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到布莱恩·阿瑟

文/姚斌

报酬递增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报酬递增又被称为“收益递增”，其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之后，又出现在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的体系中。古典经济学中的报酬递增思想一般与分工问题的分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报酬递增被认为是分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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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最早将报酬递增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马歇尔看来，报酬递增就是大规模的生产的经济、组织的经济，它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类。这就是报酬递增的内涵。马歇尔一直都知道，在产业部门中存在的某些规模报酬持续递增的企业，这些企业的扩张会导致理论上完全竞争经济结构失去均衡的可能性。为了维持住完全竞争经济局部均衡经济理论体系大厦，同时又要尽可能的符合现实的产业发展状况，马歇尔采取了若干措施，比如引入“外部经济”和“代表性厂商”等概念。

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反复强调静态的局部均衡分析是难以处理报酬递增问题的。为了避免得出报酬递增会导致垄断这一与现实不符的结论，他转向了从生物学寻求帮助，从而避免了纯粹演绎法的方法论层面的不足。马歇尔一直试图构建一种动态理论，以容纳报酬递增等动态性的问题。他所构建的“具有外部经济特征的报酬递增”、“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其背后隐含的就是其动态的分析范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在进行构建“经济生物学”的尝试。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事实上包含了静态分析(经济动力学)和动态分析(经济生物学)两种不同的分析范式。因此，马歇尔的方法论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特征。局部均衡分析属于前一种范式，而对报酬递增的分析属于后一种范式。马歇尔强调的是后者。1898年，马歇尔就提出“经济学家的麦加应该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动力学。”

马歇尔认为，在经济学的初级阶段，“力的合成原理”对经济学是适用的，但在经济学的动态问题中，如果继续模仿物理学是不妥的。“这些工具不能应用于经济学。应用于经济学的最有用的数学是简短的，且使用很少的符号。”所以马歇尔认为，经济学的物理类比适用于经济学的初级阶段。在初级阶段，经济学可以和物理学类比，是因为两事物在初始阶段相似，但在后期“两事物产生了不同，这时继续类比会误导和扭曲判断”。正因为经济学的高级阶段不适于借鉴物理学中处理动态问题的动力学方法，所以马歇尔指明“经济学家的麦加不是经济动力学”。经济动力学体现的思想是，经济学的高级阶段不适于物理学高级阶段进行类比。马歇尔说：“经济分析的后期阶段，好的类比来自于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所以经济推理应始于物理类比，且渐渐转为生物类比。”

在马歇尔看来，物理学两个阶段的区别仅为力的复杂性的不同，而非力的性质不同。而在人类社会中，力的性质也是变化的。工业和社会的进步和演化，并非仅仅是涨落。它是受数不清的因素遏制、限制甚至颠覆的有机增长，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生命科学都是相似的，都是与物理科学不同的。正是由于这种相似性，所以经济学高级阶段的基调才越来越需要接近生物学。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一卷中他就对经济生物学进行尝试性的分析。但可能是缺乏必要的研究方法与工具，他的“工作不能在第一卷完成”，成为他的未竟之业。正是因为这样，使得他的尝试在《经济学原理》中具有隐蔽性。

马歇尔对报酬递增的表述是，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导致组织的改进，而组织的改进会提高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报酬递增指的就是“组织的经济”的改善，而报酬递减指的是“大自然对深耕的反映的无弹性”。马歇尔的报酬递增思想有三个特点：第一，重视分工作用，这使得马歇尔的报酬递增思想具有古典的特色；第二，整体性，也就是报酬递增指的是大规模生产的经济；第三，动态性，关注进步发展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乔治·斯蒂格勒认为，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性和内部经济性的原理，对两者进行创造性的区分，对收益递增情况下仍然可能存在某种竞争的现象进行了解释，丰富了福利经济学、生产理论和价格理论等领域的讨论。

