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的终结》生活在“被平均”的时代,平均思维是如何诞生的?
大家好,这里是小播读书,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平均的终极》。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平均”的时代,平均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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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喷气式飞机刚刚诞生,飞机的速度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这给美国空军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飞行事故频发。最糟糕的时候,一天之内就有17名飞行员遭遇了坠机事故。是飞行的速度太快了,还是飞行员操作不当导致了故障呢?经过一系列严密的检测之后,工程师们确认飞机本身没什么问题,同时,飞行员也确信,他们的驾驶技术没有问题,那到底怎么回事?
经过多次调查无果后,有的军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驾驶舱的设计。因为这个标准的驾驶舱设计,是按照上个世纪20年代的飞行员身体的平均尺寸设计的。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十年,驾驶舱内座椅的大小和形状、踏板和操纵杆的距离、挡风玻璃的高度,甚至头盔的形状,都是根据1926年的驾驶员标准尺寸制造出来的。有人猜想是不是过去了几十年,美国飞行员的平均身体尺寸有了改变呢?
于是,他们找来了4000多位飞行员,重新测量了他们的身体各项指标,一共十项,包括身体、体重、胸围、臂长、腿长等等,甚至算出了各个数据的平均值,然后得出了一个“标准飞行员”的身体数据。现在,所有人的相信,掌握了这些飞行员的平均尺寸,会设计出更加适合他们的驾驶舱,从而降低飞行事故的概率。那问题解决了吗?当然没有,为什么呢?4000多位飞行员的平均数据,这难道还不够吗?
当时一位23岁的科学家丹尼尔斯,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想看看每个具体的飞行员和这个平均的、标准的飞行员到底有多大的相似度。于是他对比了这4063位飞行员的十项数据和平均值的匹配度,为了放宽条件,只要数据相差在30%以内,他也算成是和平均值一致。试想一下,应该是大部分飞行员都和这些指标比较接近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飞行员的挑选是非常严格的。但最终,到底有多少飞行员的尺寸真的和平均值一致呢?
答案是:零。
是的,这4063个飞行员,没有一个飞行员和这个平均值完全一致,哪怕是标准值已经浮动30%的情况下,一个也没有。后来这位科学家只选择三个部位进行比较,比如颈围、大腿围、腕围,也只有3.5%的飞行员符合平均尺寸。丹尼尔斯的发现很清楚地表明,根本就没有标准飞行员。如果为标准飞行员设计驾驶舱,那么这个驾驶舱就不会适用于任何人,这个答案震惊了几乎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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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平均的时代,平均的财富、平均的工资收入、平均的身高、平均的长相、甚至还包括平均的智商水平。就像有个一个笑话说:我和马云、马化腾,三个人的财富平均值超过1000亿人民币。但这个平均值对我来说,有多大意义呢?
平均的结果是抹杀了个体的差异,更可悲的是,我们绝大部分时候,是按照“平均值”或者“标准值”去做出判断和决策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今天这本书,正是要带大家了解我们这个“被平均”的思维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它都有哪些危害,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才能走出平均主义的阴霾。
好了,在开始讲解这本书之前,先来了解一下作者,托德·罗斯,他是哈佛大学教育学研究生院“心灵、头脑和教育”项目主任,也是哈佛个体科学实验室负责人,TED超受欢迎的演讲人。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那么下面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内容。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平均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第二个重点是:平均主义导致的三个思维误区。
第二个重点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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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平均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每一个小孩的童年都有一个最讨厌的竞争对手,那就是:邻居家的小孩。我们的父母常常拿我们和邻居的小孩做各种对比。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思维方式,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做出的一切判断,都是依靠某种标准,我们并不擅长凭空做出判断。所以才有了五花八门的“参考值”、“标准值”或者“平均值”。
比如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8380元,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853元,2018年北京的平均工资大约是12.7万元。全国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67.1厘米;女性的平均身高是155.8厘米。不仅如此,还有人的平均智商、标准长相、标准身材等等;企业有标准流程、标准工作、岗位任职标准;甚至每个人都是从小接受标准的教育和医疗,难怪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平均”的时代。那我们这种“平均标准化”的思维模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名字是:阿道夫·凯特勒,虽然这个名字你不熟悉,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是一位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凯特勒生于1796年的比利时,可以说是一位少年天才,23岁就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而且是该大学自成立以来第一个数学博士,他的偶像是大物理学家牛顿,牛顿从杂乱无章的物质和时间中提炼出了有序的原则,从而揭示了宇宙运行的奥秘,这让凯特勒惊叹不已,他立志要成为像牛顿一样名留青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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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天文学是当时的顶尖科学,很多杰出的科学家都投身于天文学,1823年,凯特勒说服了当时统治比利时的荷兰政府,支付一大笔资金用于建立一个比利时天文台。很快,凯特勒被任命为天文台台长。但不久1830年,比利时爆发了一场革命,天文台建设项目被搁置,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阻断了凯特勒的梦想,在冷静之后,他开始思索,牛顿发现了物理学世界的底层规律,而人类社会呢?是不是也存在某种规律尚待发现?于是他有了灵感,是否能建立一种治理社会的科学,找到一种隐藏在混乱社会行为中的社会运行法则呢?
于是,凯特勒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他要运用天文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他将成为社会物理学界的牛顿。在天文学中,如果要测量一个星球的运行速度,当时不同的科学家测量的数据各不相同,最终天文学界开创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最初被命名为“平均计算法”,就是把所有独立的数据结果加起来,然后求其平均数,就得到了大家公认的结果。
这个方法在天文学领域非常普遍,于是凯特勒借用了这种方法,并应用了到了社会研究中。幸运的是,凯特勒研究社会行为的决定恰好赶上了历史上的最佳时机。19世纪初期,很多国家开始建立庞大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开始向公民发布大量的数据,比如每月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每年入狱的罪犯人数以及每个城市的发病率等数据。这是现代数据收集的雏形,可是当时没人知道如何解读这些杂乱无章的数字。那时候,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人类的数据太乱,根本不能分析——直到凯特勒运用天文数学来进行分析,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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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初,凯特勒分析了爱丁堡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组来自5738名苏格兰士兵的胸围数字。这个事件即便不是特别值得庆祝,也算得上是有关人类科学研究史上的重要事件。凯特勒把所有数据都加了起来,除以士兵人数,得出了苏格兰士兵的胸围平均尺寸是39英寸多一点。
这个平均值看起来没什么意义和价值,但当凯特勒转向建立社会物理学时,他所做的最关键决定就是从天文学里借来平均计算法,并将其运用在人类研究上。他的这个决定让社会看待个人的方法发生了重大改变,是什么改变呢?
著名数学家卡尔·高斯给出了证据,证明了平均值最接近真实值。凯特勒在解释人类平均值时运用了相同的思路,他宣称,每一个人类个体都存在缺陷,只有平均化的人才能代表真正的人类。换句话说,平均值才是完美的,偏离这个值就是不完美的,这是“平均值”的里程碑似的胜利。这一思维逐渐从社会研究领域扩散到其他各个研究领域,从心理学、教育、金融、甚至企业管理中,都渗透了“平均标准化”的思维方式,人类似乎找到了公平公正地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
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下一篇文章继续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