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故事的10000种可能，从这本“指南”开始
2019年9月28日，我在这个平台上发了一篇文章，想找人来一起翻译英国纪录片机构Doc Society制作的一本给纪录片人的实战指南。
现在，这份指南的中文版终于上线了。它或许能为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创作者,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诸多机构带来一种新的思路。翻译过程也是疫情期间的一次跨时空协作。
今年即将结束，今年如此特殊，也让这次翻译有了特殊的意义。
纪录片如何有10000种可能？
“10000种”——当然这是个虚指，有点儿无穷可能的意思。纪录片的解放性实践，从“影响力影像”开始。
“影响力影像”是个啥东西？
大约三年前在中国上映的《我只认识你》（Please Remember Me）是用这种方法制作和推广的一部纪录片。片子讲述的是导演赵青和制片人冯都叔公叔婆的爱情故事，关于记忆和遗忘中的情感牵挂，关于阿兹海默症给老年生活带来的笑与泪。如果按照纪录片的传统操作模式，当观众耐心看完制作人员滚动列表，或是参加完映后讨论走出漆黑的影院，片子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但这部片子不是。它在导演、制片人和影响力制片人的悉心规划下，在上海的数十个社区、礼堂、图书馆、商场放映过，影片链接起了上海关注老年人认知障碍的民间组织、医务人员、医药公司、医疗协会、护理学校、老人院、街道社区领导、媒体、摄影师、作家等群体的合作，还生发出一个线上交流平台“记忆2030”，以及一系列认知障碍相关的工作坊。一片雪花滚成了雪球，带来连锁效应，最终，上海几条街道启动了认知症友好社区试点。
好的故事能打动人，“影响力影像”不只打动人，也带来改变；不只提出问题，也解决问题。改变不是有了一部好的影片就自然而然发生的，它需要部署对的策略，网络对的支持者/投资，指向对的观众，实施对的行动，评估对的效果，它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具体怎么做？《影响力实战指南》试图手把手进行指导。之前提到的这些纪录片都作为案例收录在指南里。这份指南是基于英国纪录片资助机构Doc Society（前身Britdoc）在过去十多年与全球优秀纪录片创作者们共同摸索的结果。它是纪录片界引发的社会共创。
如今，它终于有中文版了。
纪录片的涟漪效应
对于影像创作者来说，这份电子版指南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它更适合创作者和制片人们一边实践，一边按图索骥，各取所需。当然基于纪录片产业在全球的不同发展状况，指南里提到的案例、电影节、资助机构等，大部分还是欧洲和美国的资源，涉及亚洲甚至中国的信息不多，但是它提供的方法和思路是相通的。最适合或更好的方式，有待本地创作者在实践中发挥创意、不断完善。
一份观众给纪录片人的“礼物”
这份中文版指南，是今年疫情期间一次跨时空协作的结果，也是纪录片观众给纪录片人的一份礼物。
2018年，因为关注社会创新的话题，在网上无意中搜到了Doc Society在做的事，似乎也解答了一些我做记者时一直有的困惑，例如受众和媒体的关系，除了被动接收信息，或者成为媒体广告变现的数据外，还有什么其他可能？之后去伦敦旅游的时候拜访了Doc Society的人，并获邀参与了当年在阿姆斯特丹的影响力纪录片创投活动good pitch。在那里不但见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纪录片人，还有从德国、夏威夷、中东等地过来的观摩者，他们都在筹划把影响力影像和good pitch的活动带到各自地区。2019年Doc Society更新了“影响力影像”指南，他们希望能翻译成其他语言让更多人看到。
我决定来做这件事。要让更多人认识影响力影像，翻译指南或许是一个小而具体的起点。
于是我发了一篇文章——《社会创业家精神，让纪录片人在虚构和娱乐间冲出一片天》，把它发到了几个纪录片群和基金会的朋友那里。这不是一次单纯的翻译，翻译只是契机和媒介，如果有不同人参与进来，边翻译边碰撞，还能口口相传告诉周围的人，不就有了第一批传播影响力影像的种子了吗？
