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夫、辣椒是西方传入中国的吗
2014年12月20日,周六,美国东部时间晚上9点,一档美国制作、全球发行的科普节目《美国出土》播出,一小时的节目里,聚焦着一枚北卡罗来纳州出土的明代宣德金牌,并采访了郑和研究专家、华人学者李兆良先生。
宣德金牌2006年出土后,即引起历史学者的高度关注。因为,这一块金牌的出现,将改写东西方交流史。2013年,李兆良所著《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一书在台北联经出版,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13年度十大最佳非虚构类图书。
这是怎样的一块金牌呢?美国电视人的无心之举,可能造成如下严重后果:近代以来,以欧洲为世界文明中心的观点,将可能被改写;一些教科书上众所周知的常识可能要推翻。诸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坤舆万国全图》出自利玛窦之手?
甚至包括一些生活常识,高尔夫是西方的运动项目吗?辣椒是从美洲传到中国的吗?(本文不代表本刊立场)
“假洋鬼子比洋人更痛恨中国”
中华书局影印版的《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一书,在某著名书评网上被骂得狗血淋头。其销量可想而知,显然,这本书的版权引进目前还遥遥无期。
由此,笔者想起了一句老话:“假洋鬼子比洋人更痛恨中国”。司空图诗云:“汉人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这就是当下中国知识界文化虚无的残酷现实。再举一最近的例子,2016年,深陷经济危机、面临全面破产的希腊,期望在文化上与欧美加紧捆绑,继续享受西方文明的红利,其考古人员宣称:亚里士多德的墓终于又找到了!
面对这样的重大“新闻”,西方媒体大多已经赖得再理会。比如美国在线(AOL)报道时,标题为《没有任何证据,发现阿里士多德的墓》。而在中国,从全国性网站到地方媒体,宣传报道铺天盖地,很多网站不仅信以为真,且添油加醋,将图片上的骨灰坛子言之凿凿称之谓“陵墓”(王室之墓才可称陵)。某国家级网站的报道标题为《希腊考古人员称发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陵墓》。
厚西薄中,是因知识界长期以来的“言必称希腊、雅典”。
李兆良在《明代开拓美洲》一书中论证,辣椒、西红柿中国也有原产,曾由郑和带到了海外。
其实多年前,农业科技界已有人揭示。《园艺学报》2006年4月刊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在西双版纳丛林中发现了野生的小米辣。2006年,南京农业大学的科研人员对21份中国辣椒、8份美国辣椒、1份墨西哥辣椒和1份智利辣椒做了DNA分析,其中包括云南的小米辣椒样本。研究者发现,云南西双版纳小米辣种质与美洲小米辣种质具有较大的扩增片段差异。因此,云南和美洲的灌木状辣椒应当是在人类驯化之前分化的。这为进一步论证西双版纳地区也是辣椒起源地之一提供了新的证据。
许多美洲特有的农产品都载于《滇南本草》(约1436年),是郑和下西洋(1405-1433)之后,比哥伦布出生(1450-1506)更早。云南少数民族很早就懂得吃辣椒,抽烟,种玉米。这些农产品应该是通过滇缅、滇印的茶马道带回中国的,并非始自近代沿海欧洲人进入的地区,所有带“番”字的:番薯,番瓜(南瓜),番椒(海椒)等,都是明代大航海时从美洲带回的作物。
通常认为,全世界的辣椒都来自美洲,尤其墨西哥。但李兆良则从语言上论证,葡萄牙的辣椒叫piri,是从莫桑比克的非洲语(Swahili)而来,莫桑比克曾是葡萄牙的。
疑点出现了,这就是“反客为主”。葡萄牙人从美洲把辣椒带给莫桑比克,应该是葡萄牙人教给非洲人作物的名字,为什么反而葡萄牙人按非洲语来命名。
其实,莫桑比克是郑和船队到过的地方,莫桑比克岛的阿拉伯语名字是Bilad-al-Sufala,明代文献称索法拉。
西班牙16世纪中叶开始马尼拉——墨西哥的贸易航线,横跨太平洋的航路非常艰险,很少淡水补给。船上除了贵重的货物,装的都是淡水,水手私自夹带中国瓷器也给扔到海里,连瓷器也不算贵重,辣椒这种农产品是不可能带来做商品的,这是西方的文献记录。
因此,认为欧洲人给中国带来辣椒是没有根据的。在古汉语里,《说文》无“辣”字,但金文有(束辛)字,束辛会意。辛即薪,劈柴也。《东京梦华录·卷二》有“卖辣菜”的说法,所谓辣菜,也可能与辣椒有关。
如同辣椒原产地可能出自中国西南部一样,西红柿的原产地也是中国。后来一度失传。
中国本土也原产西红柿
西红柿在中国被称为番茄。番、西都是外国的意思。但有趣的是,日本人却称西红柿为唐柿。
据西方史料,西红柿是生长在秘鲁国家森林里的一种野生植物,原名“狼桃”。当地土人认为狼桃有毒,不做食品用。16世纪西红柿被引入英国,最初也仅将其作为园艺观赏植物。18世纪后才有人试食之,而后开始作为蔬菜种植。
据学者何新考证,中国关于西红柿的较早文字记载见于明赵函的《植品》(1617),赵函在书中提到,番茄是西洋传教士在万历年间和向日葵一起带到中国的。1621年王象晋的《群芳谱》也认为番茄与辣椒、番薯、玉米等都是舶来品种,国人对此笃信不疑。
1983年7月,在成都北郊凤凰山发掘的一座西汉古墓中,出土陶器、漆器、藤笥、竹笥近60件,并有稻粒、果品、兽骨等食物遗存发现。其中有一些未名种子。
这些种子与稻粒一起附着在竹笥藤笥上。为了保持一定的湿度,发掘者在藤竹器上盖了湿布,一起运到文物保管所的仓库里保存起来。
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十多天以后,人们发现竹笥藤笥的内外都有植物的嫩芽长出来。为了弄清楚这种植物的底细,考古人员请来了四川省农科院和中科院成都分院的专家,专家们当时不能作出定论,于是决定将发芽后的种子带回去栽培。
成都市农科所的专家将转来的发芽种子分成四盆在温室里栽培。7个月以后,1984年2月24日,所有的植株都在同一天开花,结了果,共收获34果,果实呈红色的小卵园形,经鉴定是西红柿!
