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翻天覆地40年

20世纪60年代，我超龄念小学，早先沒有学校上学，我只能同村上的小伙伴玩耍。大概1963年我们大队在二间破瓦房里开办小学校，课桌是用木板搭的，椅子是从家中带的，操场是烂泥地。我时年10岁走进陈其小学读一年级，教育部门派来的老师是帅小伙子姓陶，年龄大不了我几岁，工作兢兢业业，非常可爱。第一年一年级有几十个同学，都是他一个人教，第二年我二年级还是他教，可不是跟班老师，新来的一年级还是他教，一直到三年级，课堂只有一个。我从这种条件下读了4年半小学就辍学务农。我经历了缺吃少穿的年代，体验了小病不治，大病没处治，治不起，只能自生自灭经历。吃过石灰草，狗脚迹丶鹅常常丶野大蒜等野草，"偷"过红花草(就是生产队里种的当肥料的草)，说个笑话:天天吃半个鸡撘个鹅(半饥带饿)，苦怜天下父母心，总会省一点给我们吃，也是杯水车薪。贫穷丶饥饿丶疾病有的小伙伴都夭折，在我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提早懂事的我目睹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清工分丶清账目丶清仓庫丶清财物，反贪污盗窃丶反投机倒把丶反铺张浪费丶官僚主义。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拉近了干群关系，提高了社员的政治觉悟和爱国主义热情，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打造了一个沒有贪污盜窃丶铺张浪费丶沒有特殊化官民平等，夜不闭户的环境。我觉得是比较正面的，没有意识形态。

陈其大队70年代前民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学校也半停课状态，这场破坏普世价值的运动卷进学校，我参加了先锋战斗队。课本也当四旧因此沒有书读，跟同学瞎胡闹，荒废学业终身遗憾。文革第二年，时年15岁的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和同学们就辍学了，在生产队里学农。早早走入社会的我，跟着社员们学干农活，和养鱼的活，脏活苦活我们学徒沒少干。进入七十年代，罱河泥丶开灰潭丶排岸头丶坌田丶凿沟丶莳秧丶除虫丶脱粒，捉鱼样样精通。我被全票选入革命生产领导小组(文革前的管理委员会)，是最年轻的一个，也是同学中唯一的一个。1972年我被推选为生产队财务会计，文革是政治运动，生产队领导小组增设政治副组长，我被大队革命委员会任命为革命生产领导小组政治副组长，读报，学<毛选>，参与忆苦思甜会，组织早请示夜汇报，协助组长搞政治活动。

我在这样的位子上不受左的影响是假话，但财务会计这个职务使我头脑清醒，干事比较务实。文革还在进行中，意识形态还在作祟，国內还在内耗，生产队不死半活。学大庆丶学大寨丶学典型眼花缭乱，上级领导无视科学和自然条件，高成本种植双季稻。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社员传统家庭副业糊硬衬也是资本主义，也受到限制。剥夺生产队养殖自主权，养鱼苗成本低收益高，被认为资本主义要限制，养成鱼成本高收益低，是社会主义要鼓励，社员在自留地上种点经济作物和养点鸡鸭，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讽刺不讽刺？只要能赚钱的就是资本主义，"越穷越红越光荣"。每年冬季，都会有帮兄弟公社和兄弟大队开河和改造渔池的成务，都是沒有工钱自吃饭。那时虽然沒有贪腐的干部，但干部搞宗派拉山头，争权夺利很严重。横折腾竖折腾，我们大队经济倒退，成了全公社老大难。工作队象走马灯一样一波又一波来我们大队，我们生产队也驻了几个。有的领导连稻麦都分不清，可夸夸其谈指手画脚外行指挥内行，生产队经济黄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从64年的每个工0.6元-0.8元，进入70年代锐减到0.1-0.3元，个别生产队还负0.09元，如果沒有糊硬衬的收入，减幅会更大。生产队的根基被掏空摇摇欲坠，种田人吃不饱，到苏州渡僧桥要粮食(用仅有的一点点食油和几只鸡蛋换粮票)。稻草要当肥料，没柴烧到火车站扫煤，有人还被关起来，难道农民不守法吗？不！不！不！是沒办法！这些年来四人帮搞意识形态，"宁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搞得国民经济倒退，人民生活艰难，祸国殃民啊。"娘娘官人是假的，肚子饿才是真的"生活才是现实的，不能糊涂啊！我们农民是地球上算得上最勤劳辛苦的人，为啥种田人连肚子都吃不饱，要向城里人要粮食，岂有此理！我作为一个生产队的内当家，头脑更要清醒，我尽量能让社员利益最大化，偷偷为捞水草的社员补粮，我们的口粮是按稻谷计算的，双季稻谷每百斤出米60多斤，后季稻谷出米70多斤，我全按每百斤稻谷出70斤米计算。我对得起人，我对不起猪，缺的粮食都从猪饲料里提取。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也沒少挨批评，我无怨无悔，对得起良心。我也亲自到附近县推销鱼苗，当时全靠两条腿一张嘴。我也带领社员用生产队的农船去苏钢厂扫煤渣，去红叶造纸厂罱纸脚晒干后当柴烧，生活最艰苦我们生产队的社员从不偷盗。文革第二年我们生产队领导班子讨论决定，秘密往北方销售硬衬，救了罗埂廊社员和陈其大队社员。以副养农得到上级的默许，为日后村办企业打下了基础。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一丝烛光。

