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禾：我的眼前大雾弥漫

三十年前的那场离别，也伴随着一场异乎寻常的大雾。

我的眼前大雾弥漫

文·鱼禾

1

站在这个岔路口我才意识到了时间。三十年。日子一天一天接续，四季无休无止轮回，时间平滑无痕，但时间的每一种重复都被识破并且标记——从子时到亥时，从立春到大寒，从1985到2015。标记也悄悄刻在我的脸上、发上，刻在我开始僵硬的膝关节上。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要在出远门以前回到这里向他道别。这次远走的是女儿。她喜欢海，报考时为自己挑选了东南沿海的高校。和我三十年前出走的方向一致，只是更远，和这片田野隔了三千里。她一点也不以为远，和我这副从不牵挂什么的秉性一样。时间的标记仿佛就是为着提醒。三十年，又一代人要离开了，似乎需要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仪式，来弥补我的不以为意。

2015年的秋天和1985年的秋天仿佛是一样的，只是时光荏苒，秋天也晦暗了许多。田野里埋着我的父亲。已经过了三周年，我心里的丧痛早已淡化，只是每到这时候，每到我的生活里出现诸如此类值得庆贺的事，却禁不住遗憾他的不在。是啊，再也没有一个亲人，在我说出一个消息的时候为我高兴得合不拢嘴了。在他和母亲建筑的这个家里，现在已经有了第四代，聚到一块吃饭，得要两张桌子才坐得下。但是再没有别的人，会为我的消息由衷地高兴了。我至今记得他的兴高采烈，他向人夸耀儿孙时那满满的得意。他不在了，女儿获录的消息我在家里郑重其事地宣布，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听到。我又说了一遍，他们仍无半点反应。似乎这消息来自一个不相干的人，又或者他们根本不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不在了，这个“大家庭”很快便充满了另一种气味——实用的、利己的、聪明伶俐的……那是母亲的气味，是精打细算、处处筹谋的气味。他们一见面，新挣的房产、陡涨或跌停的股票、工资和外快这样的话题便可以填满所有相聚的时间。我的消息跟他们的利益毫无关系。我的喜悦不值一提。我的重复让自己感到尴尬——我陡然想到那个站在柜台前显摆自己是长衫族的孔乙己——是啊，现在不是八十年代，获录是一件毫无效益的事。孩子多读几年书、多花几年钱而已，有什么可说的呢。比起他们市价翻番的房产来，比起一单又一单生意来，这不足挂齿，简直什么都不是。谁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关心。这样的互相分隔一直是我乐在其中的，如今蓦然惊醒，一下子看透其中的分别，还是觉得心中发寒。

父亲在田野里，在泥土下。那个不切实际的人，如今与我的悲喜也没有关系了。正是将近收获的季节，田野里满是挂着红缨的玉米。这么深的玉米田我是不敢进的。告别就在田边的林荫下。望一望，也就是告辞了。这时节的豫北天气干燥，又赶上响晴天，应该是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才对。但眼前却是灰蒙蒙的。里里外外都不清澈。我心中壅塞了许多话，仿佛是要说给他的，但也不清澈。倘若他立时出现在我面前，这些话都说不出口。我们一直没有这样说话的习惯。我身边难得找到可以这样说话的人。身边的谈笑，一张口，不是家长里短，就是嬉皮逗乐，形式不同，都是敷衍，让人累得慌。你的社会知识等于零啊，他曾经对我说，这样将来是要吃亏的。这句话是三十年前的告诫。现在已经是他说的“将来”，对，我已经感觉到四面围合的敌意，我“是要吃亏的”了。他说的那个词，“社会知识”，真是好空洞的一个词，我跌了这么多跟斗也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把这种种可鄙的人际关系，叫做“社会知识”。是说我应该懂得人与人之间竭力折磨的技法吗？三十年过去了，他已病故三年，我正在老去，田野和天空变得浑浊，而我的女儿，她将沿着我当时离开的方向，出门求学。我不对她说这些话，不希望有一天，她也如我一样看到如此浑浊的田野和天空。我希望她远走高飞，待在一个令人神清气爽的地方。我想对她说的就是这句话。

