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之先生还有一句名言，到底是人编刊物，还是刊物编人？可以欣慰的是，《文史知识》四十年来一直是人编刊物，也就是充分调动和发挥编辑的主观能动性和想象力，使得刊物保持高水准。白化文先生常用“创业艰难百战多”来形容《文史知识》创办初年的情形，其实四十年来“艰难”还是不少的，坚持人编刊物也十分不易，编辑们要扛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干扰。
（胡友鸣寄语）
《文史知识》创刊四十年了。这些年来，尤其是三十周年时，各类回忆文字甚多，创业的艰难和乐趣，大家所述备矣，我也曾以《大专家写小文章》为题写过纪念文字。然而，回想起创刊之初的情景，仍是百感交集：
登上五层，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乃是当年常见的“筒子楼”，走廊黑乎乎，墙壁油斑斑，原本宽敞的走廊，狭窄局促：各个房间门前都是煤气罐、煤气炉、煤油炉、蒸锅、炒勺、橱柜、堆满酱油米醋油瓶案板菜刀厨具餐具的小桌……成立不久的《文史知识》编辑室，就栖身在这众多住家、单身宿舍之中，房号503。以后数年如一日，锅碗瓢盆交响曲按时奏响，正略感饥饿时，煎炒烹炸之声、鱼肉粮蔬之味阵阵来袭……谁能想象，雅俗共赏的一期一期《文史知识》，就诞生在这浓烈的生活气息里。
作为一家刊物，居然没有电话！为此不知托了多少人跑了多少趟电话局。大约一年后电话局才勉强来人从财务处拉了根线，五楼的我们和二楼的“财务”共用一个电话。电话铃响了，一接却是找财务的，十分不便。于是请电工另外拉线安装电铃，以后出现这种情况，就按一下电铃开关告知二楼，二楼对我们也是如此。其中的不便和产生的误会真是一言难尽。
关于电话的这段描述，未经历过的朋友们实难理解和想象。那时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更没有互联网，电话的作用不言而喻。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创始人杨牧之先生率领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团队，废寝忘食，锐意进取。《文史知识》赢得了专家学者的肯定，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从“大专家写小文章”的赞誉，也可见当时在组稿时下的功夫。1983年，就应读者要求重印了1981年、1982年各期，可以说开创了报刊史上的佳话。刊物宗旨、读者定位、整体风格的确立形成，栏目的策划设置……这些尤其是创业阶段的思考，却也是值得回味的。伴随着改革开放，伴随着思想解放，《文史知识》应运而生。那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希望、充满激情的年代，一个崇尚科学、追求知识的年代，那个年代有自信而且有认真的反思和批判精神。那么作为《文史知识》，应该如何认识如何传播准确、生动、有用的“文史知识”呢？文史知识，顾名思义，就是关于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历史的知识。“文”，主要侧重于古典文学，所谓的“史”着重在介绍史学常识；名叫“知识”，那就要强调所谓的“知识性”。这当然是刊物的基础，必不可少，但如果这样机械地去理解去编辑，那可能就办成另外一本刊物了。老一辈学者强调“文史不分家”，现在讲究“跨学科”，对于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文化，只有不拘泥于现代学科的分类，才能尽可能全面地展现整体风貌。为此，《文史知识》从创刊伊始，就努力追求“作者荟萃全国一流文史专家，内容涵盖古代文化各个方面”。在栏目设置上，历史百题、文学史百题就是“纯”史或“纯”文，“纯”文的还有“诗文欣赏”、“古典文学流派”等栏目；语言训诂之类则又是另外的学科；像中国名著在国外，后来逐步发展为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就又成为跨学科的了。而“文化史知识”、“古代民族志”等一般大学课堂无论“文”“史”都难以涉及，而读古代典籍、古代诗文时，这却又是必要的知识。早在1981年第4期，刊物就开办了文化史知识栏目，阴法鲁先生为栏目的设立专门撰文作为开场白。阴法鲁先生指出：
读古代文史著作，如果不熟悉当时的社会生活，就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文字都认识了，但对内容却不理解，甚至会引起一些幻觉或错觉。例如看到书上说到古代帝王的宫殿，脑子里就可能浮现出北京故宫的景象。实际上，北京故宫是明清两朝处于封建经济高度发展时期陆续修成的，以前的历代宫殿都没有达到这样的规模和建筑水平……文化史知识的范围很广，包括古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器物用具、典章制度、礼俗、文化生活、科学技术、天文地理、艺术、中外文化关系等各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知识的来源，主要是文献记载，其次是考古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
