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讲经典」《三国演义》思想内涵新论「上」
摘 要 针对近年来有关《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若干误解乃至曲解，作者在长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对国家统一的强烈向往；（2）对封建政治人物的评判选择；（3）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4）对中华智慧的多彩展现；（5）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
关键词 《三国演义》 思想内涵 新论
位居明代“四大奇书”之首的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问世数百年来，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雄奇瑰丽的艺术成就，一直吸引着亿万读者的阅读和研究兴趣，家喻户晓，长盛不衰。
然而，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存在不少争议；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学者、文化人在其论著和演讲中，随意评说《三国演义》，其中包含若干误解乃至曲解，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读者和听众。
为此，笔者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作出一些新的阐释，希望有助于这部名著的传播和研究。
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地探讨《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这是因为，对一部杰出的作品来说，其激动人心，历久不衰的魅力，虽然取决于许多因素，但主要地却是来自它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就《三国演义》而言，论情节的曲折离奇，它不及后来的公案小说；论对厮杀场面和人物武艺的描写，它也比不上新旧武侠小说。但是，它却经受了漫长的六百年历史的考验，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在文学史上占有比公案小说、武侠小说重要得多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通过丰富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出博大深厚的思想内涵。
二十年前，我曾经写道：“《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文化内涵，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①
当今一些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诚然，《三国演义》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方面，就是擅长战争描写。全书以黄巾起义开端，以西晋灭吴收尾，反映了从汉末失政到三分归晋这一百年间的全部战争生活，描写了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战役和许多著名战斗，大大小小，数以百计。接连不断的战争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占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而在战争描写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崇尚“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制胜之道的寻绎上。因此，虽写战争，却不见满篇打斗；相反，书中随处可见智慧的碰撞、谋略的较量，而战场厮杀则往往只用粗笔勾勒。可以说，千变万化的谋略确实是全书精华的重要部分。
然而，谋略并非《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更非书中精华的全部。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层次的东西。“道”有多义，首先是指自然和社会的根本规律，通常指正义的事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处事为人的基本原则。谋略则属于“术”，是第二层次的东西，是为“道”服务的，必须受“道”的指导和制约。作为一位杰出的进步作家，罗贯中认为，符合正义原则，有利于国家统一、民生安定的谋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而不义之徒害国残民的谋略只能叫做阴谋诡计。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诸葛亮才被塑造为妙计无穷的谋略大师、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
综观全书，罗贯中从未放弃道义的旗帜，从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谋略；对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各种阴谋权术，他总是加以揭露和批判；对于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聪明，他往往加以嘲笑。可以说，《三国演义》写谋略，具有鲜明的道德倾向，而以民本思想为准绳。后人如何看待和借鉴《三国演义》写到的谋略，则取决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道德原则和人生态度。如果有人读过《三国演义》却喜欢搞小动作，那是他自己心术不正，与罗贯中无关；恰恰相反，那正是罗贯中反对和批判的。有人谈什么“厚黑学”，也硬往《三国演义》上扯，更是毫无道理的。
那么，《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对国家统一的强烈向往
《三国演义》的思想精华，居于首位的就是对国家统一的向往，这是《三国演义》思想价值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能够历经磨难而不倒？为什么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种族不曾灭亡、文明没有中断的一个国家？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从周朝起，我们就逐步形成了向往国家统一，追求安定太平的共同民族心理。这种共同心理，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聚合力，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标。周代以来的两千多年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曾经屡次被“分”开，饱受分裂战乱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清除了分裂的祸患，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促成重新统一的实现。在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汉末大动乱时期，以及罗贯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元代末年，广大人民对国家安定统一的向往更是特别强烈。罗贯中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通过对汉末三国时期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达了广大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在小说中，当天下大乱以后，那个时代的英雄们想的是什么？怎么做？我认为就是以曹刘孙三方为代表的英雄们，顺应时代的潮流和民众的愿望，力图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三方争天下，争的是什么？争的是重新统一的主导权，而不是单纯的斗智、斗心眼。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现。
（二）对封建政治人物的评判选择
人们常常谈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有人还把这称为“封建正统思想”，指责《演义》“贬低”或者“丑化”了曹操形象。其实，“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东坡志林》有这样一条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这说明在“说三国事”中已经形成“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并得到广大群众，包括儿童的共鸣。在元杂剧的三国戏中，以诸葛亮、关羽、张飞、刘备等刘蜀方面人物为主角的剧目占了一半以上；即使是写其他人物的，也普遍表现出“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罗贯中只是顺应广大民众的意愿，继承了这种倾向。
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贬抑和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的两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有知人之明。
首先，作品多方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民，深得人心。《演义》第1回，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其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从此，宽仁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别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他第一次担任官职——安喜县尉，便“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督邮索贿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纷纷为之苦告（第2回）。此后他任平原相，已被誉为“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太史慈语，见第11回）。陶谦临终，以徐州相让，刘备固辞，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曹操擒杀吕布，离开徐州时，“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第20回）这表明他占据徐州的时间虽不长，却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受命屯驻新野时，他仍以安民为务，因此“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4回）新野百姓欣然讴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第35回）