时间亦如雾霾，把一切都弄脏了。人很难完整地感觉时间的皴染。人的注意力不够充沛，总是顾此失彼，深一脚浅一脚，一忽儿陷在得意里，一忽儿陷在失落中。在这无关紧要却也连绵不绝的沦陷里，有许多生灭演变，便都错过了。于是，一回首便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我站在田垄边的土路上对他默念，你说的话，我如今都体会到了，可我不会像你提醒我一样去提醒女儿。我们的生命经验永远不能继承——你经历的一切，我绕不过；我经历的，女儿也未必绕得过。就这样，我们各自用尽一生，来打各自的草稿。

  2  

三十年前的那场离别，也伴随着一场异乎寻常的大雾。彼时大雾清白。大雾湿漓漓的。简直不太能分辨什么是大雾什么是濛濛细雨。在乡间小道上走一会儿衣服就潮了。

第一次离家远行。当时谁送我出了家门，不记得了。我和一同考到复旦的洪洧，还有一位同乡的复旦学长，一块儿上了火车。家里没有人送我。第一次远行，我随身带着一个巨大的包袱，里面有一套被褥，几件换洗衣服，200块钱。是的，那一天大雾弥漫。那一天，田野被大雾遮掩。记忆里的大雾总是半透明的冷冷的淡蓝。因为遗忘而缺失的送别情景无论如何组接都难连贯。那之前的一切——我生长于斯的乡村，我一直难以耽溺其中的童年时代，也被整段整段地遗忘，留下的只是屈指可数的断简残片。这些残片里面大多只有我自己。也就是说，早年记忆留下的只是一个人的独白。比如我曾经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在独自上学的下午，一次是在家里的煤池边上），认真地想象过一种情景——日子像树叶一样哗哗啦啦地翻过去，许多日子在一瞬间翻过去。翻过去以后怎么样呢，没有下文。最后的田野瞭望也只剩下大雾，淡蓝的，冷的，用来连缀断简残片的。那一块田野里水渠纵横交错，一直延伸到大雾深处。那时候我不知道田野深处还有我家的祖坟。爷爷奶奶都还健在，上坟祭奠是爷爷和父亲的事，再不然还有两个弟弟，轮不到我。三十年后那田野里将埋葬我的爷爷、奶奶、堂叔、堂婶、父亲。田野在大雾中影影绰绰，恍若梦幻。那天以后，我到那片土地上的时间，都是以次计数。一年两次，或者一次，到后来，几乎成为空白。那一天的大雾便成为少年时代最后的标记。

在晦暗的天空下少年的心情依然踊跃着。没有办法不踊跃。我是那个村庄有史以来第一个远行的女儿，而且，要奔赴的是上海，是著名的复旦。他还嘱咐过什么？不记得了。也许他的确不曾嘱咐过别的什么。只记得他说，上海……那可是出过多少无头案的地方。那根本不是嘱咐。他当着众人，面含自得地说的。对的，他从来不嘱咐，许多事他都是爱怎样就怎样的态度。那句话只是一句感叹，或者，是纯得瑟。涵义丰富——上海多大啊（赞叹）。上海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地方（摆谱）。上海那地方几个人能去啊（自豪）。那句话一下子把上海和我做了彻底的切分。上海在我的想象里是属于深夜的都市，高楼层叠，灯红酒绿，大街上涌动着稠密的人流，人流无边无际，深不见底——就像汪洋。少年的心情依然雀跃。那城市巨大而危险，那所大学的名字闪光而神秘，但是不要紧。一切都正是渴望中的，那个深不可测的目的地，骄傲、陌生、繁花似锦，正和少年的心情吻合。

3

直到那个早晨我才意识到，他时日无多，就要离我们远去了。没有一次早饭送得那么晚。天色晦暗。隔着挡风玻璃，眼前灰蒙蒙一片。三米开外就是气体的墙壁，不知道那边有没有东西，有什么东西。雾灯和轮廓灯早就打开了，近光灯打出去那道墙壁会立刻移到眼前，只能用仪表灯。从家里到肿瘤医院要穿过整个伊城，穿过嵩山路、花园路、经三路三条主干道，穿过十几道羊肠一样的小巷，要在伊城走一道对角线。而这个早晨，我的车只能一寸一寸地在路上爬。每一次大雾都是有原因的。我知道，他就要走了。在此生，在我和他之间，命运所赐的相处就要终结了。