文化史知识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对于我们欣赏古代文学作品，对于我们读懂古书都至关重要，对于《文史知识》来说，不仅重要更是特色。随着栏目的开办和编辑的不断努力，稿源问题也就逐步解决。为了发挥优势，加大这方面内容的分量，于是把婚丧嫁娶等古代民俗的内容抽出，开办了民俗志。这取得了钟敬文先生、董晓萍教授的大力支持。钟敬文先生以“谈谈民俗志栏目”为题，为新栏目的开办撰写了前言。栏目要求贯穿古今，通古博今。开设后，反响很大。后来，钟敬文先生就民俗学的建设和发展接受了《中国教育报》记者访谈，用了大量篇幅专门称赞《文史知识》：“编辑很有学术眼光，能创新”，“这就扩大了民俗学的一个新领域的学术影响，也促进了民俗学和其他学科的沟通，对民俗学的建设起了推动作用”（《中国教育报》2000年4月25日）。栏目开设之初的连载，结集出版后也很有影响，如董晓萍《说话的文化》为民俗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考试的必读参考书；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也被列为民俗学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必读参考书。
大约是1998年，《中华读书报》创办“文史天地”专版，季羡林先生撰写的“发刊词”，开宗明义：“什么叫'文史’？”我虽然还没有见到任何学者给“文史”这个词儿下过任何为大家所共同承认的定义；但是，我觉得，大家一说“文史”，都能明白它的含义。它同我们常讲的“国学”，外国学者所称的“汉学”或“中国学”几乎是同义词。有名的杂志《文史知识》所涵盖的范围，可以为证。
这是前辈学者的肯定和鼓励。《文史知识》的编辑特色就是强调选题策划，强调每一栏目、每一期的编辑思想。这就要求编辑在考虑读者需求的前提下在选题策划和整体设计组合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创造性思维。立足于“文”“史”又不拘泥于“文”“史”，以尽可能地展现古代社会文化的风貌。如何看待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编辑们深知自己肩上的使命和责任。为了使刊物能够吸引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编辑们可以说殚精竭虑。为了发挥刊物的作用，《文史知识》积极参与或组织公益活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与中央电视台连续几年合办“新春楹联评选”活动而广为人知。这些年来，一直坚持在大学、图书馆等处举办各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系列讲座，与大学、研究机构或学会合作举办笔会、有奖征文等各种活动。如八十年代就曾组织座谈会并在刊物上进行“八十年代我们怎样治学”的讨论；九十年代与国际儒学联合会共同发起并组织“传统文化和素质教育”有奖征文活动。
在选题上，努力关注社会上和学术界的一些热点问题，其中一些问题社会上还存在偏见和混乱认识，如历史学界的所谓“五朵金花”，历史真实和艺术加工，“立人”和大学之本，郑和是否环绕地球航行并发现新大陆，如何评价外国探险队二十世纪在敦煌的活动，如何看待简化字等，对此请专家进行正面分析总结，以正视听。这些都需要编辑们的理论及专业素养和职业敏感，值得回忆和总结。但《文史知识》的大量工作还是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编辑本身。记得《文史知识》创始人杨牧之先生经常说，主厨操持大宴，菜品要大中小搭配，色香味配合，才能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编辑一期刊物也是这样，要总体考虑好栏目之间、文章之间的轻重配合，品尝回味主菜之馀，还要有小菜点缀。学术性普及的特点，准确、生动、有用的宗旨，从文章来说，一方面需要其思想性、现代观念及启发意义；另一方面，在表述上追求清通晓畅，不落俗套。为此《文史知识》的几代编辑，取法乎上，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比如写人物，往往表现其一生的行状，从少而聪慧，七岁属文谈起，直至死后谥文忠，这个人的性格、特色、亮点则湮没在这种面面俱到中；而欣赏诗文呢，串讲大行其道。讲律诗，则首联如何颔联如何颈联又如何……再堆砌上一串串现成的术语，涂上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颜料，一个完整的艺术品生生被大卸八块，美感全无。其实，“文无定法”，《文史知识》并不排斥写人写一生，也并不完全排斥作品串讲，但需要作者对所写人物的了解和理解；需要作者对所赏作品的接受和体验。不然陈陈相因，相对固定的模式和套路可以“轻车熟路”，那文章的科学性、可读性必然大打折扣。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我们坚持不懈地狠下了一番功夫。人物春秋栏目，我们不要求写其一生，二三事也好，一个片段亦可。难点还在诗文欣赏栏目，串讲固然对疏解作品有益，但这个功能完全可以参考层出不穷的各种选本，重点还是在对作品的理解和感受，要摒除匠气八股腔，作品美，那么欣赏作品的文章是否美文呢？这样的编辑要求得到了作者的认同，也得到了读者的支持。《文史知识》四十年了，确实值得庆贺和回忆。衷心希望《文史知识》能够排除干扰，坚持以人为本，发挥编辑主观能动性去编刊物，永葆《文史知识》青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