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翠之间宋代龙泉窑瓷器风格嬗变

宋代是龙泉窑形成自我风格的重要时期。从摆脱传统刻划装饰工艺的束缚开始，至厚釉工艺的出现与成熟运用，龙泉窑不断吸收技术、创新产品，从而形成了如今为人所熟知的产品风格。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在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综合因素的作用下，龙泉窑最终成为了规模庞大、行销海内外的重要青瓷窑场。

龙泉窑是继越窑之后最重要的青瓷产地，具有悠久的烧造历史，其中宋代是其形成自我风格的重要时期。龙泉窑窑址位于浙江省龙泉大窑、金村等区域，当地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宋代瓷片、匣钵等文物资料，结合同一时期纪年遗址中出土的龙泉窑瓷器可以发现，其在器形、胎质、釉色、装饰技法、纹饰题材、烧成工艺、窑炉结构和装烧窑具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其特征远非某一面貌所能概括。为了更全面地把握这一时期龙泉窑瓷器复杂的面貌，笔者将已公布的宋代龙泉窑考古资料进行系统分类整理（详见白炜《对宋代龙泉窑瓷器风格嬗变的观察》，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二〇一八年），归纳总结出五个风格特征有异的发展阶段，并由此探讨其风格嬗变的社会历史原因，进一步阐释形成「天下龙泉」盛况的内在因素。

宋代龙泉窑瓷器的风格特征

宋代初期，龙泉地区生产的瓷器风格特征与越窑产品有许多相同之处。越窑青瓷产品从五代时期开始出现简单的划花装饰，这在吴越国王室等墓葬的出土物中可以得到印证。北宋以后，属越窑产区的余姚上林湖、上虞窑寺前、小白市、黄岩沙埠等窑址中开始出现刻划更复杂、图案纹饰更繁琐的产品，这说明刻划工艺在青瓷窑场间十分盛行。北宋早期龙泉地区窑场也不列外，其遗迹中发现器物装饰有纤细的刻划花，胎质、釉色也与越窑慈溪上林湖等遗迹出土的青瓷相近，甚至普遍采用与越窑相同瓷质的垫饼和白色泥点间隔支垫的装烧方法。这些都说明其宋代初期龙泉窑瓷器风格受到了越窑的影响。

脱胎自越窑

通过大窑、金村等地的窑址发掘报告（浙江省轻工业厅《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可以发现，北宋中晚期至南宋初期存在上下叠压关系的地层，说明其生产活动一直持续着。总体上，这一时期窑址地层中出土的龙泉窑瓷器，胎多数坚硬、呈灰或灰白色，少数疏松、呈淡黄色或砖红色，釉为透明度很强的灰釉，受胎色影响呈现出青绿、灰绿、黄绿等多种釉色，器形较为复杂多样。在装饰风格上，从北宋中晚期开始，龙泉窑瓷器逐步摆脱传统越窑风格的束缚，形成了独有的双面刻划与篦纹的装饰风格。将这一时期的龙泉窑窑址资料结合出土的龙泉窑纪年瓷器进行分类、对比后，依据器物自身釉色、釉质、胎体、器形、纹饰等方面的差异，可以进一步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瓷器釉色普遍呈青绿色或泛黄色，釉层较薄并有一定光泽，胎体为灰白色，质地不够致密；器形以盘、碗、壶等为主，盆、钵、罐也有少量烧制；纹饰以双面刻划装饰为主。代表器物有：龙泉市兰巨乡独田村熙宁三年（一〇七〇年）墓出土龙泉窑五管瓶，塔石乡秋畈村元丰元年（一〇七八年）墓出土龙泉窑五管瓶、龙泉窑瓷瓶等。

宋 龙泉窑五管瓶

故宫博物院藏

宋 龙泉窑瓷瓶

高二二·四厘米 口径八·七厘米底径七·三厘米龙泉青瓷博物馆藏

龙泉市塔石乡秋畈村元丰元年（一〇七八年）墓出土

宋 龙泉窑五管瓶

高二九·一厘米 口径七·三厘米底径七·八厘米龙泉青瓷博物馆藏

龙泉市兰巨乡独田村熙宁三年（一〇七〇年）墓出土

第二阶段，瓷器釉色依然普遍为青中泛黄，釉层的光泽感较强，部分器物有一定的玻璃质感，胎色灰白，质地较前更致密；器形多为民间实用器，个体比前期略有增高、增大；装饰仍盛行双面刻划技法，线条较宽而刻痕略深，并在刻花内填以篦纹、弧线纹等；圈足高而规整，表明其拉坯成型、挖足修底等工艺都已十分成熟。代表器物有：浙江松阳县西屏镇云岩山下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年）墓出土的龙泉窑青瓷刻划花执壶、刻花碗、刻花盘、刻划花熏炉，江苏镇江市宝盖山政和二年（一一一二年）墓出土龙泉窑青瓷莲瓣纹杯等。