病危中的人就像惊弓之鸟。大多时间他在迷糊。清醒了就会摸着颈肩处那些令人不忍目睹的肿块自言自语，又出来了，又出来了。在他那里，此刻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完全模糊了？犹如身处密林，独自在大雾里寻找道路。他看不清自己正在徘徊其间的生死界，他害怕了，他想从我这里讨一个路标。我也深陷密林。在命运布下的大雾里，我也看不清道路何在。没有那些东西的时候还能哄他，现在哄也哄不下去了。这东西容易复发，我说，不好除根，不过……不要紧。连我自己听着都不像，他居然也信了。这个冰雪聪明的人，此刻大约也猜到了自己的病情，只是，活下去的愿望如此殷切，这愿望需要我的谎话来支持。他眼巴巴看着我问，不要紧？我坚决地说，不要紧！他高兴了，再问，真的？我说当然了，当然是真的，再坚持两天，免疫血细胞就可以回输了，免疫血细胞知道吗？就是从你儿子身上抽一点血，做了免疫处理，然后输给你，然后你的血就有了免疫力，这些东西就不会再长了。他听得满面悦色，连声应和，哦，哦，这好，这好。家里人听着我的谎话往往绷不住，我这边正信誓旦旦地保证着，突然就会有个人借口打水或者上厕所，踉跄离开病房——不必问，躲到外面哭去了。我也想躲出去，把堵在喉头的胀痛彻底释放。一旦开始痛哭我就支持不住了，我得忍着。我在他的床头编造奇迹，我要编得逻辑清晰，有根有据，他的盼望才会有所依凭。

妈又一次背着我们准备成匹的白布。谁都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这些天来她忧心忡忡，又是觉得钱花得不值，又是怕我们办不好父亲的后事惹人笑话。三月初发现癌细胞脑转移的时候他还在家里躺着，大家正在隔壁商量治疗，她就要我们准备孝布寿衣。她觉得反正人已经不行了，这么花钱太浪费。这个一辈子心里只有儿子的人，根本没有想象她的丈夫正处于什么境地——癌细胞正在他的脑中扩散，他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清醒，那些形状恐怖的肿瘤正在他的脖颈以下越长越多越长越大，他的胃排斥任何食物包括水，他的肝脏已经承受不了药物的毒性，他的血小板在反复的化疗中已经衰减到下限以下，一个小小的针眼都会引起血流不止，但他想活下去。为了活下去，他乖乖忍受着药物、针刺、放射线……可是，她要我们撒手。在她的盘算里，救治或许是不划算的吧。她这一辈子只干划得来的事。俭省、获益，这是唯一的意义，其他都不重要。她拥有一种独特的本领，能够把和煦优裕的生活迅速描绘得危机重重。我不忍想象他的晚年是怎样过的。若不是她长年累月老在耳朵边叨叨那些永远也没个尽头的愁烦，或许他不至于郁闷成疾？

他的人生就要到头了，但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意识到了巨大的危险，却又不愿意相信，不甘心。在殷切的盼望中，他必然觉得，前面隐隐约约还是有路可走。但他不确定，也不知道路在哪里。在大雾弥漫的深林里，他看着我们像个求救的孩子。谁会撒手？谁也不会。我也看不清道路何在，但我必须装作看见了的样子，我得拨开他眼前的迷雾，把一条虚构的出路指给他，为他的盼望佐证。

4

到达的那天下着小雨。是上海人所称的毛毛雨。也是雾濛濛的，是出发时大雾弥漫的样子。我站在车站出口，一时恍惚还在故乡。但这不是故乡。这个地方高楼林立，人声鼎沸，车辆、商店和人群几乎塞满了每个角落。就像掉进了海里。嗯，一绺海带在水中打转，然后舒展开来。没有根的舒展有些飘摇不定，但我还是感到了莫名的松快。啊，这就是上海。我和这个正在被细雨洗濯的都市一见如故。它看上去像个老姑妈，细细碎碎，又啰嗦又温和，一点也没有他所描述的那种惊悚。