马歇尔在研究报酬递增与竞争之间的关系时，形成了“马歇尔冲突”。“马歇尔冲突”是指当企业在生产上存在规模经济时，就有动力扩大生产，排挤竞争者，使得强者愈强，最终导致生产上的垄断。这是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信条相悖的。该信条认为，市场经由充分竞争会达到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马歇尔冲突”的实质是竞争与垄断的矛盾。之所以存在这一冲突，源于对垄断与竞争传统的理解，即只看到了垄断与竞争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而忽视了其统一的一面。纯粹的完全竞争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垄断并不会消灭竞争，而只会改变竞争的形式，垄断和竞争两者之间其实是互补而非冲突的关系，两者的共存是保持市场有效竞争的重要条件。因此，现实经济中的垄断与竞争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相容的一面，两者是统一于特定的市场，并最终统一于市场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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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发现了马歇尔理论中被遗漏的最重要的“经济生物学”后，意识到了其中的关键性问题。于是，经济生物学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兴起。经济生物学是以生物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的一门科学。之后又被称为演化经济学或进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研究竞争中变化发展的市场过程，对应于静态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是开放系统，以历史的不可逆视角观察经济现象。

演化经济学可以表述为：以动态的、演化的方法看待经济发展过程，看待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强调惯例、新奇创新和对创新的模仿在经济演化中的作用，其中创新是核心；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强调时间、历史等在经济演化中的地位，认为经济演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强调经济变迁的路径依赖，制度的演化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今天的制度是昨天的制度甚至一个世纪前的制度的沿革；强调经济变迁过程中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杰弗里·霍奇逊和托尔比约恩·克努德森将演化经济学作为中心议题写入《达尔文猜想》。他们认为，演化的主要机制是生物的可遗传变异，以及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物种间的竞争。自然选择的过程，会使物种的特征被保留或是淘汰，甚至使新物种诞生或原有物种灭绝。没有什么比达尔文学说更适合作为一个基本框架来分析经济包括社会现象的演化。演化理论能够解释极其复杂的现象。在这里不存在为什么某些主体成功了而某些主体没有成功的简单解释，就像“适者生存”是自然界中各种特定的具体现象存在的先决条件，对某些主体成功与失败的解释也是不同的，在特定环境下拥有特定的解释。

与此同时，伴随着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的崛起，报酬递增思想也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1986年，保罗·罗默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一篇“报酬递增与长期经济增长”的文章。罗默扩展了对知识外溢的分析，认为知识是投入品种类数连续增加的结果。这一扩展不仅使知识积累的渠道扩展到有意识的研发活动，而且使人们能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处理报酬递增问题。他将知识分为两类：一是人力资本，这是一项竞争性产品；二是技术，它是非竞争性产品。人力资本的竞争性意味着个人投资于人力资本能获得垄断租金，技术的非竞争性意味着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知识的这两个特征意味着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有两个：专业化以及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这就是罗默的“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式”，与阿格辛-霍维特的“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技术增长模式”和格洛斯曼-赫尔普曼的“产品质量阶梯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式”，对报酬递增与竞争关系在当代进行最重要的拓展。

约瑟夫·熊彼特曾经敏锐地指出，甚至连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杰出的人物都没有察觉到马歇尔经济学中深藏的那些珍贵的东西，比如报酬递增、经济生物学和进化论经济学等思想。熊彼特这样写道：“在马歇尔的著作中，具有比它实际完成的重要得多的东西，即可以永垂不朽的某种东西，或者我们可以说，远远超过任何具体成就的寿命的生命。除了他的天才提供我们使用的，并不可避免地要在我们手里磨损掉的那些产品外，在《经济学原理》中还有关于继续前进的微妙建议或指导。”在这些继续前进的建议或指导中，名列第一的就是报酬递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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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阿瑟发现了经济生物学和报酬递增的重要思想，以此创立了复杂经济学。在阿瑟这里，他特别重视报酬递增，他是从结果上来描述报酬递增的，认为报酬递增是领先者更加领先，失去优势者进一步丧失优势这样的一种趋势。他的新经济思想是以“报酬递增规律”为基础而形成的。阿瑟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缺少处理报酬递增的工具。于是，他发展了另一种处理报酬地震的方法：定性动态学和概率论的复杂技术。