宋 龙泉窑青瓷刻划花执壶

高一八厘米 口径七·一厘米 底径七·八厘米

松阳县博物馆藏 浙江松阳县西屏镇云岩山下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年）墓出土

宋 龙泉窑刻划花熏炉

高七厘米 口径一三·二厘米 底径一一·二厘米

松阳县博物馆藏

浙江松阳县西屏镇云岩山下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年）墓出土

宋 龙泉窑刻花碗（俯视、侧视）

高八·四厘米 口径一八厘米 底径五·四厘米

松阳县博物馆藏

浙江松阳县西屏镇云岩山下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年）墓出土

第三阶段，瓷器釉色青翠，釉层透明，就像是在胎上罩了一层玻璃，极少有开片与流釉现象，说明该阶段对釉料的配制和烧成气氛的控制已有相当的水平；器物底部厚重，圈足宽矮，整体造型刚劲稳重、经济实用。此阶段龙泉窑出现了新的产品种类，例如瓶、炉、碟、盒、尊、塑像等；器物装饰从双面刻划花转变为单面刻划花，瓶、壶、罐类器物多施刻划纹饰于外壁，碗、盘类器物多施刻划纹饰于内里及底心，篦纹装饰逐渐减少。从隶属于这一阶段的大窑、金村等窑址的南宋早期地层出土物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已开始采用匣钵装烧，这不仅可以使坯体免受烟灰的侵扰，提升成品率，还可以将匣钵叠装成柱，充分利用窑室空间，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从而大大推进了龙泉窑制瓷业的发展。代表器物有：新昌城南门外绍兴二十九年（一一五九年）墓出土龙泉窑葵口瓷碗、吉安市吉水县淳熙二年（一一七五年）墓出土龙泉窑青瓷擂钵、丽水市云和凤凰山淳熙五年（一一七八年）何偁墓出土龙泉窑瓷瓶等。

宋 龙泉窑青瓷莲瓣纹杯

高七·五厘米 口径一〇厘米 底径六厘米

镇江博物馆藏

江苏镇江市宝盖山政和二年（一一一二年）墓出土

宋 龙泉窑葵口瓷碗

高五·五厘米 口径一二·五厘米底径五厘米

新昌博物馆藏

新昌城南门外绍兴二十九年（一一五九年）吕亿墓出土

厚釉的出现

从龙泉地区大窑、金村等窑址的南宋中晚期地层（浙江省轻工业厅《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可以发现，这一时期部分器物的特征已与之前有所不同：器物胎质细腻洁白，釉层变得丰厚，釉色翠绿晶莹，种类和式样都大为增加，造型美观端巧。另外，仍存在以刻划花装饰的碗、盘类器物，显然是承袭了此前的工艺。整体上，此时期龙泉窑瓷器风格面貌较为复杂多样，且厚釉开始出现，这是这一时期与之前相比最明显的差异（结合龙泉窑纪年瓷器进行分类、对比后，可以判定龙泉窑开始生产厚釉产品的时间不早于南宋绍熙年间）。依据器物自身釉色、釉质、胎体、器形、纹饰等方面的差异，可将此时期再细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宋 龙泉窑青瓷擂钵

