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宁：中华曲艺对外交流与传播领域的凿空之作——写在《国外学者论中华曲艺》出版之前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曲艺源自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对自然、对历史、对自身的集体认知，他们以方言和民族语言或说、或唱、或说唱演结合的艺术形式抒发心意、畅想美好生活。
这是源自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而不曾断流的坚韧、包容性格，更是内生荣耀与外在自信的体现。
纵观曲艺的发展史，对外交流与传播也伴随着曲艺艺术的成长与时代同步演进而不断发展。在古代，由于交通、通讯的极不便利，中外文化交往交流往往要依靠商队和宗教人士经过漫长的时间才可实现。但即使是这样，中华曲艺也从未停止“走出去”与“请进来”的脚步。曲艺伴奏乐器中的琵琶就是最好例证。
近现代以来，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外交往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曲艺也成为了世界了解中国、感知中国的重要窗口。
但在介绍中华曲艺历史的书籍中，却始终缺少一本讲述中华曲艺与世界的专著，介绍“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外学者对中国曲艺有着什么样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如何评价中国曲艺的各类作品、现象和问题，提出了哪些精辟的见解，可以为我们提供哪些参考和借鉴？”于是，《国外学者论中华曲艺》应时而生。
从中华曲艺的对外交流与传播讲起，《国外学者论中华曲艺》是第一本全面梳理中华曲艺近现代以来在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的传播情况的专著，包括对外演出、文献收藏与著录、翻译与研究等情况。该书所含的历史资料丰富、列举条目清晰、内容信息准确。
马季与其马来西亚弟子姚新光
比如，在述及福建讲古、歌册在马来西亚的传播时，引述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接受》（李文辉著）一书中马来学者的口述历史内容；在讲到中国与新加坡的曲艺交流时，尽可能详尽地罗列了自1980年代至今的中新曲艺交流情况，特别是相声在中新曲艺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包括马季、姜昆等为中新曲艺交流做出卓越贡献的代表人物。
这些内容的著述，一方面说明了作者对中华曲艺的历史与发展有着深入的研究与理解，才可从浩如烟海的典籍图书中搜寻到些许记录，毕竟“曲艺”这个名称是在1949年前后才开始专指中国的传统说唱艺术的；另一方面也鉴证了中华曲艺的对外传播走过了一条与其他传统艺术不尽相同的道路，即早期依靠移民—近代依靠考古文献—现代依靠演出交流与学术研究。
这有助于从多角度探寻中华曲艺的对外交往史，亦有助于研究中国曲艺发展、历史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在阅读中构建起中华曲艺“走出去”的历史、地理和方式图谱。
司格林与侯宝林
因受限于语言、资讯等诸多因素，国外艺术家、学者与中华曲艺的接触鲜见于报刊、书籍之中，他们对中华曲艺的见解更是凤毛麟角。
如果说二十世纪初敦煌古籍的发现，从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角度，为外国学者打开了一扇探究中华曲艺的窗口，那么《国外学者论中华曲艺》则从历史和研究领域的维度，为学者和读者打开了一扇全面系统了解外国学者与中华曲艺结缘的窗口。
该书一方面全面介绍了国外学者接触、研究中国曲艺的情况，另一方面摘录了诸多国外著名学者对中国曲艺的精辟见解，比如日本学者狩野直喜、英国汉学家魏礼、俄罗斯学者孟列夫和李福清等对敦煌说唱文学和变文的研究、日本青木正儿对唐诸宫调的研究、荷兰汉学家施舟人对歌册、德国汉学家库恩对苏州弹词、丹麦汉学家易德波对扬州评话、美国和加拿大学者白素贞、石清照对评书、京韵大鼓的研究等。
《扬州评话探讨》
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本科系列教材
作为第一本介绍国外学者与中华曲艺的书籍，《国外学者论中华曲艺》开创了中华曲艺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同时，由于这一领域涉足者少、国内外相关资料少以及我们对国外研究中华曲艺的情况了解得更少，为其研究在客观上也就带来了诸多不便。
作为本书撰稿的联系单位和部分资料的提供者，我们（中国曲协对外联络处）在初次看到书稿时难掩心中的惊喜，但更多的是看到自身工作的不足、感到未来工作的压力。
与在本书作者苗怀明教授联系的过程中，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苗教授的严谨治学态度与对未来开展更多该领域深入研究的期待。这些都是激励我们努力做好未来中华曲艺对外交往与传播工作的动力。
《曲艺》杂志2020年第11期所刊作者文章
我们坚信，在各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在各位中国曲艺家、各位中华曲艺的海外爱好者、研究者的积极参与中，我们一定能够不断推进中华曲艺与世界的对话，为促进世界说唱艺术的繁荣发展贡献来自中华曲艺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