我们被学长领着，在偌大的上海辗转倒车，从真如车站奔向复旦。男朋友在南京下车去了他的学校。同行的洪洧替我抱着硕大的行李。他的行李几天前就全部托运了。我的没有，火车站对我来说是一个迷宫般的所在，我不知道怎么托运，而家里没有人帮我。在鹤壁车站（那时候还属于黎阳，是一个县级小站）搭火车——慢车，到郑州要六七个小时。郑州转车就像打仗，何况还带着硕大的包袱。我们排队签转，排队挤车，站在车厢连接处，一直站到南京才有了座位。然后，火车经过一些只在地图上见过的小城，常州、无锡、苏州。然后，上海到了。在人流密集的公交车上，那只硕大的包袱显得实在是太过分了。它也是一个令我赧颜的来历标识。我不喜欢自己显得土——这一点，仿佛与生俱来。瘦高的洪洧抱着大包袱站在公交车上的样子傻乎乎的。真可怜。我不敢看他。

我们到得太早，新生报到还没有开始。文科新生居住的五号楼是新建的，我进去的时候空荡荡的，连舍管都还没有上班。床位已经分配好，大包袱终于可以放下了。颠簸一路，需要洗一把脸。洗漱用具一概没有。我掬了一捧水漱口，洗脸，用手指抹掉脸上的水珠。然后立刻去采购。从五角场逛回来，安置零碎，挂蚊帐，洗澡，换衣服。我换上了自己新买的白色西式短裤，米黄色毛巾衫，麻编凉鞋，去找同来的两个男生吃晚饭。我穿着短裤。好清凉的感觉。在老家这么穿估计会被大人打死。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穿上了，它跟我瘦小的体格，和我的短发，和我大步流星的走路速度，跟这个闷热而漂亮的校园，都很搭。窗外依然飘着毛毛雨。斜对面一座两层小楼里传出汪明荃的歌：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

如果一定要从人生中分拣出某些特殊的时刻，那一刻便是其中之一。一个从乡村一步跨到大都市的孩子，一个第一次来到千里之外的孩子，一个满怀欣悦和盼望的孩子，在这样的雨里，在这样的歌声里，像一颗快要化掉的糖果。

一路把我们从老家带到复旦的学长对我的衣着表示惊讶。嗬，这么快就脱胎换骨啦。学长一路上聊天都是使用土语。这时候，他用的却是普通话。我懵了一下，迅速用普通话接腔，啊，这里太潮，穿不了长袖长裤。我被自己说出的普通话弄红了脸——很标准，太标准了，标准得有些忘本。说普通话的我跟说土语的我仿佛是两个人。就是两个人，完全不一样。

那一刻我就确信语音会对人的思维方式发生影响。这个说普通话的我，这个崭新的我，穿西装短裤毛巾衫麻编凉鞋的我，脑子里装的不再是课本、习题、面条、玉米粥和咸菜——它们被迅速代换为梅雨、梧桐树、复旦园、五角场，以及“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在这陌生的抑扬顿挫的语音里，我和这个城市脉息相连。我无情无义地决定，从此绝不再说土话，一句都不再说。豫北土语的发音太怪异了，平翘舌完全不分，有大量短促的构成复杂的元音，还有许多几乎吞没了元音的语词，尾音倔强而下沉，不但难听，而且，我觉得，与这种发音构成相匹配，那种语言只适合表述一些俗常的意义，比如吃喝拉撒，七姑八姨，麦子红薯，而另外一些语义，比如“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它完全无能为力。咱们去吃饭吧。我说。当然，我用的是普通话。在使用这种语音之前我不知道自己的嗓音这么好听，也不知道一旦使用普通话我的语言反应居然这么灵敏。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与过往、与乡土一刀两断的语言，圆润、雅致、字正腔圆，又清晰又悦耳……仿佛是为我量身定制。尽管恋旧仿佛是一种公认的德行，但我真的毫不恋旧，我对这个正说着普通话、声音圆润的、浑身轻飘飘的自己很不满意。