文章发出去不久，我从不同地方收到了回复。有在北京拍纪录片的，深圳从事互联网和旅游的，广州从事公益和教育的，上海做社会创新、可持续商业传播以及咨询的，大连的电视台编导，也有来自捷克、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报名者。虽然大家背景各异，但都有几个共同点——热爱纪录片并相信影像记录的力量、认同这件事的意义、希望吸收新东西。从收到的反馈来看，纪录片观众比纪录片人对这个翻译的热情更大，大家希望为这个领域做点什么。看大家形式各样的简历和自我介绍感觉很神奇，一颗小石头丢进了茫茫人海，素不相识的人就这么从四面八方聚到了一起。我感受到了涟漪效应。
心里所想也很快得到回应。因为大部分人都非英语语言或翻译专业，要保证翻译质量，我必须找一个非常专业的校对来把关，这时，其中一位报名者把文章发给了她的好朋友，一位专业翻译，她也愿意参与进来。我当时正在找一款不超预算、稳定又能支持十人以上实时视频交流的线上工具，一个朋友说可以把他们zoom的空闲时段借给我们用。纪录片机构CNEX的负责人陈玲珍老师也给了许多建议，还向参与者开放了数据库里的几部片子，以对项目表示鼓励和支持。我也很幸运地得到了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的一笔小额资助。项目就这样很快启动了。
正式翻译前，我们进行了试译筛选，以考察大家的翻译水平和对项目的忠诚度，也用了几个周末的时间组织了线上工作坊，邀请《我只认识你》的影响力制片人，纪录片导演，还有香港的影响力专家来和大家交流纪录片制作、社会创新和影响力的相关信息。翻译组里的专业翻译，还在工作坊中给大家做了一次认真的翻译培训。最后参与项目的有13人，来自5个国家9个城市。
曾有人一早给我打好了预防针，从报名到试译少了一批人，项目进行过程中肯定还会有人因为各种原因中途退出的。然而，13个人都坚持到了翻译结束。
翻译的过程，正好赶上疫情在中国国内爆发之后席卷全球。有译者被困在湖北家中不能出门；有译者从日本转到韩国的学校交换后就一直被隔离，上不了课也回不去；也有译者从捷克转到意大利正赶上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还有译者很快投入到对武汉地区的救助行动中去。我当时在北京，怀孕到了后期，因为有早产的风险不得不躺在床上。被无力感、焦虑和混乱状态裹挟的特殊时期，这个小小的翻译项目反而成了重要的力量源泉。
有人说翻译过程也是自己对纪录片答疑解惑的过程；有人说指南里筹款的思路，也对自己的工作带来启发；有人说翻译成了疫情期间让人安静的冥想时刻；有人说看到纪录片里的人如何在艰难时刻坚强和不放弃，给自己很大鼓励；有人说这是疫情期间的精神安慰，因为自己仍能贡献力量，也有人说更明确了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一定要选择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了团队成员间彼此鼓励、配合、接力的凝聚力。从某种程度上说，疫情促使翻译更快完成了。
疫情期间在电车上一闪而过的米兰街景 图片：译者龚雪雯?
翻译之后的校对用了比翻译更长的时间，这也是这个项目工作量最大的一个环节，不但要关注信达雅和翻译中的错误，指南里的众多链接（包括英文版里的无效链接）也要一条条检查，有时还要克服防火墙带来的挑战。我在入院生产前一天晚上终于把我们校对订正的文件打包发给了Doc Society。翻译组的同伴接过我的棒继续和英国沟通，我们和英国的设计师之后进行了十多版来回订正，最后交付到IT人员那里正式发布上网。
这份指南是一个开源的资源。它只是一个开端，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非常期待看到影响力影像的案例库里，有更多优秀的中国纪录片，也希望看到，辛苦拍出来的好作品，除了业界卖力吆喝大家走进影院支持外，也能在其他联动中产生更持久的价值和影响力。
故事如何带来改变？纪录片只是传播故事的一种媒介，还有文字、声音、音乐、戏剧、摄影、绘画、游戏……如果愿意展开想象，这份指南提供的思路其实也适用于其他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