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广杰：南宫李刚己的诗文创作与文学思想（上）

李刚己（1873－1914），字刚己，直隶南宫人。家世代以儒为业。他天资聪颖，年十三四学作八股文，已能度越侪辈。桐城吴汝纶为冀州知州，看到他的文章，非常欣赏，列入优等。并让李刚己跟随范当世、贺涛在冀州信都书院学习诗古文。吴汝纶主讲莲池书院，李刚己往从受教。他在莲池书院读书前后近十年，才学并进。李鸿章认为“此人材器闳远，异日当为吾辈事业。”光绪甲午（1894）成进士，用为山西知县，历任灵丘、繁峙、五台、静乐等县。辛亥革命爆发，至大同，兼署知府。民国三年，受聘于保定高等师范国文部教席。李刚己古文受吴汝纶、贺涛指授；诗歌得到范当世真传，与吴闿生等人唱和交游，是近代诗坛“河北派”诗人群体的健将，与于光宣诗坛主流。吴闿生《吴门弟子集》、《晚清四十家诗抄》收他的诗歌甚多，将他视为莲池学派诗学的重要人物。然入仕以后，为宦计所困，诗文既不多作，又不自爱惜，散佚颇多。其子李葆光搜罗其遗文，成《李刚己先生遗集》五卷，民国六年七月刊于北京。

一、绍述桐城文统，拓展莲池学派文学新境界李刚己诗文散佚颇多，遗集所收十不余一，依据这些作品自然无法窥见他文学创作的规模。又因李刚己享年不永，去世时不及中寿，他的文学创作之路，因生命凋谢戛然而止，其诗文造诣所能达到的境界，也就无法预知了。然尝一脔而知鼎味，就其遗集做一番以意逆志的考述，或许也能从吉光片羽中窥见他的真正的才情和学问。光绪庚子之乱，张裕钊、吴汝纶等桐城古文家苦心经营的斯文重地——莲池书院毁于战火。吴汝纶等人痛心不已，请人作《莲池毁后图》以志痛悼之意，并嘱莲池同仁、弟子题诗。李刚己诗曰：“亭废留遗址，池枯减旧痕。沉沉冰雪底，蒲藕自传根。”战火可以毁掉莲池的亭台楼阁、花草树木，斯文的种子却早已深埋士子们的心中，犹如冰雪之下，凝藏生机于根茎的蒲藕一样，春回自能荣发。“莲池学派”自张裕钊始，均以绍述桐城古文所传承的斯文之道为己任。他们以义理为轨辙，以辞章为风骨，以考据为筌蹄，通权达变，经纶人生与时务。在晚清内忧外患、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积极拓展文人因应世变的精神世界和事功格局。受政治立场和文化学养所限，他们并未总体上超出“中体西用”的时代思潮。但他们坚持护守中华文化之根，融通中西以植新生的文化改良路径，在一些具体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实效。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他们的文化活动，在文化改良主义和狂飙突进的革命之间，形成了引导与制衡，纠缠与矛盾，挣扎与叛离，反思与回归的内在发展逻辑。对我们揭示和反思我国近现代文化嬗变的历史真实，具有重要的意义。李刚己作为直接参与这一文化进程的当事人，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这源于他世代业儒的家庭文化氛围，更与他受业吴汝纶、范当世、贺涛门下，涵濡斯文之道、桐城义法密切相关。李刚己对三位恩师有很深的拳拳之意、感戴之情。《冀州宅中》诗谓吴、范二人“高山屹相并，举世所瞻依。品谊当天出，文章极古稀。”对吴汝纶、范当世的德行与文章推崇至深。《怀武强贺先生》诗曰：“先生于世如维斗，贱子尝从问歧路。”充分肯定了贺涛继张裕钊、吴汝纶之后，以古文号召斯文的文化地位，及对其学术的引领之功。李刚己对莲池学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张裕钊也有怀有深挚的感情。