初到上海的日子，我心里也雾气氤氲。我心里湿漉漉的，仿佛有许多东西在苏醒、膨胀、发芽、生长。它们影影绰绰的、水灵灵的，很快便枝叶葳蕤、藤蔓缠绕。

5

这一世，我必定和他一起闲度过许多个这样的上午。只是许多个上午都被淡忘了。某个上午的时光是在哪里悄悄流过了我们的生命，他和我说过什么，愉快还是不愉快，都平白无故地滑过了，记忆纷杂凌乱，混成一团，已经难以逐一厘清。这个上午，阳光从窗口透过来，从白墙上弹射到他的病床上，又明亮又温和。窗外的杨树叶在风里哗哗摇响。静脉输液的针管也已经安置停当。他气色不错。这样的气氛也必定重复过许多次，以至于，这气氛成了一种确凿的暗示。他要讲述往事了，我知道。

我们的家族往事，是由一系列的失踪贯穿的。从一位小名叫“乱”的堂伯开始，这个家族前前后后走失了六个人——乱伯、二爷爷、二奶奶、坡爷爷、槐花姑姑、如锡。三代人的离家失踪隔着几个时代，但失踪者身上那种仿佛得自遗传的慷慨气质，却为他们的失踪故事添加了一种内在的逻辑。如锡是我大学时代的恋人。我与他的相识与失散皆忽如闪电。那些天上海外滩人声鼎沸。有一刻，在拥挤不堪的人群里出现了一道结实的人墙。我的左臂被一个孔武有力的男孩挽住。他就是如锡。六月底，在江南的梅雨淅沥不止的时节，他突然没了音信。每当我为这个家族画出一个失踪图谱的时候，如锡都处在终端，处在那个无可遗漏的，或许对我而言更为不可或缺的位置上。父亲不知道如锡的存在，亦不知道在我生命里发生的重大变故几乎都和这最后一桩失踪有关。

父亲的讲述断断续续。因为气力不济，又或者由于记忆模糊，他的讲述有些错乱和漏洞。没有一个人去纠正。所有被讲述的往事都是被改造过的，错漏难免。此时，当我试图把他的讲述转移到一份电子文档里的时候，我发现，他用了一个上午所讲的往事，其实，我用一页字就可以说清楚。这挂一漏万的往事和往事本身其实已经离得很远了。它仿佛仅仅作为一种标志才具有意义。任何一个故事都可以用一页纸说完。任何故事的情节，再离奇，也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但这个病入膏肓的人说了整整一个上午。那些就要湮灭在岁月深处的细节，被他的讲述一一擦亮。那些早已杳无音讯的族人在他的讲述里复活。在大半个世纪里，在战争、饥荒、革命、建设、衰败的生存布景中，他们生活，逃脱，喜悦，悲痛，相爱，离弃……他像一个全知的神，既知道发生在眼前的哀号与安慰，也知道发生在远方的失散与惊惶。

病床上的父亲奄奄一息。我和他也将失散。不是被这个星球之上的有限空间阻挡，而是被无始无终的时间隔绝。没有任何一种失散，比这样的失散更彻底。我陷在父亲的讲述中，也陷在属于自己的回忆里，不禁悲从中来。

6

我读大学的时候正是家里最艰难的时候。姐姐刚刚大专毕业，在一所中学教外语，收入勉强自顾。我在上海，一个当时国内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读书。妹妹读高中，大弟弟读初中，小弟读小学。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需要供养。

每个学期我从家里带200块钱，用于整个学期的一切开支。复旦的助学补助最高每月36元，无条件提供给每一个来自乡村的学生。36元，在当时实在是够多了，足够供给我的每日三餐。从家里带的200块，从老家到上海一路的花费会用掉30块左右，然后我会预先留出50块，以备期末买车票，给年幼的弟弟们买一点上海的零食，比如大白兔奶糖之类。剩下的120块平均分配到四个月，我每天可以支配的零花钱是一块钱。偶尔有同乡到复旦找我玩，或者同学聚餐，或者好友一起外出，之后，我只得把每天的午餐省出来，直到补平当月的亏空。很多次午餐都是一只小馒头，搭上复旦食堂的免费菜汤对付的。

