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全文 译文（五）

《孟子》是儒家的经典著作，被南宋朱熹列为“四书”（另外三本为《大学》《中庸》《论语》）。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不详(子舆、子居等字表皆出自伪书，或后人杜撰)，战国中期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城市东南部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

孟子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孔伋,是孔子的孙子）的门人（门人指学习于某人的弟子）。

公孙丑下

公孙丑下本篇除第一章单纯介绍孟子言论外，其余各章兼记孟子的事迹、行为和言论，以立身处世的态度为主，其中有不少名言。全篇原文共14章，本书选7章。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原文】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①。三里之城，七里之郭②，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③非不深也，兵革（4）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⑤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6）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7）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8）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9）不战，战必胜矣。”

【注释】

①天时、地利、人和：《苟子·王霸篇》说：“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苟子所指的“天时”指农时，“地利”指土壤肥沃，“人和”是指人的分工。而孟子在这里所说的“天时”则指尖兵作战的时机、气候等；“地利”是指山川险要，城池坚固等；“人和”则指人心所向，内部团结等。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内外城比例一般是三里之城，七里之郭。③池：即护城河。④兵：武器，指戈矛刀箭等攻击性武器。革：皮革，指甲胄。古代甲胄用皮革做的，也有用铜铁做的。（5）委：弃。（6）域民：限制人民。域，界限．（8）畔：同“叛”。（9）有：或，要么。

【译文】

孟子说：“有利的时机和气候不如有利的地势，有利的地势不如人的齐心协力。一个三里内城墙、七里外城墙的小城，四面围攻都不能够攻破。既然四面围攻，总有遇到好时机或好天气的时候，但还是攻不破，这说明有利的时机和气候不如有利的地势。另一种情况是，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兵器和甲胄不是极利和坚固，粮草也不是不充足，但还是弃城而逃了，这就说明有利的地势不如人的齐心协力。所以说：老百姓不是靠封锁边境线就可以限制住的，国家不是靠山川险阻就可以保住的，扬威天下也不是靠锐利的兵器就可以做到的。拥有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多，失去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连亲戚也会叛离；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的人都会顺从。以全天下人都顺从的力量去攻打连亲戚都会叛离的人，必然是不战则已，战无不胜的了。”

【读解】

天、地、人三者的关系问题古往今来都是人们所关注的。三者到底谁最重要也就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如我们在注释中所言，荀子曾经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论述过天时、地利、人和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区分谁重要谁不重要，而是三者并重，缺一不可。

孟子在这里则主要是从军事方面来分析论述天时、地利、人和之间关系的，而且是观点鲜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者之中，“人和”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地利”次之，“天时”又次之。这是与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贯思想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与他论述天时、地利、人和关系的目的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与他论述天时、地利、人和关系的目的分不开的。正是从强调“人和”的重要性出发，他得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结论。这就把问题从军事引向了政治，实际上又回到了他那“老生常谈”的“仁政”话题。

按照孟子的看法，老百姓不是靠封锁边境线就可以限制住的，国家也不是靠山川就可以险阻就可以保住的，所以，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要改革，要开放，要提高自己的国力，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会“得道者多助”，多助到了极点，全天下的老百姓都会顺从归服。那就必然会出现孔子所说的那种情况——“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各国人士都来申请留学，申请经商，甚至携带妻子儿女前来申请移民定居哪里还用得着“封疆之界”呢？只怕是赶也赶不走埃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这样成了名言，以至于我们为现在还常常用它来评价国际关系，谴责霸权主义者。当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同样是名言，而且，还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商业竞争、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比赛的狂热之中。这充分说明它所蕴含的哲理是丰富、深刻而具广阔的延展性的。

所谓“人心齐，泰山移。”谁说“人和”不是最最重要的财呢？

贤才可拜不可召

【原文】

孟子将朝王①，王使人来曰：“寡人如②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③，不识④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⑤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6）。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8），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9）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10）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11）；君命召不俟驾（12）。’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13）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有（14）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醜（15）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注释】

①王：指齐王。②如：宜，当，应当。③朝，将视朝：第一个“朝”读zhao，即“清晨”的意思：第二个“朝”读Chao，意即“朝廷”，视朝即在朝廷处理政务。④不识：不知。⑤造；到，上。（6）东郭氏：齐国的大夫。（7）孟仲子：孟了的堂兄弟，跟随孟子学习。（8）采薪之忧：本意是说有病不能去打柴，引申为自称生病的代词。薪，柴草．（9）要（yao）：拦截。(10)景丑氏：齐国的大夫。(11)父召无诺《礼记·曲礼》：“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唯”和“诺”都是表示应答，急时用“唯”，缓时用“诺”。父召无诺的意思是说，听到父亲叫，不等说“诺”就要起身。（12）不俟驾：不等到车马备好就起身。（13）宜：义同“殆”，大概，恐怕。（14）慊（qian）：憾，少。(15)醜（Chou）：类似，相近，同。

