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男儿到死心如铁(上)
文/陶武先
【导读: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民族气节、英雄气概,乃是辛弃疾一生底色。】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
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真英雄,虽万千人吾往矣}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民族气节、英雄气概,乃是辛弃疾一生底色。
出生之时,家乡山东已为女真族金国占领,少小常随“身在金营心在宋”的祖父辛赞“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耳濡目染、家风熏陶,并见闻沦陷区民不聊生的惨烈,遂立志驱逐外辱、报国雪恥。十四岁领金国乡举,并未选择出仕,一直暗中蓄力,寻找反抗机会。
二十二岁时,金主完颜亮带兵南下攻宋,辛弃疾乃聚众两千余人,揭竿而起,并说服另一支起义军首领义端,共同加入耿京的“忠义军”,开启“金戈铁马”、抗金复国的战斗生涯。“喜谈兵,弃疾间与之游”的义端,见利变节,私窃耿京帅印逃奔金军。时任“忠义军”掌书记的辛弃疾,主动请求捉拿叛将,“疾追获之”,义端百般求饶,依然“斩其首归报”。
奉耿京之命南下联系归宋事宜期间,张安国受金国许以“济州知府”诱惑,撺掇邵进等人作乱,杀害耿京而率众降金。辛弃疾不顾众寡悬殊,带领五十名壮士,身先士卒冲入拥有五万兵马的金营,当众绑缚叛徒张安国,星夜疾驰渡江,押解到临安问斩。
年方二十三岁,便能置生死于度外,勇闯虎穴,缉拿奸恶,并晓以大义,说服一万余名被裹挟投降的将士重返抗金队伍。与仇雠势不两立、“虽万千人,吾往矣”的男儿血性,令人大为振奋,“壮声英概,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
{有谋略,缕析敌我短与长}
在文恬武嬉、苟且偏安的南宋朝,辛弃疾无疑是卓有胆识的士大夫代表之一。主张“以气为智勇”,因情制宜,不畏侵略者的强悍而矢志重振山河,攸关中原百姓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存亡。
其《美芹十论》《九议》,条分战守之策,缕析敌我短长,既指责求和投降派的软弱,又反对急于求成派的草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直书:“始此诏出于绍兴之初,可以无事仇之大耻。始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足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此虏俱存也,悲夫。”切齿高宗时秦桧冤杀岳飞等抗金将领、向金屈膝称臣的耻辱;反思孝宗时因张浚之败便一蹶不振、委屈求和的遗憾,世称灼见。提倡士庶相偕,不论尊卑。
在分析绍兴后期北方义军与南宋军队配合作战失败原因时,提出“锄犁之民,寡谋而易聚,惧败而轻敌,使之坚战而持久则败矣”,有缺乏远见和韧劲的局限;士大夫“计深虑远,非见王师则未肯轻发”,有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不足。尤其“未肯俯首听命以为农夫下”,囿于尊卑之别,狭隘迂腐,直接导致士庶离析、功亏一篑。正基于这种见识,当初毅然加入北方义军,甘居农民起义首领耿京麾下,并成功说服“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的耿京归宋,共图恢复大计。
嘉泰四年,南宋准备发动“开禧北伐”,辛弃疾请求参与谋划,因当权宰相韩侂胄虚与委蛇而无果。赴任镇江途中,写下后人誉为辛词“压卷之作”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敏锐意识到:大战在即,“一片神鸦社鼓”足以放大准备粗疏的瑕疵;用人失妥或许重蹈“元嘉草草”的覆辙。可惜其洞察之明、忧患之心、警诫之言,淹没于当时急功近利的浪潮之中。次年,轰轰烈烈的“开禧北伐”以溃败收场。
{收失地,贯穿人生四十五载}
“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归正人”身份,使辛弃疾始终难获重用;妥协派主政,一生多受排挤;不惯“然然可可,万事称好”的时病,往往倍显孤独。
二十二岁南归,六十八岁辞世,收复中原失地、挽救民族危亡的努力,贯穿四十五载。前后二十余年放废于林泉,尽管不无“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的愤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落寞,但刻骨未忘“西北有神州”“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时常盼望“西北洗胡沙”“平戎万里”“整顿乾坤”“补天裂”。一旦觅得时机,更殚精竭虑。
不乏《美芹十论》《九议》《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请练民兵守淮疏》等克敌之策,常见遣谍至金侦察兵骑数量、屯戍地点、将帅姓名、帑廪位置等备战之举,更有组成“雄霸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的飞虎军等图强之绩。六十四岁之龄,“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欣然上任绍兴府知府和浙东安抚使,全力准备北伐。六十五岁时被宋宁宗召见,壮心未已,“陈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主动请缨担当北伐大任……
遗憾的是,空有满腔民族恨、英雄血,最终未获报国用武地。临殁之际,仍大呼:“杀贼!杀贼!”
{秉仁义,号稼轩意在重农}
满怀怜民爱民之意,多有惠民利民之举,充分体现辛弃疾的真实仁义。女真贵族视占领区汉民如草芥,是辛弃疾举义抗金的关键诱因;拯救北方同胞于水火,乃其恢复中原的主要动机。
因此,南归后,无论谏议主张,还是为政实践,一直坚持“可以息民者息之,可以予民者予之”,把爱惜民力赢得民心作为实现北伐金国、统一河山的前提。任江西提点刑狱,奉命平定茶民暴动,受到朝廷奖励,却并不欣喜于马到功成的政绩。而是剖析朝廷为政之失,上疏:“夫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徒恃其有平盗之兵也。”鲜明指出“贪吏迫使”,百姓走投无路,才是“为盗”原因。六十四岁出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奉旨预为北伐之事,但其到任后立刻奏陈“州县害农之甚者,六事”,首先关注的并非征兵筹饷,而是痛惜民力。
上马则杀敌,下马则安民,辛弃疾不仅有破敌于疆场的勇猛,亦不乏劝耕于垄亩的经略。曾言“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南方多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其自号稼轩,意在重农。仕宦生涯,皆奖掖农耕,抑制土地兼并,缩小贫富差距;实行宽征薄敛,减轻底层百姓负担。
观其出任滁州知府的事迹,可见一斑。滁州地处偏僻、土壤贫瘠,且屡经兵祸灾荒,城郭已荡然为墟,百姓则编茅结苇,寄居于瓦砾之场,田土荒芜,一片萧条。他到任之后,全部豁免民户此前欠缴课税,减轻此后课税定额,放宽征收期限,汇集流散之民,鼓励力田稼穑。同时,兴筑邸店客舍,吸引外地商贾到滁州置业经营。仅过年余,滁州景象大为改观:“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荒陋之气一洗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