考古学家经过对出土现场的环境总结和学术争论,最后确定——在2100年前的西汉,这位成都汉墓主人已经用这种小西红柿作为蔬菜或水果食用。
专家们进一步得出结论,西汉的小西红柿已经具有栽培植物即园艺蔬果的特征。这样,不仅以考古事实否定了近代以来的“西红柿西来论”,而且把西红柿被人类食用和栽培的历史提前了1700年。
蜀地西红柿发现后,我国古植物学家开始在云南、四川、广西的山区寻找西红柿中国远祖的野生品种,果真发现了几种比西汉西红柿更为原始的红色“小酸果”。
如同辣椒原产地可能出自中国西南部一样,西红柿的原产地也是中国。后来一度失传。
但是,并不排除一些未知的特殊渠道,这些植物后来传播到美洲地区后,在近代又通过与欧美的交流作为舶来物,而重新传入中国。因此,才称之曰海椒、番茄、番瓜等等。
中国古画中的捶丸场景
高尔夫与中华《丸经》
揭示中西方历史真相的先驱往往都不是中国人。比如,揭示出正是儒家文明让欧洲完成人文启蒙的是法国汉学家安田朴。同样,表明是中国人开启大航海时代的,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退役军官加文·孟席斯。
2002年11月,孟席斯出版了《1421:中国发现世界》。书中说“郑和在哥伦布之前就到达了北美洲,是发现新大陆的第一人”。其主要观点是:1421年3月3日,郑和率领107艘船只第六次下西洋,抵达古里,11月时郑和率一支船队返回。另外船队由洪保、周满、周闻等率领继续航行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到达大西洋佛得角群岛的圣安唐岛,沿大西洋赤道洋流西航,然后他们开始各自的航行。其中,洪保和周满的船队到达南美洲,并达到了澳大利亚,周闻的船队到达北美等地。
孟氏的观点一经问世,便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而中国知识界几乎一致反对。总体看,批评远远多于赞同。理由是孟席斯不是中国人,不懂中文,更不是历史学家。
但是,2006年3月,美国东部出土的宣德金牌则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正是在对宣德金牌的考证中,中国香港学者李兆良提出,高尔夫、曲棍球等也源自中国。
李兆良认为,元代中国已经有“捶丸”的游戏。高尔夫球可能是从唐代的马球演变而来的,还可以上推600年,再后来又发展为曲棍球。
西方认为高尔夫起源于苏格兰。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一位题其书房为“宁志斋”的老人,著有《丸经》2卷32章。肯定捶丸有“收其放心,养其血脉,怡怿乎精神”的作用,并视为“训将练兵之一伎”时,并对捶丸活动的场地、设备、竞赛方式与规则等进行了详细记载。
即根据地形选择场地,作球穴。球则用坚固的木料制成,棒用木竹合制。竞赛时人数可3~10人,双数可分成两班比赛。参见于故宫收藏的明朝《宣宗行乐图》。
明朝杜堇所画的《仕女图》中,老松树下,两位丫环权充杆弟,三位簪花仕女优雅推杆,算是女性打高尔夫的老祖先吧。
捶丸的中国古画还有多幅,画中挥杆人有孩童、有仕女,显然当时人们不分男女贵贱都爱捶丸。
如捶丸的球杆就有杓棒、扑棒、单手、鹰嘴等十种,与高尔夫选手在比赛中需要用到木杆、铁杆、长杆、短杆辅助,捶丸的讲究也有一拼。
除了利用天然山坡打球,同样的,即使在平坦的草地上,捶丸的场地也人为地设些高低不平的障碍。今天高尔夫球设有发球座作为每一洞的发球点,捶丸也划定击球点称为“基”,捶球时分头棒、二棒、三棒,头棒需先安基再击球,每棒以前一落球处为新的起点。林林总总,可以说除了名称不同,捶丸的整套球戏模式,几乎是高尔夫运动的翻版。
18世纪,欧洲人首次接触南美智利的马普切人,记录下他们打Chueca的绘画。Chueca与捶丸的第一个发音也雷同。
另外,马普切人打的丸球表面并不是光滑的,上面有“酒窝”(dimples),与元明时代的球一样,这样,使球打得高远而不飘摆。20世纪初期,欧洲的高尔夫球才“发明”球面上的酒窝,比中国晚了一千年。
现代高尔夫是一种欧美的时尚运动,其实在古代也一样,在明朝宣德时代,“捶丸”是一项贵族运动,宣宗时代的球场共有10个洞,现代高尔夫设有9或18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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