张裕钊辞莲池书院讲席之后，曾到湖北的襄阳书院继任讲席有年，后由其公子迎养关中，直到逝世。李刚己《怀濂亭先生关中》诗曰：“斯文百代发雄光，旧六渊源到此长。晚抱遗经向函谷，世留绝学嗣湘乡。好贤六一今无继，受业三千已半亡。耆旧如公几人在，栖迟零落为时伤。”此诗意思、句法虽嫌平淡，但对张裕钊嗣响曾国藩，肩荷斯文的学行和造诣是非常敬仰的。此诗怀人的同时，镌刻着深深的道统斯文之忧，两条感情线索一明一暗，交相映衬，读来一唱三叹；令人对张裕钊的人生遭际，道统斯文系于苞桑、不绝如缕的传承之路唏嘘不已。当张裕钊在关中遽归道山之时，李刚己《哭濂亭先生》诗曰：“中兴耆旧今谁在，盖世文章只等闲”，此句与上诗忧怀老成，慨叹斯文难继的主旨相同，却多了一层无奈与哀伤。

尚友古人，慨慕豪杰，倾情知己是莲池学派诸家建构起来的共同文化心理。孟子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古圣先贤，用嘉言懿行演绎斯文在兹的文化担当和自信，是后世文人循轨辙以入道的里程碑。“尚友古人”即强调与古圣先贤在文化生命精神上的沟通与冥契。张裕钊《送刘殿埙序》曰：前吾之世，千百载之遥，杂然而生，蠢然而食且息者，不知其几也。并吾之世，四海九州岛岛岛之广，杂然而生，蠢然而食且息者，不知其几也。而有人焉，固亦杂然而生，蠢然而食且息于其问，而独杰然出于群焉。生而食且息者之伦，若是者殆千万，不知其几之人。乃时得一人，而天之特命于是，以为凡为人者之先而厚之，若极其至也。虽然，天既独厚是而生之，而命之，至其卒之所就，则其数固亦与天相权，而终视视其人之所命诸志，以承乎天者之至不至。盖能至者，又十而时时二一耳，岂不谓难哉。《赠查生燕绪序》又曰：《诗》、《书》问学之业，道与志通，而气机密应于其间，莫或知其所以然。虽万里之外，殊邻绝域，邈不相接之区，而常一旦猝然其忽合。故夫君子之相与，冥契于其心也，亦惟其道之合焉。”时空的间断与区隔无法阻遏君子志意与大道的沟通，也不能阻挡同道知己同气相求，同声想和，在德业文章上砥砺切磋。然促进文人与时贤君子、古圣先贤突破时空限制进行沟通、交流，以冥契大道的根本动力，要有一种豪杰的精神品质。张裕钊《重刊毛诗古音考序》中说：“夫惟特立之君子高蹈远览，不与时俗贸迁，独为绝学于举世不为之日，深造自得，而卓然不谬于古人，夫然后独立于百世而不可磨灭。孟子所以称‘豪杰之士’者，此也。”他在其诗文中将这种豪杰的精神品质归纳为独立自由的治学精神，自得无外的人生旨趣。张裕钊文章事业上崇尚独立和自得的旨趣，通过尚友古人、倾心知己得到证悟和提升。这种人生体验和文化心理，也作为莲池学派的心法，在莲池弟子中代代相传。其核心是对古文所代表的斯文之道的尊崇，而外化为以莲池诸大家、桐城派古文家上接斯文的文统叙述。李刚己《汪星次墓表》曰：丙戌丁亥间，刚己初游吴先生之门。先生方倾纳四方豪俊，一时幕府宾客僚佐之盛冠于畿辅。如通州范先生、武强贺先生、新城王晋卿之徒，皆天下闳才硕学，先后来吾州。其余材辨明敏之士，尤不可胜数……是时，先生牧冀已数年，化洽政成，上下和乐。暇则日率诸君子驰骋文词，留连觞酌，往往穷日夜不倦。刚己于时，年虽少，幸得追陪左右。尝私以谓自古贤人君子身殁向千载，后之人读其遗文，经其生平宦游之地，犹或慨慕叹息，想见其交游之乐，以为不可常得。而吾冀以区区一州，贤才萃聚之盛，至于如此，诚可谓天下之至幸。张裕钊、吴汝纶诗文中常追忆在曾国藩幕府中与诸文人的交游之乐。李刚己以相同的笔调和情感追怀其在吴汝纶幕府中的快乐生活。此“乐”是文人们生命旅途中的精神依归和信仰，是他们以“即世间又超世间”的情感为根源、为基础建立的文化精神。其间潜隐着知己同道间铿锵谐鸣的生命旨趣，凝聚着他们慷慨自得、弘道济民的理想和情怀。这无疑是莲池学派以斯文号召起来的文人生命协奏曲。其《冀州宅中》诗曰：“道欲探精奥，情真似渴饥。