高五·六厘米 口径一二厘米

江西省博物馆藏

吉安市吉水县淳熙二年（一一七五年）墓出土

宋 龙泉窑青瓷“河滨遗范”款花口碗及款识

高六·二厘米 口径一五·五厘米底径五·三厘米

安徽博物院藏 碗底墨书“户元美宅庚戌年”，一般认为指绍熙元年，即一一九〇年。

前一阶段，龙泉窑瓷器釉色青绿，最佳者称为粉青釉；造型淳朴，器底厚重，圈足宽阔而矮，具有稳重感，每种器物都有多种式样，例如炉有鼎式炉、四足炉、奁式炉等，瓶有胆式瓶、鹅颈瓶、带盖瓶等。此外，刻划装饰类器物仍占有很大比例，多以单面纹饰与复线划花工艺为主，装饰位置由上一阶段的内里纹饰逐渐转变为器物外表纹饰。代表器物有：龙泉窑青瓷「河滨遗范」款花口碗（碗底墨书「户元美宅庚戌年」，一般认为指绍熙元年，即一一九〇年），松阳县西屏镇水南横山村南宋庆元元年（一一九五年）墓出土龙泉窑弦纹带盖瓷梅瓶，庆元县松源镇会溪村嘉泰三年（一二〇三年）墓出土龙泉窑青瓷象纽盖罐，庆元县松源镇会溪村开禧元年（一二〇五年）胡纮妻吴氏墓出土龙泉窑青瓷象纽盖罐、龙泉窑青瓷花口盘、龙泉窑青瓷花口盏，丽水市下仓嘉定壬午年（一二二二年）墓出土龙泉窑青瓷印花粉盒、龙泉窑青瓷菊花鼓钉三足炉，吴兴县妙西乡渡善村陈家山嘉熙三年（一二三九年）墓出土龙泉窑瓷盖等。

后一阶段，瓷器釉色中出现一种可与翡翠相媲美的梅子青釉，其釉层略带透明，釉面光泽度比粉青釉高。这种釉的形成原因除了烧成温度比较高以外，还需要较强的还原气氛和更厚的釉层，烧造难度较高。器物造型也更加多样，既有各类盆、碟、盘、碗、盏、壶、渣斗等日用品，也有文房用具如水盂、水注、笔架、棋子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出现了不少仿古代铜器造型的器物，如鬲、觚、觯、投壶等，表明此时龙泉窑瓷器的消费群体在进一步扩大。刻划装饰类器物仍在生产，器物内里刻划花纹饰在逐渐消失，器物外壁的莲瓣纹似乎成为各类制品的共同花纹，但其刻划质量明显下降。此阶段代表器物有：温州市慈山淳祐十年（一二五〇年）叶适墓出土龙泉窑瓷墓志，丽水市白云山脚地委宿舍工地开庆元年（一二五九年）沈道生墓出土龙泉窑瓷水盂，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寒山杨村景定四年（一二六三年）墓出土龙泉窑青瓷莲瓣纹水注，德清县乾元山咸淳四年（一二六八年）吴奥墓出土龙泉窑鬲式瓷炉、龙泉窑蝉式瓷瓶，丽水市三岩寺金桥头村德祐元年（一二七五年）叶梦登妻潘氏墓出土龙泉窑六角瓷瓶等。

