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造像艺术与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博物馆举行

　　近日，“南北朝时期造像艺术与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博物馆举行。来自全国十余位在业内极具影响力的专家学者齐聚成博，围绕中国南北朝时期造像的艺术特征、文化源流、传播线路、外来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与融合等主题展开讨论。研讨会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巍，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李崇峰分别主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的报告题目为“四川南朝佛教造像的三个问题”。通过追溯四川早期佛教与外界进行交流沟通的路线，联系到四川本地特有的风土民情、经济状况，孙华带领观众重温了南朝时期佛教在四川发展的历史，也理清了四川开窟造像之风的缘起问题，以及“南传佛教”陆路的开凿问题。最后，孙华还以四川地区的造像窟为例，展示了四川本土宗教道教与佛教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崇峰的报告题目为“关于成都出土阿育王像的几个问题”。围绕阿育王像的题刻，结合相关历史文献，李崇峰对比了成都出土的阿育王像以及笈多时期秣菟罗地区所造立像，图文并茂地论证了阿育王像的粉本或模型应该是从天竺中转建康后传入益州的论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利群的报告题目为“邺城遗址出土北魏谭副造像图像考释”。何利群首先介绍了邺城的历史和邺城考古的情况，回顾了包括“映世菩提”展览在内的诸多重要造像出土和修复的过程，接着通过对邺城遗址出土的北魏谭副造像从组装到形象进行了细致解读。何利群表示，这尊造像是邺城地区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佛教石刻造像之一，除了雕刻释迦牟尼和许多菩萨外，还雕刻了供养人及伎乐形象，以及长篇发愿题记。整个雕刻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色彩绚丽，图像题材种类多样，发愿题记内容丰富，时代特征显著，展示了北魏中后期社会的佛教崇拜理念、造型艺术、建筑及装饰风格，乃至生动的人文风情。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董华锋的报告题目为“从“罐生莲台”图像看四川南朝石刻造像中印度因素的渊源”。董华锋指出，在四川南朝晚期石刻佛像上，常见一种由罐形器和器内伸出的莲台两部分组成的“罐生莲台”图像。董华峰以四川地区出土的8件雕刻有此图像的造像为例，抓住“罐生莲台”图像与普通瓶花图像的差异，通过实例对比论证了此图案的渊源应来自印度，并认为这些印度因素正是推动四川南朝石造像创新发展并最终定型的重要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裕群的报告题目为“浙江新昌千佛岩南朝龛像——南朝忏法流行的实物例证”。李裕群提到，浙江新昌千佛岩是南朝江南地区忏法流行的唯一的实物例证。千佛岩雕刻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有大小两窟相毗连，大窟正中雕释迦坐像，千佛区共1020龛，1040像；小窟有像35尊，造像虽残尤珍，洞窟更是统一规划设计，用于作礼忏的道场。李裕群通过对浙江千佛岩的解读，带领观众一窥南北朝时期流行于此的“礼忏系统”，探索当时百姓的信仰。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王惠民的报告题目为“敦煌北朝石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从壁画图像研究的角度，王惠民首次解读了尼乾子像、如来心相，并将敦煌石窟与整个时代背景相结合，论证了北魏三刺史制度、皇帝信仰对敦煌石窟产生的影响。

　　四川博物院院长韦荃的报告题目为“安岳石窟圆觉洞前期保护研究概述”。韦荃提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岳圆觉洞石窟,由于长期遭受风吹日晒、雨水冲刷以及生物等破坏，导致造像存在风化、开裂、裂隙、脱落、缺失等病害,石窟生存受到严重影响。韦荃介绍了圆觉洞石刻造像的风化病害形成机理，讲述了中德文物保护技术人员如何联手合作、针对圆觉洞石窟进行系统性保护研究的过程，以及对造像封护加固材料、修补材料的研究与筛选等。韦荃表示，这也是四川省首次对石窟本体进行综合研究，其成果为安岳石窟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雷玉华的报告题目为“四川中部首次发现北朝佛教摩崖造像”。以在四川中部的乐至县首次发现的北朝佛教摩崖造像为线索，雷玉华表示，早在北朝时期，在远离四川地方政治文化中心的成都、并非交通大道旁的丘林地区就已经有了佛教的摩崖造像开凿，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四川地区佛教传播深入乡村最早的实物资料。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张雪芬的报告题目为“从考古材料谈近年发现佛教造像埋藏坑的形成”。通过对近年国内发现的大量佛像埋藏坑材料进行分类分析，张雪芬认为这些造像坑形成原因主要包括圣藏说、废弃说等。坑中出土造像残损的原因除了受“灭佛”及“战乱”影响外，还有“天灾”及自然风化等因素。张雪芬表示，从材料梳理结果看，目前所见大量佛像埋藏坑都属于“圣藏”，是佛教徒依据经典而进行的一项供养佛法的宗教活动，但由于寺院僧侣财力、学识、素养及宗教虔诚度不同，对残像“圣藏”安置的具体操作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