的族群混杂程度实在太高，以至于难以建立族群非常同一的民族国家。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新的罗马尼亚（因吸收了前匈牙利领土而扩大），1/3的人口是少数民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正如其名字所说明的，是一个多民族混杂的国家，精英阶层以下的民众往往不那么愿意接纳新的南部斯拉夫理念，相比之下，人们还是更常怀有对其他民族长久以来的历史积怨。
对战后协议有利的是，欧洲的政治重组使得欧洲少数民族的数量从6000万人减少到了3000万人。强加给各个新国家的条约本应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但这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威尔逊宣传活动对“民族自决”的拥护和战争本身，都将民族雄心提高到了狂热的高度。少数民族身份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大陆上远不如在旧帝国治下那般吸引人、可接受。
按照一份估计，即便少数民族人数减少了，但在1918年之后，在原奥匈帝国的领土上，族群冲突事件几乎增加了一倍，从9起增加到了17起。除了波希米亚的捷克人与德意志人此类旧有的敌对关系，新的民族冲突又滋生出来。比如在泰申的捷克人与波兰人，在南斯拉夫的德意志人与克罗地亚人，在罗马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与德意志人，都彼此剑拔弩张。
威尔逊总统将“民族自决”放在了他的战后设想的中心地位，此举是一个致命错误。这个口号对于战时宣传是有用的，也有助于增加他的人气与道德权威，但它也使得威尔逊的战后秩序迅速在众所瞩目之下丧失声誉。其原因十分简单：中欧东部的民族混杂程度非常高，以至于并不是每个民族都能够运用这一新权利。必然会有赢家，也必然会有输家。而实力政治则决定了输家会是在战败的阴云之下惶惶然的两大族群——德意志人与马扎尔人。这两个民族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威尔逊给自己造成了损害。
威尔逊
在历次演讲中和对1918年同盟国和平照会的回复中，这位美国总统都表明，他的战争针对的是独裁者，而不是他们的民众。虽然协约国要求旧帝制政权“投降”，但他在10月23日提醒，一个真正能代表民众的政府可以按照十四点原则与协约国开展“和平谈判”。德国人适时发动了起义，但半年之后，依然没有任何谈判，而只有一份“强制命令”，德国人的代表被允许在战胜国做出最终裁断之前对此发表意见。
匈牙利人的经历更加动荡、更加不受威尔逊喜欢，包括温和的革命、布尔什维克的政变，以及由一位前任哈布斯堡海军上将领导的右翼独裁，但协约国对待他们的态度是相似的。即便是协约国代表团的成员也承认，加之于德奥两国的条款是极端残酷的。在阅读了自己的国家将在协约国入侵威胁之下屈膝接受的各种要求、条件、损失组成的长长清单之后，德国外交大臣乌尔里希·冯·布罗克多夫-兰曹伯爵表示，威尔逊和他的伙伴本可以节省时间。只要一个简单的条款就足够了：“德国将不复存在。”
《凡尔赛条约》与《特里亚农条约》通过让德意志人与匈牙利人付出代价而建立了战后秩序，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政府自始至终都没有接受过这一秩序。这一秩序的核心组织原则——民族自决——并未得到应用，这一点随后在战败者身上得到了确认：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在1918年10月以为他们会加入德国，但战胜国禁止他们这么做。在凡尔赛，德国被拒绝加入国际联盟（这一国际组织本应当联结起战后的新世界），且丧失了13%的领土和10%的人口。匈牙利则更为悲惨，令人难以置信地失去了67.3%的领土和73.5%的人口。
《1917》剧照
当然，大多数转走的臣民是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阿尔萨斯-洛林人、丹麦人或波兰人。认为这些人期望加入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或波兰的看法哪怕并不总是正确的，也是有其道理的。在一些有争议的地区，诸如德国东部的马祖里亚或上西里西亚，当地组织了公民投票来确定其居民的意愿。但是，有极度不公的情况，其中最为恶名昭彰的便是将毫无疑义属于德国的但泽作为一个自由州转交于国际联盟（采取这一举措是为了给波兰提供出海口）的做法。领土的转手、禁止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自决”或加入奥地利以及禁止奥地利德意志人加入德国，上述做法令1300万德意志人被留在了德国的边界之外。
