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鄂州出土文物看三国六朝时期武昌的佛教
佛教，自两汉之际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迷信相融合而广泛地蔓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江南地区有名的重镇、三国时期一度作为吴国政治中心的武昌，此时正开始接受了佛教的渗透。
佛教最先传入我国的北方。东汉时期，随着西域道路的打通，西域与内陆间的交往不断，印度的佛教也随之传到我国内陆。据《后汉书》、《高僧传》、《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天竺沙门（和尚）摄摩腾、竺法兰等二人应汉朝使者蔡〓等人的邀请，来到洛阳西门外三里的地方，兴建了我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此后，佛教便在北方传播开来。东汉末年，曹操挟持汉献帝到许昌，控制了东汉大权，随后创立了魏国。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曹魏将佛教归于“异端邪说”之列，极力地扼制、打击。由于曹操的政策破坏了佛教的滋生土壤，再加上北方的战乱，于是，很多来汉的传教僧和教徒便纷纷逃向江南。
魏黄初二年（221年），孙权自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迁都于鄂（今湖北鄂州），取“以武而昌”之意，将鄂改名为武昌，开始了他对东吴的经营，从此，武昌成了吴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其实，孙权并不是一位专以“武”来统治国家的帝王，他对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广泛网罗各方名士，无论是作为宗教的佛教还是作为迷信的卜筮、占星，只要觉得对自己有利，他就予以接收，当时对吴地来说还很陌生的佛教，也就乘隙而入。
当时，来吴地的人中，很多是有名的佛家人物，据史料记载，最早来到吴地的是支谦。东汉末年（220年），汉室争乱，支谦连同乡人数十位，一道从洛阳来到武昌。支谦通晓胡、汉等六国语言，又懂佛经，孙权闻他博学多才，召见了他，向他提出了一些佛经中的深奥义理，他都“应机释难，无疑不析”，孙权很高兴，将他聘为博士，辅导东宫太子孙登。从黄武元年（222年）至建兴年间（252——253年），支谦翻译了很多佛教经典，并给一些经典作了注。在光绪十一年编修的《武昌县志》中也有这方面的记叙：“昌乐院，在县南六里（今市郊百子畈一带），汉建安二十五年孙权作寺，有二浮图（即佛像），东有戴渊记，西为谢尚立石……”《佛祖统记》一书中，也作了这种记载：“黄初元年，吴主孙权于武昌建昌乐寺。”“黄初元年”为曹魏的年号，即公元20年，也就是支谦来武昌的那一年。
虽不能肯定昌乐寺就是支谦居住的地方，但寺院肯定是有僧人居住的。不久，吴黄武三年（224年），印度僧人维祗难和竺律炎也一道来到了武昌，进行译经、传教的佛事活动。他们与支谦共同译出了佛经《法句经》，序也为支谦所作，后支谦又进行了一次校注。有意思的是，通过翻译《法句经》，引起了佛教里面的文、质两派对翻译中的文丽和质朴问题（即意译与音译的关系问题）长达16年的争论，这种争论即从武昌开始，一直争到孙权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后的赤乌三年（240年）。
吴黄龙元年（229年），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孙权将都城迁到建业。随着政治中心的移动，佛教传播点也移向了建业。赤乌十年（247年）名僧康僧会又从交趾（今越南）来到建业，孙权则为康专门修造了一座名叫“建初寺”的寺院，从此，佛教在建业的影响，随着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和不断扩大而超过了当年的武昌。围绕着建初寺，形成了以康僧会为首的僧侣集团。孙权走后，武昌降为陪都，太子孙登继续在武昌镇守，支谦作为孙登的老师，一面辅导孙登，一面从事着佛事活动，直到嘉禾元年（232年）去建业为止，支谦在武昌生活了12年，为佛教从武昌向外传播作出了贡献。