到了大三我才意识到可以投稿。寄出去两首诗歌，不久就得到了第一笔稿费。90块，简直太多了。我拿着取款单走向邮局的时候，满怀的惊喜不是由于诗歌的发表，而是由于90块这个数字。那时候班上有些同学开始在校内的咖啡馆或小饭馆里打工，作为同乡的学长也曾问过我要不要去加入，可是，我有着古怪的虚荣心，我羞于打工。不知道那份虚荣是哪里来的，我宁可省掉午餐也不愿意去端盘子擦地。我受不了自己惨兮兮的样子。这笔稿费意味着我可以不必为难了。对呀，我可以写呀，如果这样也可以养自己的话。

得到第一笔稿费的那天也是我大学时代最奢侈的一天。我存了50块，还了同学20块，带着剩下的20块跑到大光明看电影，然后在南京路逛了一整天。时值梅雨季节，我从大光明影院走出来的时候，南京路正落着毛毛雨。是江南特有的雨，轻如烟，薄如雾。走在那样的雨雾中完全不必撑伞。我也极不喜欢撑伞，宁可淋着雨。南京路上各类门店琳琅满目。我只是看看，并不进去。十几块钱即便在那个时候，也难以在南京路买到什么。而我也不喜欢泡在商店里。我喜欢的是独自闲逛的感觉。我在缀满商店的南京路上散步，想停下来看看就停下来看看。这隐在雨雾中的繁华有某种别样的温暖，也有着无可逾越的屏障。

在后来的漫长时日中，我独自在大街上走过许多回。偶尔会有一处拐角，一间门店，一方屋顶，从漫漶无趣的街景中无端凸显。有过许多次我才意识到，在南京路独自闲逛的那天，雨雾氤氲的大街竟留下了意外的刻痕，乃至于成为一种不能克服的参照。

7

我给他的最后一份礼物，是我的书。这是一本读书札记，肯定不是他喜欢阅读的书籍类型。但是，这是我的书。我写的文章印成了一本书，这件事足以让他高兴。只有他把这件事看得要紧。家里的其他人，不过偶尔拿这事开开玩笑——他们对虚头巴脑的事不感兴趣。唯有他在乎这些毫无效益的东西。

我确信我对于纸张和书写的嗜好遗传自他。他喜欢写，这件事除了我谁也不知道。我读过他的只言片语。那时候小。多小，记不清楚了。仿佛由于妈跟他怄气，两个人谁也不理谁。家里没有稿纸。他的字就写在不知道要拿来做什么用的红纸上。妈要用那些红纸，才看见上面写了字。妈识字，完全可以阅读。但她根本不理会他究竟写了什么，只是因为他破坏了她的红纸而变得更生气。她看着那些写满了黑色毛笔小楷的字，开始咬牙切齿地诅咒。我拿过那些纸看了看。只记得其中有一首减字木兰花，其中有“山长水远，遮断行人东望眼”的句子。当时不知道是他抄录的，我看着那些意义晦暗的话，着实有些忐忑。显然，那些话是写给妈看的。可是她只看见了被字迹占满因而不能使用的纸张，他写了什么她根本不在乎。妈生起气来说话特别刻薄。每看着她那个样子我就忍不住自疑，我是不是会得这样的遗传。

回顾中的往事边际漫漶。仿佛那些细节不曾发生过，而是我的虚构。细节影影绰绰，如在雾中。每次投入其中都会不胜恍惚。想要把握往事的手指伸向过去，手指便被时间吞没。噢，我真的触摸不到，看不清楚，听不见……一切竟如想象。

他们俩，太不一样了。妈是个十分实际的人，柴米油盐之外不知还有他事。而他喜欢的事全无用处。他擅长的都是和自己的身份不合拍的东西。因而妈经常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他怎能不知道？只不过命运紧赶慢赶，偏偏把他赶在了一个不适合他的角落。爷爷只给了他三年的时间读书。要怎样的聪明剔透，才能以三年时间，完成小学和初中的全部功课？但他还是辍学了。爷爷局面小到了令生活难以为继的地步，家里需要他执事。是不是因为太了解那种不得伸张的委屈？他一生执意坚持的头等大事，就是要给足每个孩子读书的机会。在升学率低到不可思议的豫北，他的五个孩子全部上了大学，姐姐读英语，我读中文，妹妹读医科，两个弟弟一个读计算机通讯，一个读商业营销。