【译文】

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恰巧齐王派了个人来转达说：“我本应该来看您，但是感冒了，吹不得风。明早我将上朝处理政务，不知您能否来朝廷上，让我见到您？”

孟子回答说：“不幸得很，我也有病，不能上朝廷去。”

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里去吊丧。公孙丑说：“昨天您托辞生病谢绝了齐王的召见，今天却又去东郭大夫家里吊丧，这或许不太好吧？”

孟子说：“昨天生病，今天好了，为什么不可以去吊丧呢？”

齐王打发人来问候孟子的病，并且带来了医生。孟仲子应付说：“昨天大王命令来时，他正生着病，不能上朝廷去。今天病刚好了一点，已经上朝廷去了，但我不知道他能否到达。”

孟仲子又立即派人到路上去拦孟子，转告孟子说：“请您无论如何不要回家，而赶快上朝廷去！”

孟子不得已而到景丑的家里去住宿。景丑说：“在家庭里有父子，在家庭外有君臣，这是人与人出门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子之间以慈恩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我只看见齐王尊敬您，却没看见您尊敬齐王。”

孟子说：“哎！这是什么话！在齐国人中，没有一个与齐王谈论仁义的。难道是他们觉得仁义不好吗？不是。他们心里想的是：‘这样的王哪里配和他谈论仁义呢？，这才是他们对齐王最大的不恭敬．至于我，不是尧舜之道就不敢拿来向齐王陈述。所以，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对齐王恭敬了。”

景丑说：“不，我不是说的这个方面。礼经上说过，父亲召唤，不等到应‘诺’，‘唯’一声就起身；君王召唤，不等到车马备好就起身，可您呢，本来就准备朝见齐王，听到齐王的召见却反而不去了，这似乎和礼经上所说的不大相合吧。”

孟子说：“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没有人赶得上。不过，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有什么不如他的呢？’曾子说这些话难道没有道理吗？应该是有道理的吧。天下有三样最尊贵的东西：一样是爵位，一样是年龄，一样是德行。在朝廷上最尊贵的是爵位；在乡里最尊贵的是年龄；至于辅助君王治理百姓，最尊贵的是德行．他怎么能够凭爵位就来怠慢我的年龄和德行呢？所以，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大臣，如果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出谋划策，就亲自去拜访他们。这就叫尊重德行喜爱仁道，不这样，就不能够做到大有作为。因此，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伊尹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统一了天下；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称霸于诸侯。现在，天下各国的土地都差不多，君主的德行也都不相上下，相互之间谁也不能高出一筹，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君王们只喜欢用听他们的话的人为臣，而不喜欢用能够教导他们的人为臣。商汤对于伊尹，桓公对于管仲就不敢召唤。管仲尚且不可以被召唤，更何况连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呢？”

【读解】

这个连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就是孟子自己。因为在《公孙丑上》里，当公孙王提出管仲来和孟子相比时，孟子已经说过，自已根本不屑于与管仲相比。（参见3·1）比都不愿意比，当然就更不愿意做了。

可见孟子的自视是很高的。

自视既然这样高，当然就不愿意被呼来唤去的了。自己主动要去朝见是一回事，被召唤去朝见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孟子才有为景丑等人所不理解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孟子有，就是孔子也是有的。我们读本章，有些地方就与《论语·陽货》记录孔子虚与委蛇对付陽货的情况相似。说穿了，是因为凡是自视甚高的人都很注意自己的立身“出处”。这种做法，在民间的看法可就不一样了，说得好听一点是“清高”，说得不好听一点是“拿架子”，再说得难听一点那可就是“迂腐”而“酸溜溜”的了。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因为他们的“清高”（或“迂腐”）而不肯苟且，所以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周游列国都不被重用，空有满腹经纶和济世良方。相反，像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却完全没有孔、孟的“清高”（或“迂腐”），“展开谈天说地口，来说名利是非人”，只管游说得君王高兴，不择一切手段，结果却大行其道，甚至能够“挂六国相颖。