1979年迎来又一个春天，党的11届3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村办企业也陆续开办，我们大队在原有的陈其综合厂(糊衬厂)基础上，陆续开办了陈其电訊配件厂(线路板厂，也是黄桥线路板的种子企业)，陈其标牌厂丶电镀厂丶化工厂。生产队也落实了联产承包責任制，腾出大量的劳动力进入社办丶队办(村)企业工作，还有一部份头脑灵活的社员开始自主创业。开始做小生意，做手工活，秘密到外地创业等等。经过几十年左的思想影响，干部思想还停留在阶级斗争丶政治挂帅的意识形态漩涡里。对自主创不但不支持反而用行政手段阻挠限制，某种成度上阻碍了改革开放进程。那时我和队长农技员还留守生产队，管理分田后的灌溉丶技术服务，脱粒机轮用丶社员往来。(直到1983年生产队走入历史，后来先后到标牌厂丶电镀厂丶水电服务站当会计，后调往村里清理各村办企业的应收款工作，1992年辞职创业。)

陈其村80-90年代民宅

自从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进入快车道，各种政策得到全面落入。在社办和队办厂学到技术的人员，和有业务的外协人员纷纷跳槽自制创业。黄桥注册的个私民营企业象雨后春笋般的增长，挂靠企业名下的作坊像小猪喝奶一样。根据自己的特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勤劳致富，从原始积累逐步壮大，拥有了自己的设备和厂房。

陈其村80年代厂房

陈其村21世纪厂房

1993年我也合伙办了个喷涂作坊，租了村里电配厂三间厂房，挂靠在电镀厂，后来分开各自办厂，我注册了自己的厂。专门加工喷涂消防产品，2006年我公司4人去南京，参加江苏省消防局培训，考试合格后获得灭火器维修资格资质证书，注册了苏州古吴消防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丶维修丶报废灭火器，销售其它消防产品。改革开放后大量的人员纷纷拥入黄桥这块宝地创业，工厂成群门类齐全，还带动了其它产业的发展。誉扬长三角"老闆镇"的黄桥已今非昔比。百米小街的黄土桥，已经是高楼林立，马路宽敞绿树成行，设施俱全市场繁荣，已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中我们陈其村和罗埂廊，为吃饭发愁的泥腿子，成为大大小小的老闆，是于庶民经济分不开的。不怕创业苦丶只愁沒事做的拼搏精神，创造了自己的幸福生活。把原来低矮的平房翻建成明亮宽敞的楼房，大部份人都在市镇上买了商品房。汽车家家有档次不同而已，存款户户有数额大小而已。老人有了养老金，虽说不多但可以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看病费用大部分能报销，子女负担大大减轻。改革开放40年共和国强大，人民富裕生活幸福，社会和谐，史无前例。40年前谁敢有这样的非纷之想？穷怕了的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用勤劳和智慧改变了不堪回首一切，40年后成为奇迹。

2020年的陈其村

弹指一挥间进入2019年，我们黄桥进入拆迁高潮，陈其村重点，村民的住宅小楼房已经全部变为平地，全部进入城镇。厂房也在拆迁之例，已经启动，大量小厂选择关闭。承包田早已流转入股，开个玩笑:我终于摆脱小农经济意识的帽子了，将成为真真的无产阶级，"老闆镇"也将成为人们的记忆。我的前辈们一直告诫:种田万万年，坐吃三年海要干，要靠十个手指头。沧海桑田几百年的小村已经消逝，心里五味杂陈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对未来生活的迷惘。至今我时常会到养育我60多年的罗埂廊，那块土地上走走，在罗埂塘河里洗洗手。

蒋永芳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