往事直如雾幔。他的一生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我不了解。我所记得的只是他偶尔发出的叹息。那些如石在顶的长叹里面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骨血相承，但我们依然是隔膜的。我不知他，一如他不知我。他以写书为荣耀，但他也不知道我的书中，藏着怎样的长叹。

8

上海的每一所高校，都有很像样的交谊舞厅。复旦当然也有。每到周末，校园里大大小小的舞会有两三处。遇到圣诞节、元旦这样的节日，则是通宵舞会。

舞池对我而言是神秘的，每次踏入都恍兮惚兮，如入仙境。对的，尤其是快步华尔兹，被一个恰当的舞伴带着旋转，顺时针，转啊转，那是雾气氤氲的感觉，轻飘、失真。对音乐节奏的敏感连我自己也吃惊。三步四步，快步中步慢步，稍微试一试就好了。唯一的麻烦也在这里。我太敏感于音乐节奏本身，喜欢跟着节拍跳，倘若遇见乐感迟钝的舞伴，那就几乎跳不了。男孩们也受不了一个女孩在跳舞的时候太主动。他们喜欢的是轻盈而绝对被动的舞伴，怎么带就怎么跳。你要跟着我，我不止一次被如此告诫，你要跟着我的节奏，别管音乐。啊，我做不到。有的大仙硬是能把三步带成四步，把快三中三换成慢三，把快四换成慢四。这样跳对我来说等于受折磨。我只好拒跳。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舞池，让我知道并且一直无法淡忘齐秦、吴涤清、王杰、姜育恒这样一些名字，还有那些小忧伤的句子：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

最美妙的一次跳舞，是在复旦隔壁的财院。那天是什么节日，忘记了。财院的通宵舞会破天荒请了乐队全程伴奏。协奏之外，许多曲子是铜管独奏。嘹亮的乐曲声里，我遇到了一位最恰当的舞伴。男孩姓陈，名字里带一个德字。因为他自我介绍后又补充了一句，啊，缺德的德。一袭白色衣服，看上去魁梧，却又不太高——他带着我在舞池里旋转的时候，我在心里暗暗叫好，是的，男孩长到这个高度刚刚好，再高一点就过分了。乐感十分好。从来没有一个舞伴带舞带得如此好。他的手简直是乐队指挥的手，所给的每一个提示都清晰而准确：前进，后退，小步，大步，顺时针，逆时针……啊，连续逆时针，三圈，再三圈。那才是真正的跳舞，和跳舞这个名称相称——不是在舞池里踱步，不是在舞池里敷衍，不是在舞池里建立友谊，不是在舞池里眉目传情，而只是跳舞，只是旋转，旋转，旋转……像神仙在云朵里飞。这默契他也感觉到了。一整夜的萨克斯，小号，黑管。一个通宵，一曲不落跳到最后。从开场曲《不浪漫的罪》到结束曲《友谊地久天长》，彼此都没有换舞伴。

那支歌，舞会最常使用的结束曲，它的名字只是转译。那首来自苏格兰民间的歌谣，原意是“逝去已久的日子”。我也想不到，一场舞会给我的印象竟会如此之深，以至于“很久以后”，今天，此刻，我还能清晰地记起那个“逝去已久的日子”。曾经伴随舞步的歌曲有如预言：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

9

那天浓阴不雨。天色灰沉，一直灰到地面。三周年的祭奠仪式隆重胜过殡葬。但这仪式的枝枝节节，却是杀气腾腾的架势。我是家中次女，最无关紧要的角色，对一应安排无权置喙。唯一必须做的是守灵。从早到晚，我就坐在灵堂窗下的沙发上抽烟。这个烟缸是他留下的，简陋得很，我总想在抽烟的间隙把烟架在烟缸上，但这只烟缸没有凹槽，一支烟放上去不能两头悬空。我想到他的坟头去祭奠，但这是不合规矩的。除非我自己偷偷去。