在两次大战之间，被留在匈牙利边界之外、成为其他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的马扎尔人总共有323万人。在国家腹地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对领土损失的气愤，与那些财产生计都在被割走的领土上的同胞的苦难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那些同胞变卖了家产或被迫背井离乡。波兰走廊是原本归属德国的一长条领土，它被分配给波兰，以便将东普鲁士与两次大战期间德国的其余部分隔离开来。
在1919年时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德意志人总共有110万人，6年后，其中的575 000人迁到了新的德意志共和国境内。在西部，30万德意志人中的20万人离开或被驱逐出了阿尔萨斯—洛林。到1924年，约有426000名匈牙利人也逃离了被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奥地利夺走的地区。背井离乡的民众数目之巨，更突出说明了战败和威尔逊的新秩序引发的领土损失不仅损害了民族荣誉，还摧毁了许多平民百姓的生活。
除了《凡尔赛条约》与《特里亚农条约》规定或批准的领土损失，条约还提出了赔款要求。《凡尔赛条约》的第231条阐述了要求赔款的法律基础，宣称“由于德国及其盟国的侵略行为，协约国与参战各国的政府与国民被迫卷入战争，并因此承受了各种损失与破坏。德国及其盟国应对此承担责任”。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协约国在1921年给德国定下的1320亿金马克赔款在很大程度上是名义上的，意在满足复仇心切的国内舆论。它们真正的目标数额是在36年中赔付500亿金马克，这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但是，德国公众因为那个更加庞大的数字而震惊。由德国政府在经济方面的管理失当所引发、但被怪罪到赔款头上的恶性通货膨胀让德国民众的存款与战争债券变得一文不值，这增加了民众的愤怒。赔款之所以特别受到仇视，还有另外两个原因。首先，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德国代表团将第231条打造为“战争罪责条款”，以败坏赔款主张的法律基础。尽管协约国事实上并未要求战败国承认罪责，但这个说法还是固定了下来，并将一种财务事务转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的道义问题。
其次，在德国政府持续违约未付赔款之后，法国人、比利时人以及此前已经占领莱茵河左岸的英国人于1923年1月入侵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1917年由德意志帝国当局散布的恐慌式宣传活动如今看起来出奇地具有预见性。战败后，敌军入侵，德国工人被迫为他们所憎恨的压迫者做工，占领者甚至还为了羞辱德国而故意安排法军黑人士兵来监督将煤装车运往法国。暴力事件亦有发生。法国与比利时军队杀害了约132名德国平民，将4124人关进了监狱，还将172000人驱逐出境。被《凡尔赛条约》削减到仅余十万人的德国陆军无力做出应对。
一战的阴影：转化为暴力的痛苦
所有这一切都在打击着这个像其他所有中欧东部国家一样已深受创痛的民族身上。中欧各国民众对战争投入了极多，因此战争对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也极其巨大。一些人将两次大战之间的社会与政治残酷化归咎于长年累月的大规模杀戮。不过在战后对这个地区造成严重破坏的准军事性暴力只是由一小部分人犯下的。德国军队在1918年底遣散的速度之快可以说明绝大部分士兵只希望返回家乡。
相反，真正决定这场战争的情感遗产的关键，是人们承受的痛苦。在整个中欧东部，痛苦无处不在。最为明显可见的是战争对人类躯体的损毁—数百万残疾的老兵和痛失亲人者。在德国，阵亡士兵留下了533000名遗孀和1192 000名孤儿。捷克斯洛伐克人口是德国的1/5，且据称其士兵作战不力。这个国家要向121215名寡妇和238000名孤儿支付抚恤金。但是，战争之所以造成了过于惨重的痛苦，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战斗与丧亲，后方前线挨饿受冻的情况也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被入侵的东普鲁士人和被驱逐的加利西亚犹太人承受了痛苦。那些在战后由于领土变更而失去家园的人也承受了痛苦。