穷年恒兀兀，入室庶几几”，叙写在吴、范门下游从问道的情形和心态。《上范先生兼简子城兄》：“花香能醉枝头蝶，蝶亦绕枝不忍飞。有鸟啼呼下空阔，向花深处恋晴晖。”以蝴蝶依恋花丛，小鸟依偎晴晖暗喻对范当世的敬仰与爱戴。范当世评曰：“忠厚之至，可与言三百篇矣。”《怀魏征甫》前半部分追忆少年交游之乐，后半部分叙述入世以来的艰辛；最后以勉励之语结束曰：“历境诚难凭，定志谁能枉，学道如治军，成败要自强。”以“悦志”之旨，激荡同道的斯文自觉，描画生命的归趣。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论，儒家的“悦志”充满了悲剧精神，“特别是因为无人格神的设定信仰，人必须在自己的旅途中去建立依归、信仰，去设定‘天行健’，并总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任何外在的拯救、希冀和依托，因此其内心之悲苦艰辛、经营惨淡、精神负担便更沉重于具有人格神格局的文化。”从李刚己的诗文来看，尽管他自认有幸进入吴汝纶、范当世、贺涛之门，并与刘乃晟、孟君燕、吴闿生等才俊唱和往还，但植于内心的忧道意识、个人理想在现实中展开时所遭遇的压抑和扭曲、晚清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都在李刚己心灵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使他的诗文涂上了一层深深的悲慨与沉郁。他哀晚清时势曰：“士气衰微两百秋，至今贻祸遍神州。那知木腐虫犹蠹，直到堂焚燕不忧。顿觉长吟瘖万马，会看游刃解千牛。汉家将相多猜忌，终古长沙恨未休。”（《赠丹阶》）慨叹文人命舛，难以施展抱负与才华则曰：“王本好竽公不艺，女能倾国世无媒，”（《赠济生》）“身世几穷鼯五技，文章空秃兔千毫。”“鸾凤故合凌千仞，驽骥谁知混一槽。”（《赠汉卿同年》）多是愤激讥刺之言。感慨心中的文化圣地莲池书院旧游凋零：“岂惟人事等浮沤，乱后莲池异旧游。无限楼台地尽，寒藤枯木自鏖秋。”而《登城有感》诗则可视为千古文人悲剧精神的缩影。其诗曰：“惨淡云天度雁行，登高望远意茫茫。六龙不返时将暮，七圣皆迷路已荒。饰艺谁知成莽祸，著书迳欲续迁藏。别生离死知交尽，独立风尘只自伤。”

李刚己个性廉直，入仕之后不善逢迎。好友吴闿生曰：先公重其才，期以大用，嘱停廷试三年，冀工楷法入翰林。已而，卒以知县发山西。山西巡抚胡聘之与先公同年，将之任，过先公莲池，问晋吏贤者。先公举刚己及安文澜以告。胡公至晋，遣藩司到门候问，致殷勤。刚己殊不措意。胡公还，语先公曰：“公所言李生，迂儒也。吾遣藩司先礼，竟不报。”先公以诫刚己，刚己竟不知也。先公与人言，尝述以为笑，恨其不达世故。李刚己也在家书中说：“吾平生与人寡合。独吴、范二先生及杜、陈二公其信爱之深，往往出于意计之外。”但他却独能造次、颠沛必于斯文，其《病卧》诗曰：“病卧无来客，萧斋只独吟。山岚经雨合，庭莽入秋深。寸廪终何有，尘羁忽至今。愁来披蠹简，时见不传心。”故而，李刚己于莲池门庭感情之笃、进道之猛常常突过诸人。民国二年，李刚己辞官东归，于秋月间至京访吴闿生，即索录其《左传》评点。贺葆真日记中载吴闿生口述曰：“现李刚己来京，索余所为《左传》评点甚急，因速为录副，坐余于旁，仍自录写。”李刚己为文之精勤专注，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在晚清民国之际，斯文道丧，天下横流，整个国家容不下一张书桌。更何况当时激进的文化潮流下，从事古文的创作与研讨，就更显得扞格难通了。因此吴闿生当即以诗劝慰曰：“高文盛世尚沉埋，况复诗书剩劫灰。倒地狂澜谁与问，燕天高焰子何来？蜉蝣自了终朝计，培塿宁容拄厦才。