早在1939年，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就发现，如果承认报酬递增，可能将会导致绝大部分的经济理论失效。但是，阿瑟认为，报酬递增的理论并没有毁灭标准经济学理论，而是补充了它。阿瑟考虑了相容性的问题。他认为，希克斯之所以担心报酬递增会对既有的理论造成侵蚀，是因为在当时还没有用来分析报酬递增的数学工具。他注意到马歇尔对报酬递增率已有深思熟虑，但没有数学工具对此作充分的数学分析。阿瑟发现，马歇尔认识到报酬递增率会导致多种可能性的结果，这意味着人们对经济问题难以给出确定性的解释。

阿瑟沿着马歇尔“经济生物学”、“进化经济学”的路径，揭示了经济系统中的非线性、正反馈、路径依赖、报酬递增现象的一些特征。他放弃了牛顿力学的思维方式，吸收了分子生物学领域、脑科学研究领域、物理学领域如混沌理论、蝴蝶效应等的思想及最新成果，特别是吸收了伊利亚·普里戈金的非平衡系统热力学和耗散结构理论，使经济学研究重新建立在新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基础上，开创了复杂经济学。报酬递增被阿瑟表述为：如果公司的生产成本会随着市场份额的增加而下降，那么一家因运气好而在早期赢得大块市场份额的公司将能够战胜竞争对手，任何一家首先取得良好开端的公司将会垄断市场。

阿瑟认为，不必单独对每一个报酬递增问题进行研究，因为它们都适合于一般的非线性波利亚（Polya）随机过程。波利亚过程反映的自我增强或正反馈机制不仅存在于自然界，而且同样存在于经济现象中。经济学中的静态均衡通常意味着存在唯一的均衡点，而且均衡意味着最优的结果。均衡时资源得到了最优配置，消费者得到了最大效用，生产者得到了最大利润。然而，正反馈却会导致多个可能的均衡点，而且不能保证能从多个可能的均衡点中选出某一最优的点。相反，一旦某个随机的经济事件导致经济过程走上某一特定路径，这种选择可能被锁定而放弃另一种更优的选择。总之，报酬递增系统的特征是多重均衡、可能的无效率、锁定和路径依赖。产生这些特征的主要原因有协同效应、高的启动成本、学习效应、适应期预期等。

阿瑟认为，现代经济已经分化为两个相互关联、交织的部分，即依据收益模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个世界：报酬递减和报酬递增的世界。传统经济学已对去固定、成熟的行业，即报酬递减行业的状况做了相当完善的描述。阿瑟将传统经济学称为“旧经济学”、“常规经济学”，他试图构建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这就是现在的“复杂经济学”。正反馈是常规经济学中所没有的。传统经济学假设经济运转完全是受制于负反馈的。负反馈、报酬递减律的概念强调了整个传统经济学所描述的经济是和谐的、稳定和均衡的观点。他认为“报酬递增率并不能取代常规经济学理论，报酬递增率只适合于不同的经济领域。”

1979年，阿瑟列举出新旧经济学之间的显著区别：

①旧经济学中使用报酬递减率，它建立在19世纪物理学理论之上(均衡、稳定、决定性的动力)。它假设人们完全一致。如果不存在外在干扰，所有人的能力也都相等的话，我们就能达到天堂。它认为经济的成分由数量和价格决定，从一切事都处在均衡状态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不存在真正的动力。它把研究对象看作结构简单的事物，使得经济学就像物理学那么简单。

②新经济学则认为，报酬递增率会起到很大作用。它建立在生物学理论之上(结构、特型、自组织、生命周期)。它强调个体生命，认为人们是分散的和不同的。外在干扰和人的差异变为驱动力量，因此不存在天堂。经济系统永远在伸展，经济的成分是特有形式与可能性组成的。经济永远处在时间的边缘，不断向前发展，经济和结构时常在组合、退化和发展中。它把研究对象看作天生复杂的事物，认为经济学是极其复杂的科学。

阿瑟认为“新经济学”仅仅是“旧经济学”的补充。即便如此，他的这一理论至今尚未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事实上，他的复杂经济学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范式，是一种生物学的方式。无论如何，报酬递增符合进化经济学原理，收益递增是一种正反馈现象，即任何事物所具有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趋势。对此我深信不疑。如今，我将报酬递增（即收益递增）纳入审视公司的一个重要纬度，它被表述为：因为产品或服务极具优势而产生显著的收益递增形成了赢家通吃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