撇开对孔、孟与苏秦、张仪的比较不论，回到对用人一方面的要求来看，孟子在这里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求当政治目的君王“尊贤使能”，“尊德乐道”，礼贤下士，主动放下自己尊贵的架子而启用贤才，甚至拜贤才为老师，就像商汤王对待伊尹，齐桓公对待管仲那样。其实，这也是儒学在用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虽然孔、孟本人一生宣扬这种观点而自身并没有受到过这种待遇，但他们的思想却对后世的用人之道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故事，不就是这种影响最为典型的例证吗？

当然，有这种典型的例证并不意味着后世都在实施着孔、孟的观点。而是恰恰相反，人们越是津津乐道于“三顾茅庐”的故事，就越是说明现实中缺乏这，种“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作风。事实上，孔、孟的思想永远都给我们以理想主义的感觉，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使人感到有很多理想的成分。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理想的成分吧，才使他们的理论历久而常新，给人以启迪而不过时，这已经是题外的话了。回到用人和被用的问题上来，既然当政者多半“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既然任人唯贤、礼贤下士是如此困难，如此难遇，作为被用的人，有一点“不可召”的清高和骨气，不也是应该的吗？正如曾子所说：你有你的官位，我有我的正义，我又输与你什么呢？

所以，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认为孟子“不能造朝”是故作姿态，是迂腐，而应该肯定他的清高和骨气。不然的话，“亚圣”之名从何得来呢？

当受则受，当辞则辞

【原文】

陈臻①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②一百③而不受；于宋，馈七十溃而受；于薛④，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5）；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日：‘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6）。无处而馈之，是货之（7）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8）

【注释】

（1）陈臻：孟子的学生。②兼金：好金。因其价格双倍于普通金，所以称为“兼金”。③一百：即一百镒（yi）。即为古代重量单位．一镒为二十两。④薛：春秋时有薛国，但在孟子的时代已被齐国所灭，所以，这里的薛是指齐国靖郭君田婴的封地，在今山东滕县东南。⑤赆（jin):给远行的人送路费或礼物。（6）戒心：戒备意外发生。根据赵歧的注释，当时有恶人要害孟子，所以孟子有所戒备。（7）未有处：没有出处，引申为没有理由。（8）货：动词，收买，贿赂。

【译文】

陈臻问道：“以前在齐国的时候，齐王送给您好金一百铢，您不接受；到宋国的时候，家王送给您七十镒，您却接受了；在薛地，薛君送给您五十镒，您也接受了。如果以前的不接受是正确的，那后来的接受便是错误的；如果后来的接受是正确的，那以前的不接受便是错误的。老师您总有一次做错了吧。”

孟子说：“都是正确的。当在宋国的时候，我准备远行，对远行的人理应送些盘缠。所以宋王说：‘送上一些盘缠。’我怎么不接受呢？当在薛地的时候，我听说路上有危险，需要戒备。薛君说：‘听说您需要戒备，所以送上一点买兵器的钱。’我怎么能不接受呢？至于在齐国，则没有任何理由。没有理由却要送给我一些钱，这等于是用钱来收买我。哪里有君子可以拿钱收买的呢？”

【读解】

陈臻的推论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二者必居其一，但实际上却局限于形式逻辑的范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缺乏辨证逻辑的灵活性，不能解决特殊性的问题。

孟子的回答则是跳出了“两难推论”的藩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辩证解决。用孔子、孟子等人的话说，这就叫通权达变。

在《论语·雍也》篇里，我们已经看到，当公西华被孔子派去出使齐国时，冉有替公西华多要一些安家口粮，孔子认为，公西华做大使“乘肥马，衣轻裘”，有的是钱财口粮，所以并没有多给他安家口粮。（6·4）可是，当原思做孔子家的总管而自己觉得俸禄太高时，孔子却劝他不要推辞。（6·5）这与孟子在齐国推辞而在宋国和薛地却接受一样，都是令一般人不理解。但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都是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的。总起来说，就是孔子所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就是既坚持原则又通权达变。不仅处理经济问题如此，就是个人的立身处世也是如此。所以孟子说孔子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公孙丑上》）的“圣之时者”。（《万章下》）也就是突出他通权达变而识时务的一面。甚至包括孔子的名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和孟子的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下》）等，也无不是这种精种的体现。

今天我们面临市场经济的时代，金钱的受与不受，辞与不辞问题也时常摆在人们的面前。孟子的基本作则是“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不拿不明不白的钱。在这样的原则前提下，当受则受，当辞则辞。这种处理态度，恐怕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吧。

当然，关键是在对那“当”的理解上。理解错误，或者是故意理解错误，把不当接受的作为了当接受的统统接受了下来，那就要出问题，要被人“货缺了。所以，君子不可不当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