当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刘琮不战而降之时，刘备被迫向襄阳撤退，新野、樊城“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第41回）就这样，在建安十三年（208）秋天的江汉大地上，刘备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对保存实力、避免曹军追击十分不利。故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明知此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行至当阳，果然被曹操亲自率领的精兵赶上。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的胜利。这种生死关头的选择，决非一般乱世英雄的惺惺作态所能比拟。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他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
其次，作品竭力渲染了刘备的敬贤爱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对徐庶、诸葛亮、庞统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书记载，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尤其是对他不辞辛苦，三顾茅庐的求贤佳话，对他与诸葛亮的鱼水关系的描写，更是具有典范意义。
总之，宽仁爱民和敬贤爱士这两大品格的充分表现，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摆脱了以往三国题材通俗文艺中刘备形象的草莽气息，成了古代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②。
另一方面，罗贯中尊重历史，博采史料，以许劭称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为基调，塑造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并未随意“贬低”，更未故意“丑化”。这里所说的“奸雄”，是指曹操既是远见卓识、才智过人、具有强烈功业心的英雄，又具有极端自私、奸诈残忍的性格特征。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出场，就写得有声有色：
见一彪人马，尽行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2回。毛本第1回作：“忽见一彪军马，尽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以下引文，凡未注明版本者，均引自毛本。）
对比一下小说对刘备出场的描写：
时榜文到涿县张挂去，涿县楼桑村引出一个英雄。那人平生不甚乐读书，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游天下豪杰，素有大志。（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1回。毛本第1回作：“榜文行到涿县，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
两相对照，曹操形象显然高出刘备一头，哪里说得上“丑化”呢？
罗贯中以大开大阖的笔触，艺术化地展现了曹操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逐步战胜众多对手的豪迈历程，对于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绩，对他在讨董卓、擒吕布、扫袁术、灭袁绍、击乌桓等重大战役中所表现的非凡胆略和智谋，罗贯中都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没有随意贬低。
同时，罗贯中又不断地揭露曹操奸诈的作风、残忍的性格和恶劣的情欲，批判曹操丑恶的一面。为报父仇而攻打徐州，竟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第10回）；接受张绣投降后，得意忘形，居然霸占了张绣的婶娘邹氏（第16回）；对于忠于汉室，反对自己的大臣，毫不留情地挥起屠刀，杀了一批又一批，包括怀孕已经五个月的董贵妃和伏皇后全家（第24回、66回、69回）；甚至辅佐他最得力的首席谋士荀彧，仅仅因为不赞成他封魏公，便被逼服毒而亡（第61回）；至于“借头欺众”、“梦中杀人”等阴谋诡计，更是花样百出，令人怵目惊心……这种种残忍狡诈的行为，怎能不使人反感和憎恶？
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尚书·泰誓下》）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评判和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当今一些人对曹操不仅不反感，而且表示喜欢，称道其“坦率”。诚然，曹操有他坦率的一面，如公开宣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确是事实。然而，曹操不坦率不老实、忌才害贤的一面更是事实。鲁迅先生在其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经写道：“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但后面又说：“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是的，曹操就是这样的典型：机智与奸诈杂糅，豪爽与残忍并存；时而厚遇英雄，时而摧残人才；杀人时心如铁石，杀人后又常常挤出几滴眼泪以示懊悔……火烧赤壁前夕他横槊赋诗，扬州刺史刘馥仅仅说了一句他认为是“败兴”的话，便被他一槊刺死，全不顾刘馥乃是方面大员，功绩显著（第48回）；为封魏公而逼死头号谋士荀彧，竟将其多年主持日常政务、尽心辅佐的赫赫功勋一笔勾销（第61回）；以惑乱军心的罪名杀死杨修，也忘了其忠心追随之力（第72回）……杀了刘馥，他“懊恨不已”，下令“以三公厚礼葬之”；逼死荀彧，他又是“甚懊悔，命厚葬之”；杀了杨修，他又下令“将修尸收回厚葬”……昨天蛮横无理地杀人，今天又假惺惺地予以厚葬，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充分表现了曹操惊人的权术：做了亏心事却从不认错，企图以“厚葬”来抹掉自己手上的血迹，在自欺欺人中求得心灵的平静。请问，这能算“坦率”吗？今人与曹操相距将近一千八百年，不会有无辜被杀的威胁和含冤莫白的痛苦，可以轻飘飘地说几句不关痛痒的话。但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有谁愿意被曹操冤枉杀害，再得一副好棺材？有谁愿意选择他作顶头上司，或者与他毫无顾忌地交朋友？③
注：
①沈伯俊：《三国演义》校理本《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写于1990年）。
②参见沈伯俊《明君与枭雄——论刘备形象》一文，载《文学与文化》创刊号（2010年第1期）。
③ 参见沈伯俊《重提旧案论曹操》一文，载《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4期。
作者简介：沈伯俊，1946年4月生于重庆，原籍安徽庐江。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1980年参加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人员考试，以四川省文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历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教授、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系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四川省专家评议（审）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长期研究明清文学，主攻明清小说。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合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三国演义辞典》（合著，巴蜀书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巴蜀书社1993年11月）、《三国漫谈》（巴蜀书社1995年2月）、《三国演义》评点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三国演义》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西游记》校注本（岳麓书社2002年8月）、《图说三国》（主编并撰文，成都地图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说三国》（中华书局2005年12月）、《赏味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游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国演义大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7月）、《罗贯中与〈三国演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7年11月）、《你不知道的三国》（文汇出版社2008年1月）、《三国志通俗演义》校注本（文汇出版社2008年4月）、《三国演义（名家批注图文本）》（凤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校点《后水浒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6部明代小说。选编《〈水浒〉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3月）。发表学术论文210余篇，短评、札记、随笔等230余篇。其中，《三国演义辞典》已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在韩国出版韩文版；《三国漫谈》亦在韩国出版韩文版；几种《三国》整理本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沈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被国内外同行誉为“权威的《三国》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