且共儃徊观变态，苍茫莫更起遐哀。”（《喜刚己到京漫成》）然而，道理虽如此，时势也难为，却总也无法澌灭传统文人如李刚己等以斯文建构起来的心灵世界。这个心灵世界即是他们寄寓生命的精神家园，又是他们籍以觉世牖民、成就事功的生命动力之源。二、才学并驶，清刚雄深姚永慨谓北方文学自贺涛之后，惟刚己能张之。李刚己学殖深厚，又极具才气，其诗古文才学并驶，形成了雄肆淋漓、宛转有法的艺术风格。赵衡论其“为文章，肘尺指寸，屈信由心，动以序合，而精耀光焕。顾炫失视，来挟山流。往洄海立，一气旋荡。殖落万有，反侧上下。”试以《读〈汉书·张禹传〉书后》为例。层次文意层次一层灾异禨祥之学流行两汉，风会所趋，贤者不能振拔。然迂谬乖违，不可究诘。一、 叙灾异禨祥之学自周末至汉初的发展二、汉代学士陷溺其荒诞，多不能自振于俗三、班固以灾异禨祥之学入史，亦同俗说二层张禹斥灾异之说，以正论事成帝，其人自有可取之处一、张禹斥灾异，以经言正论事成帝，有迈俗之风二、正反立论，驳斥以灾异谏戒帝王防其纵恣的观点三、张禹非不信灾异，其以经论谏成帝，乃惧因言贾祸三层灾异禨祥之学对西汉政权的崩溃起到催化、助推作用。一、汉元、成之时上下奢靡，政刚驰废，然太平盛世，人情偷怠。儒者多以学猎取功名，以灾异耸动帝听求治者少。二、王莽将篡之时，陋儒言灾异已晚，况又有一般造符命，以助成之儒者。四层文人学士学术需自立一、帝王应以制度、权术备内外之患二、矫饰经术，靡靡无自立之志的文人学士，亦可为虑此文为书后体，书后一体为序之变，乃一文之后的题记，自宋代才发展成熟起来。此体与跋近似，然颇有不同，“大抵书后者意必抽于前文，事必引于原著。跋则不烦抽引，言可自恣，体更无拘。”李刚己此文针对班固《汉书·张禹传》而发。班固以史家笔法，叙述张禹在汉成帝一朝的历史功绩。认为他曲学附世，暮年又惧王氏一族势盛，当汉成帝问计时，不因灾异禨祥以讽谏，导致后来王莽篡位，西汉灭亡的历史悲剧。其文曰：禹虽家居，以特进为天子师，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议。永始、元延之间，日食地震尤数，吏民多上书言灾异之应，讥切王氏专政所致。上惧变异数见，意颇然之，未有以明见，乃车驾至禹第，辟避左右，亲问禹以天变，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见年老，子孙弱，又与曲阳侯不平，恐为所怨，禹则谓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三十余，地震五，或为诸侯相杀，或夷狄侵中国。灾变之异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性与天道，自子贡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应之，与下同其福喜，此经义意也。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以经术断之。”上雅信爱禹，由此不疑王氏，后曲阳侯根及诸王子弟闻知禹言，皆喜说，遂亲就禹。[13]李刚己文并未如其他人欲为张禹翻案，而是就张禹侧媚王氏家族，畅论灾异之无稽。其文分四个层次，每一层次又多有正反曲折。篇制虽小，却有千回百转之势。此文从汉以来的阴阳谶纬之学入手，以学术的兴衰得失反思社会政治的变迁，胸次深沉旷远，识度不凡。其他文章如《合肥相国八十寿序》历叙李鸿章的功绩时，在文中嵌入一段论述：“汉以降所谓制驭戎夷之策，其上者不过斥逐之，其次不过羁縻之，自余覆军杀将，举天下之力而困于一隅者，不可胜数也。”史识颖发，鞭辟入里。又《再书万石张叔传后》曰：“吾观于古今得失之变，或直行而无害，或避祸而误蹈，斯二者类不能自主。