妈一直念叨的不是父亲，而是天气。她担心下雨，纸糊的荆楼会在送往坟地的路上淋坏。家乡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成见，大致是说，若亡者一生积德，那殡葬和周年这些忌日就会遇上晴天。但是妈担心的不是这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的麻烦。她不关心什么传说。按照农历，父亲的三周年忌日正赶在芒种前后。到时候麦子就黄了，在满是麦子的坟地里不敢烧纸祭奠。按照她的意思，父亲的三周年忌日提前了两个月。施行祭礼的日子就是天降暴雨，与父亲的德行也毫无关系。天色浓阴不雨。时近清明，雨随时会来，但直到出荆，也终究没有来。

按照三周年祭奠程式，这天一大早，全族人加上至亲戚属，要到坟地迎荆。大弟弟作为长子，要抱着父亲的牌位，独自到坟地请父亲回家，其余族人亲戚则跟着荆楼从家里出发，走到村头停下，等那作为长子的人抱回父亲的灵魂，放到荆楼之前的供桌上，迎到家里，受众人祭拜，午后送回坟地，与荆楼纸钱一并烧埋。

迎荆路上的一来一回都在上午完成。这期间所有的路祭都是自发的，主家只安排乐器吹打，不照会任何人，所以路祭有多少，全看人们对亡人的心意。但凡有路祭，荆楼供桌便暂时停下，子侄媳孙须跪地叩首，以谢宾客。这一趟不足三里的往返，用了足足三个小时。一场全村出动的祭拜，家家户户，几无空缺。我的左膝本有伤痛，这一路跪叩，如跪针毡。疼都集中到了膝盖上，心里反倒木然。我应付着三步一停、五步一供的祭拜，沉默，听着姐妹弟媳们低声感叹父亲的好人缘。到底我还是不像他。他的担待宽让，在我这里竟滴水不见。又或者说，我比他经历的人事稠密凶险得多，我心中与生俱来的厚道，因为一路上少有滋养，故而早就磨灭了。这些前来祭拜的人们，有许多都受过他的帮助，事务上的，或钱财上的。但父亲在世时，许多人并无谢意。父亲的宽厚和帮助，也没有使他们在为人处事中多一点点担待体谅。他们照样争抢，睚眦必报，坑蒙拐骗。我跪在地上，掂量着这最后的祭拜中暂时萌生的诚意，稀薄的感动后面是牢固的灰心。

午后，天上终是落起了毛毛细雨。细雨若有若无，落在衣服头发上，是一层雾，远看去，也是一层雾。好面子的小弟有一大帮兄弟。他们带了满满一车爆竹，一定要从家门口一路燃放到父亲的坟头。三周年送荆的时候放鞭炮，叫烟花铺路，意为给亡人开路，给亡灵一路排场。这意外的安排，我们都没有反对。父亲是好排场的，得这么一场隆重送行，他该是喜悦的。鞭炮一路震响，略无间断。送行的路上依然祭拜者不断，我们走得很慢。鞭炮也断断续续燃放了一个时辰。送荆队列经过的大街上，空中硝烟弥漫，地上铺满大红的鞭炮碎屑。我们伏地跪叩，双手双膝都成了红色。父亲该是满意了吧。他一生期待的虚荣，在这个上万人的村子里第一份全程烟花铺路的送行，他该是满意了吧。

这一场寻常没有的轰轰烈烈，是最后的一送。从此以后，除了一年之中例行的鬼节，再也没有任何仪式，是和他相关的了。这天降的雨雾，和一路燃放的爆竹的烟雾混合成了蜿蜒的雾幔，在这个村庄上空，久久不散。唯有偶尔从这雾幔中醒过神来，我才能听到送行的吹打之声。不时响起的大鼓震耳欲聋，唢呐的呼号撕心裂肺。

本文选自《向度》12期

鱼禾，女，现为郑州市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作家高研班学员。有散文集《摧眉》《相对》《私人传说》，长篇小说《中度悲观》，读书随笔《非常在》等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及专栏散文若干。散文《驾驶的隐喻》获第11届十月文学奖。