宋 龙泉窑青瓷“河滨遗范”款盘

高四·一厘米 口径一六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宋 龙泉窑青瓷菊花鼓钉三足炉

高四·七厘米 口径七·二厘米底径三·三厘米

丽水市博物馆藏

丽水市下仓嘉定壬午年（一二二二年）墓出土

宋 龙泉窑青瓷象纽盖罐

庆元廊桥博物馆藏

浙江庆元县松源镇会溪村嘉泰三年（一二〇三年）胡纮墓出土

宋 龙泉窑瓷水盂

高四·五厘米 口径五厘米 底径三·五厘米

丽水市博物馆藏

丽水市白云山脚地委宿舍工地开庆元年（一二五九年）沈道生墓出土

宋淳祐十年（一二五〇年） 龙泉窑瓷墓志

宋 龙泉窑六角瓷瓶

高一三·六厘米

丽水市博物馆藏

丽水市三岩寺金桥头村德祐元年（一二七五年）

叶梦登妻潘氏墓出土

宋 龙泉窑莲瓣碗

衢州市博物馆藏

衢州市柯城区浮石乡瓜园村咸淳十年

（一二七四年）史绳祖墓出土

厚釉之源

南宋以来龙泉地区厚釉技术的产生、发展、兴盛轨迹较为清晰，其工艺形成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多次施釉的工艺，如大窑、金村、溪口等窑址的南宋晚期地层中发现的生烧坯和素烧坯标本断面即可观察到有明显的三层或四层施釉痕迹。二是釉料配方的改变，使原本透彻见底的釉层获得厚如堆脂的效果。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浙江省轻工业厅的测试结果（浙江省轻工业厅《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页一〇二），北宋时期龙泉窑青瓷釉中氧化钙的含量相当高，基本上属于石灰釉的范畴，所以虽然釉面光泽感很强，釉层透明，但高温烧造时其黏度比较低，易产生流釉现象。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釉中钙的含量较以前大为降低，而钾和钠的含量有显著提高，这使得烧成的釉厚而不流、气泡不至变大，从而呈现如美玉一样的独特风格，这在釉料配方上是一次重大改进，给龙泉窑瓷器发展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南宋时期官窑瓷器中同样存在多层厚釉的复杂工艺，其产品具有紫口铁足、釉面开片等特征，这与在龙泉窑地区溪口瓦窑垟、小梅瓦窑路等窑址中出现的厚釉产品非常相似。而南宋官窑产品在胎釉特征、器形等方面，又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出土的汝窑瓷器十分类似，这恰合《坦斋笔衡》所说「袭故京遗制」。此外，在低岭头、开刀山等越窑窑场也有烧造厚釉产品，其配釉方法与南宋官窑一样，都已被证实是受汝窑影响的结果，不过目前难以确定其受影响的具体时间（王光尧《汝窑时代论稿》，《华夏考古》二〇一八年第六期）。由此可知，浙江地区窑址出土的厚釉器物与传统越窑青瓷不同，是汝窑风格的延续。

对于龙泉窑这样的民间窑场，市场需求是其产品发展的主要推手之一，厚釉产品的出现正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宋代文献中记载「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中华书局，二〇一三年），「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于此」（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中华书局，二〇一三年），「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脱脱等《宋史》卷四三七，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这反映出南宋时期江南的社会状态。南宋定都临安后，北方人大量涌入南方，也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北方文化，其中对汝窑风格瓷器的偏爱就是不可忽视的一项。当时北方窑场由于受战乱的影响基本停止生产，或只能生产一些质量较差的产品。因此，江南地区强烈的市场需求，是龙泉窑出现厚釉青瓷的原因之一。

龙泉窑瓷片标本断面

断面可观察到有明显的三层或四层施釉痕迹。

宋 龙泉窑青瓷樽式炉

高九·五厘米 口径一四·二厘米

绍兴博物馆藏

绍兴市柯桥区钱清镇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年）

环翠塔地宫遗址出土

批量生产 远通海外

龙泉窑瓷器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据学者统计（周丽丽《有关龙泉窑两个问题的再认识》，《龙泉窑研究》，故宫出版社，二〇一一年，页一九），在日本、朝鲜半岛、埃及、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坦桑尼亚等地区都有发现龙泉窑瓷器标本，尤其以南宋时期最多。此外，在南宋六陵、墓葬、窖藏、塔基、沉船、港口等遗迹中都有大量龙泉窑瓷器发现。这些都说明龙泉窑已通过自身风格的嬗变而畅销天下，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收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一，与南宋体制有关。文献记载「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用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二〇一四年，页三三七五），说明南宋政府大力支持海外贸易，除鼓励外商来中国外，还积极推动国内商品的输出。其目的是从中按比例收取数量可观的税收，以满足巨大的政府开支。在这样的政策激励下，茶、丝绸、瓷器成为主要的外贸商品。从近年来发现的南宋时期港口、沉船遗址出土物可以看出，其商品出口的数量是巨大的。

其二，为了满足国内外巨大的市场需求，龙泉窑出现了印花、贴花、模制生产技术，这意味着龙泉窑产品批量化生产的开始。从前述南宋绍熙元年龙泉窑「河滨遗范」款花口碗可以看出，此时龙泉窑已使用印花技术。从故宫博物院藏龙泉窑青釉弦纹三足炉、龙泉窑三足炉及塑像等器物则可以看出，其在制作过程中已开始使用贴花、模制技术。模印技术的使用，使龙泉窑的生产成本降低，产量则成倍增加。根据学者统计（朱伯谦《朱伯谦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页一四九），南宋时期龙泉窑一次的装烧量就可以达到上万件，这样巨大的产量是当时其他地区窑场无法超越的。

宋 龙泉窑青釉三足炉

高一二·四厘米 口径一四·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综上所述，龙泉窑生产技术源于越窑，在宋代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其制瓷匠人不断学习其他窑场技术，积极对本地制瓷业进行改造、提高，促使龙泉地区的瓷业技术快速提升。从宋代龙泉窑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其制瓷技术在不断变化，并导致其产品风格也在不断变化，出现了粉青、梅子青等厚釉瓷器，成功满足了社会的需求与审美情趣。随着龙泉窑在海内外普及产生强势的影响，最终形成了「天下龙泉」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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