……自三代之衰，君臣之际何其难也。英伟奇逸之士，既不能合意旨而得荣宠，而士之善于阿谀者又用焉而不足知天下之变。知焉而不敢言人主之失。以至于祸患纷起，上下俱困，卒相顾而无可如何。此诚天下之所至苦者也。而民之生于是时，愈可哀矣。”吴汝纶评曰：“议论笔力皆已脱弃凡近，骎骎入古。”此段文字将文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变迁结合起来，深悟古今君臣之道与兴衰之理。曲终以天下、民生为念，正是李刚己生当末世，心中深系家国荣辱、天下兴亡的儒者之思。

李刚己“得诗法于范通州，清刚健举，则又从涪翁直溯杜韩者也。”吴闿生曰：“刚己即从范先生受学，又久事先公，才气雄伟，涵弘迤演，益以光大，同时侪辈莫之能及。”论者谓李刚己是桐城诗学北传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吴闿生认为李刚己诗歌清刚雄深，其《读刚己诗敬题其后》曰：“三峡鼍龙挟浪来，极天冥晦鬬风雷。惊疑几欲帏中避，叹诧焉知纸上裁。近世颓靡无此诣，少年腾达遽须哀。病余精力多珍重，塞上重关已洞开。”其诗歌所以形成这样的风格，固因其性情才气所致。而犹可重者乃是他因学养所充而形成的独特人格精神。《春日杂咏》曰：“过眼秾华次第残，自擎勺水种秋兰。只今寂寞无人赏。看尓孤芳入岁寒。”透过此诗的层层比喻，一位自得独立的文人形象屹立在我们眼前。他有穿越寒暑而不变的清静之心，有灌溉斯文，守护如一的恒兀之志，也有笑看繁华的自得独立的雅趣。这种人格精神正是莲池学派文人相传的心法，也是他们赖以修己成人的精神原力。其中融汇了儒者悦志不移的胸次，文人清旷骚雅的趣味，豪侠豪迈蹈厉的奇气。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曰：“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即今日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才质本于士风，殆不诬与？”就豪侠之气而言，恐怕受燕赵地方文化风习的鼓舞。其《怀魏征甫》诗曰：“学道如治军，成败要自强。一旅尚可兴，三北何足创。要及沛公帝，无为苻坚丧。我欲观融行，君当陈韅鞅”气体沉雄，颇有燕赵慷慨之气。论者谓李刚己诗歌“辞气驱迈”，当与此豪侠气质有密切关系。然从诗法来讲，当指其诗歌以古文为诗所形成的艺术风格。古文的辞气层次，形成诗的气势和韵调，单笔行气，于整饰之中透出郁勃不羁之情，遂有河川下注，万里奔涌之势。如《游城北朱氏园用王荆公韵》诗曰：“园中景物无奇殊，嚣尘不到清有余。晚花向人愈媚好，老树蔽日犹扶疏。我来时当秋之季，玩花倚石连晨晡。坐无丝竹与樽酒，俯仰自足忘忧虞。城西废园郑氏旧，当时亭阁连空虚。繁华弹指百年尽，碎瓮乱石堆崎岖。盛衰反复只一瞬，风尘不返宁非愚。一丘一壑自可乐，吟眺何必山与湖。”此诗单笔行气，句调拗劲宛转，后半部分神气尽变，与前半部分若另起一意，然结束以丘壑自得之乐，意脉似断实联，气体高古沉雄。（待续）作者简介：于广杰，1982年生，河北沧州人，河北大学文学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词学会理事，中国文学理论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文艺思想史、词曲学研究。围绕中国文艺思想与词曲学相关问题，主持完成省级项目多项，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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