这种痛苦，以及它造成或激化了的嫉妒、偏见、暴力，都具有强烈而持久的破坏力。德国人在一战中承受的痛苦与25年后的反人道罪行之间可以说有某种特定、提示性的关联性。生活在民族杂居的边界地区（这些地区因战争的匮乏激起了族群间的敌意）的德国人参与纳粹犹太人大屠杀的人数多得不成比例。那些在战争结束时因边界变动而失去家园的人在纳粹大屠杀行凶者中的比例是平均比例的6倍。
更为广泛地说，后方在战时承受的痛苦使得整个社会按照阶级和族群断层线分裂开来。在战后，这些社会还将被族群间的准军事斗争、左翼革命、极右翼的血腥报复进一步撕裂。被1929年的一位左翼知识分子不祥地形容的“由仇恨与复仇构成的狂乱而残酷氛围（今日仍在主宰东欧）”的根源之一，便是战时的痛苦。
战时的痛苦遗留下来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一种对意义的绝望追寻。在中欧战争文化价值体系的最高点，是牺牲的概念：为了某种更为崇高的事业而甘愿承受损失与痛苦。德奥两国在1914—1918年牺牲的人数是惊人的：2036897名德军士兵阵亡。
奥匈帝国的伤亡从未得到正确计算，但总数应在110万至120万人之间。奥地利的德意志人与匈牙利人承受的伤亡最重，紧随其后的是斯洛文尼亚人和摩拉维亚捷克人。哈布斯堡的战败并没有（至少没有正式地）让捷克族、波兰族、南部斯拉夫族士兵的牺牲失去价值。新成立的国家直接将这些士兵的死亡重新阐释成了为独立事业而死。当时并没有容纳不同观点的公共空间。
与之相比，对德国人来说，战败带来了严重的认知冲突。一得知签订停战协议的消息，鲁斯·霍夫纳立时脱口说出了这种困境。她问道：“德国的母亲们是为了什么而牺牲自己的儿子啊？”汉堡妇女安娜·考恩施泰恩在4年的时间里一心一意地为在前线服役的儿子阿尔贝特寄去饱含爱意的信件与礼物，对于她来说，这个问题必定格外悲苦。阿尔贝特在1918年10月26日阵亡，彼时距离战斗结束只剩2周。1925年之前，心怀怨恨的法国政府一直不允许德国平民拜访位于法国领土的阵亡军人墓地，这让德国父母更加哀痛，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空洞。
在中欧东部各地以及之外的人们设法努力面对1914-1918年的大规模死亡。在战争失败之后，如何证明挚爱的儿子、兄弟、父亲的牺牲的正当性的难题让德国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生出了一种对阵亡士兵独特又强烈的崇敬。士兵们在世时曾经支持过他们的市政机构、教会、当地网络再次发动起来，以纪念他们的牺牲。
《1917》剧照
许多人将阵亡者想成如基督般的殉道者或是想成在深深安眠，以此来获得安慰。人在做逝者在看的想法以及逝者将像基督或入睡者一般再起的想法，都全面地影响了国民观念。逝者为什么而死和他们希望得到什么，这些问题引发了各个政治派系的德国人的分歧，但即便是共和派也在想象，逝者告诫生者要让祖国复兴。至于极力要将自己打造为老兵代言人和阵亡士兵记忆捍卫者的极右翼，更愿意以字面上、军事上的意义来理解这种愿望。在极右翼的拥护者看来，1918年的战败实际上是一场背叛，故而应当推翻战败结果并予以报复。
对于欧洲中部与东部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浩劫。取代威名跌堕的旧帝国的新共和国自身又受到充满仇恨的战争遗产的毒害。它们贫困、动荡，通常有大量充满怨愤的少数族群，事实证明，大部分新共和国是不稳定的。战争撕裂了上述国家多民族社会的组织构造，并且严重加剧了族群对立，遗留下了长久的敌意，尤其是跟历史较久的犹太人少数族群和新近的德意志人少数族群的敌意。
不到10年，威尔逊的新民主秩序便已经所余无几，东部的大多数地区都陷入了独裁者的统治之下。德国也被摧毁了。1914年时的国民团结在经历了大战之后便崩解成了彼此攻讦的乱局；左翼与反犹的右翼之间的分歧也在战后进一步扩大并变得更加残酷。这场战争一直是一场人民的战争。痛苦与牺牲一直是极为巨大的。那些挺过这场严峻考验的人则要思考，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原作者 | [英]亚历山大·沃森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刘亚光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