文物是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见证。50余年来，古武昌故地及周围地下所出三国六朝时期的文物印证了史料对武昌佛事活动的记载。1956年12月，在武汉市武昌大东门外莲溪寺东北面，发现了一座三国时期的砖室墓，墓主为孙吴的一个校尉。墓中出土了几十件文物，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片“鎏金铜佛像带饰”，该物呈杏叶状，3厘米见方，扁平微弯曲，看上去好象抽屉或箱盖上的拉手，通体鎏金，呈金黄色，由两块杏叶状的铜片（一片素面，一面镂空为佛像）叠合成一片，钉有6个小铆钉，透雕的佛像站在一鼓形的圆台上，佛头顶有肉髻，背后有项光。1967年4月，湖北鄂城钢铁厂在西山南麓修澡堂（今鄂城钢铁厂俱乐部旁的澡堂即是）时发现了一座“孙将军墓”。该墓中出土了一件青瓷佛像香薰，薰炉分上下两层，上层的炉盘与下层的承盘之间有3个由佛像作装饰的承柱，佛像“结跏趺坐”（佛像坐式之一，也称“全跏趺坐”，即交结左右足背于左右腿上，俗称盘腿而坐），佛头顶有肉髻，身着袈裟。另外，在上述的这两座墓中均出土有身着汉服，头部眉心间饰“白毫相”的跪俑。“白毫相”便是历史上佛徒所述佛的“三十二相”之一。这种眉间饰“白毫相”的情况，便是当时社会受佛教浸染的一种风气，所以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另外，在其他六朝墓中还出现了佛像装饰的青瓷酒樽，佛骑瑞兽的青瓷唾壶等等。1992年12月，鄂州市在石山塘角头修粮食仓库时，又出土了一件釉陶佛像，高20厘米，佛像盘腿而坐，身着通肩衣，头顶有肉髻，从旁边发现的一座“永安四年”纪年墓看，这尊佛像当与武汉所出鎏金带饰为同一时期。‘虽然武汉莲溪寺墓葬处于孙吴晚期（墓内有“永安五年”即公元262年的买地券），但我们不能肯定佛像的制作或佛教的传播就始于永安五年，它理应在此之前。尽管佛像不出自鄂州，但出土地点却离古武昌不远，很可能那位校尉也由武昌派遣而去。佛教的传播，一般说来离不开帝王贵族的扶持，武昌是皇室王侯较为集中的地方，佛教的流行得到了孙权等帝王贵族的支持就显得是很自然的事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鄂州铜镜上，佛教的反映更是全面。有一面时代为吴末晋初的“柿蒂夔风佛兽镜”，包含的内容较为广泛。其图案为在镜钮四周对称的四片柿瓣中，各有一佛像，其中三尊为相同的“结跏趺坐”，佛顶有肉髻，上有华盖，背有项光，莲座两侧各有一翘首的“护法神龙”。另有一尊像为“半跏趺坐”（一腿上盘，一腿如常人坐椅似的自然下垂），面前跪一人，作礼佛状，佛背后有一位手持曲柄华盖的胁持弟子。此外，吴晋时期的很多镜上还有“飞天菩萨”形象。这种铜镜以鄂州出土最多，从另一侧面说明古代武昌也是佛教在东吴最早传播的地区。正因为有佛教在三国东吴的传播基础，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陶侃与慧远的故事。西晋孝愍帝时，陶侃因王敦的排挤，降调为广州刺史，有一次捕鱼人从海里捞起一尊金铜佛像，送给了陶侃。后陶侃复镇武昌，便将这尊佛像送给了武昌的寒溪寺。东晋太元年间，佛教净土思潮是很浓厚的，慧远与恩师从襄阳分手后，来到武昌，在西山修建了西山寺，创立了佛教净土宗，后又到庐山创立了东林寺，使净土宗得以光大。南朝以后，史料对武昌地区佛教情况记载甚少，出土文物中偶能看到一些佛教的痕迹，如鄂州出土的“莲花盘”等等，另外，三国时期兴建的“惠宝寺”在南朝还存在，而且邵陵王萧纶还为其撰写过碑文。不过，南朝时期兴建的寺院恐怕只有建在樊山间的“无相寺”这唯一的一座寺院了。三国六朝时期佛教在武昌的传播告诉我们，武昌是江南佛教最早流传的地区，这与当时武昌的政治中心、军事重镇的地位是分不开的。佛教当初适应了孙权在武昌建立国家的需要，后来，它不仅为孙权在建业巩固政权提供了精神武器，也为佛教在六朝古都建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雾中”（唐·杜牧《江南春》句）局面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